大学的第二个学期，大伙都正常些了，到星期六的晚上，我们打牌。

说我们这终生不会忘的牌前，先得介绍几个人，其中四个是我们寝室的,几乎每场必到的选手。

宋“献策”，我们通常叫他叫宋伙子。和刘伯承是老乡(一个县的)。高高的个，阳光的脸，兰球打得不错还跑得快。我，没唱着秦腔入川，书生的里子打过铁的身子。我和宋伙子睡“高低对面上下床”，我睡高他睡矮。我俩最爱较劲：他说他跑百米能让我十米（我的最好成绩是13秒8），我不服，提裤,下床,上田径场 “月下赵云战马超”。一番拼搏，两番冲刺，结果我还是输给这“不睡觉的兔子”。我还安慰自己：就当中国冠军输给世界冠军吧。肚子里给他撂上一句：这狗SOME的宋，哈哈,阿Q精神不死。

有一黄昏，晚饭后小歇，从下向上从低向高传来川幺喝：“买川桔了”，我和宋，正各躺各的床，但讨论起肚子和桔子的相互作用问题。我说：我这 “秦肚”至少能装十斤川桔；宋说：那先得看怎么装？我说：怎么装?一分钟装一个地装。他，算了一会说：那你的秦肚最多只能装七斤。于是一场伟大桔赌就开始了。条件很合理：如果他输了，他付钱；如果我输了，我付钱。下楼，买桔，买回十斤江津大甜桔（才两毛五一斤!好像二三十来个，好像我在买桔现场？）。我们寝室的另三条好汉：张献忠（本打算借张学良的名用用,怕少帅后人跟我打官司），邓世昌（总不能用邓贵大吧？），黄科主（用他现在的省级职称），加上宋伙子坐在桌子的一边；我，伸伸胳膊深深呼吸，沉沉气松松裤，像朱元璋那样坐在桌子的另一边。随着“开始”：他们四个开始紧着忙活，我也跟着忙活，他们手忙，我嘴忙。刚开始,我左手接桔，右手桔入口（比较适合拍照）。那一瓣瓣的桔子，一汪汪的桔汁,走进我的嘴，流进我的嘴，趟过牙床穿过喉，股股清清入肚皮。还是哥儿们 供奉的，那感觉，真他什么的“一个人，四个叉”。爽，太爽。就像刚刚打倒四人帮。“好花不常开”，太好的事难持久。大概吃到近二十吧？我手慢了，嘴慢了，心里还在学着泰山顶上的一青松，但肚子着实不行了。“我哭豺狼笑”，他们四个把剩下的“我付钱的桔子”一骨脑地全包圆了。完事后，我们一起唱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去图书馆“占坐”。路上我想，我一天乡没下过，也没 用自己熟悉的我肚实践过“能装多少桔子”这真理，还不记着毛主席的话：“卑贱者最聪明”。宋，县城来的，虽不是农民，但熟识农民，还把“秦肚能装多少川桔”算得就像林彪说毛主席“八九不离十”一样。他后来是我大学时的克星，还抓过我好多次“大声告诉世界”的戒烟宣言后而又忍不住偷偷抽烟的“现行”。哎，他要是我老婆，我早死了。还好，他只是我“煮面洗碗隔周换”的同吃伙伴。

邓世昌是我们寝室另一条成都好汉，挺拔的身子不大的眼。是我下床的兄弟，加上张献忠（睡我对面的兄弟）的“我们三”，天天一起练“霸的”（BODY），一起练“九重阴杀功”（香港电视剧里的一种功夫）。最先和老邓认识，还是刚进校的头几天的一天，寝室外突然传来雄壮声：“哪个下象棋？”，“哪个下象棋？”，然后呼呼呼走进个看似“豹子头”的老邓。我正躺在上床，看了眼他，说：去找棋：我闭着眼跟你下。我估摸老邓那一刻一定气了个半昏。不一会，老邓就提着棋，迈着张飞步杀到我床下的桌，嘴里还说着：咯老子的，卷卷袖子扩扩胸，摆开决战的架式。另一屋的南京小吴来帮我操刀，我在床上背着身闭着眼地“炮二平五”，“马二进三”。“嘁呖咔嚓”宰了老邓两刀。老邓撂下一句“咯老子的”，从此好像不再找人下棋。后来寝室调整，他成了睡我下床的兄弟。因为我俩同床，所以有太多的段子。老邓体型威猛，身板硬郎，虽不玉树临风，但也像“什么山上的一棵松”。不过我老觉得他好像动作有点不太协调，走路时好像两个肩膀常常不在一条水平线上，打蓝球时也有点什么。不过，邓的剪式跳高可是给我们班在系运动会上拿过分的。他还能从地上躺着像李连杰那样仅凭腹肌的力气可能还加点屁股力就能平地“拔葱式”站起（现在还行否？）。站起后，通常是抖抖肩，看看我，再看看左右看看自己的肩，让我羡慕不已，赞叹留在肚里。我俩常常一起拿着碗去食堂，途中他老发现中文系某女看我眼神不对，而我则常发现他“斜眼瞄校花”，我看不着我自己。那会，那么年轻，谁不想看美女？大学毕业后，他在天津，我在北京，有一阵他不顺心，我倆好几次在钓鱼台旁的玉渊潭，一个小船两条汉，荡起双桨，好像没歌唱。（他现在是个外国公司在中国的总经理，打电话给我，说他很想我）（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