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春秋》  2004 年 1 月 15 日    总第 45 期   http://maostudy.org

        毛泽东论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

水陆洲

　　叁、排除各种干扰把革命引向胜利

　　（一）批判《海瑞罢官》，批发《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1、批判《海瑞罢官》，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随着文化领域各界的学术批判逐步深入，一九六五年初，在毛泽东知情的情

况下，江青在上海组织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经毛泽东批准于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由上海《文汇报》发表。这篇文章把《海瑞罢官》中所写

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指出“退田”、

“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焦点，《海瑞

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后来，毛泽东指出，《海瑞罢官》

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中共中央书记处对这篇文章采取了“慎重”态度，《人民日报》十一月叁十

日才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加了经周恩来修改的按语，强调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

，“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

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随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深入开展，很快就

发展成为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文化革命运动，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这是不是深文周纳，实行新的“文字狱”？一九七六年以后，发表的许多为

《海瑞罢官》翻案的文章说明，当时吴□写《海瑞罢官》确实是影射一九五八年

批判彭德怀。这正如一九七六年以后，发表的许多为“叁家村”、“燕山夜话”

翻案的文章说明，当时邓拓、吴 □、廖沫沙等人写“叁家村札记”、“燕山夜话

”，确实是针对一九五八年开展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这也就证

明，毛泽东当时的政治判断是准确的。毛泽东站在基本上肯定一九五八年的总路

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立场上，当然认为《海瑞罢官》、《叁家村札记》、《

燕山夜话》等作品是反对“叁面红旗”的，因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2、处理“罗瑞卿事件”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对兰州军区的一个报告作了批示：“那些不

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

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警惕。”

　　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

议。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任意罗织罪名，诬陷罗瑞卿“反对

突出政治”，“篡军反党”，对罗瑞卿进行突然袭击。罗瑞卿因此被调离了军事

领导岗位，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

　　一九七一年“九。叁事件”后，毛泽东说，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

犯了错误。“罗瑞卿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也不简单是事实没有搞清或

听了一面之词。毛泽东对罗的看法，与对以刘少奇、邓小平为核心的一线领导层

的看法有密切联系，这个时候撤换罗，也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总布署中的

一个关键性的措施。换了总参谋长，就解决了一个兵权的具体实施的问题。

　　3、批发《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江青由上海到苏州，同林彪谈文艺革命问题。

　　二十二日，林彪给总政治部下达批示：江青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

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在思想上、

组织上认真落实。

　　二月二日至二十日，江青根据林彪的委托，在上海邀请刘志坚、谢镗忠、季

曼村、陈亚丁，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座谈。会后，写出《林彪委托江

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认为，文艺界在建国后，被一条

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

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叁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

实”论、“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

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

，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彻底搞掉文艺界的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得再斗争。这一场艰巨、复

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才能完成。

　　《纪要》由林彪转中央军委批准，再报中共中央，四月十日以中共中央文件

下发。

　　这个纪要经毛泽东叁次修改：第一次，叁月十七日以前；第二次，叁月十七

日，“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

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

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第叁次，叁月二十四日，“各件都看了，都同

意。只在《纪要》内的几处，增加少数文字，或者改了几个字。请酌定。现在原

件退还给你。”四月一日，又在彭真送审的中央转发这一纪要的指示稿上写下批

语：“已阅，同意。退彭真同志。”修改的主要内容有：

　　（一）“此件（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未经本人看过，据说本人还要

研究修改。”

　　（二）“搞掉这条黑线以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叁）“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

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

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

个决定以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四）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

　　（五）“叁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

了叁十年代后期”，左翼的某些领导人“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

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

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

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

　　（六）“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是一定要用

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七）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

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八）文艺批评要“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

　　（九）“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

”而我们要坚持的是“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

　　（十）“以上整个座谈纪录所说的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很明显，《纪要》是以江青的名义，借助林彪的地位和部队文艺工作者的作

用，对十七年的文艺工作路线作了一个总的检讨。《纪要》是毛泽东从一九六四

年以来对文艺工作的一系列批评的深入展开、系统说明和详细注释。

　　在当时看来，即使不是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尽管可以理解毛泽东的“恨铁

不成钢”的心情，也会觉得这些批评似乎过于严厉了。现在事情已经过了二十多

年，看看这二十多年中国文艺工作发展的情况，不能不让人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

投地。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就深刻地觉察到文艺界存在的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暗流，如果不狠狠地抓，发展下去将不可收拾。文化大革命就是以这一领域作为

突破口的。由于江青等人的错误，伤了许多好人，所以在一九七六年以后，就被

人利用，全盘否定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错误的批评，从而为文艺领域里的

资产阶级自由化大开了绿灯，以致发展到今天，从整体上来说，已经陷入了修正

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泥坑。（一九七六年以后，中央提出的一些口号并不错，但

很少实际贯彻，如赵紫阳，就是打着“无为而治”的旗子，并且起用王蒙当文化

部长，所以，它起作用的范围极小。）

　　（二）批判《二月提纲》，发布《五。一六通知》

　　一九六四年七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设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彭真、

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组成，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负责文

艺界的整风事宜。

　　一九六六年二月叁日，文化小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学术批判中出现的

问题。会议讨论的结果整理成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二月提纲》提出，

要坚持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叁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

，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

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不要“不准革命”等等。

　　二月五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

　　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等专程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问了

一些问题，没有说同意发表，也没有说不同意发表。

　　二月十二日，中央将《二月提纲》批发全党。根据提纲的精神，中央宣传部

不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对《海瑞罢官》从政治上进行批判的文章。

　　叁月二十日左右，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在解放后

，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

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吴□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

。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

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

‘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

　　叁月二十八至叁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叁次同江青、康生等人谈话指出：“北

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

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

；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吴□、翦伯赞是学阀，上

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并点名批评邓拓、吴□、廖沫沙担任写稿的《叁家

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各地应多出一些

孙悟空，大闹天宫”。

　　四月一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草拟了一份《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

　　四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在北京

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决定成立为这次

会议起草文件的小组（包括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在内的八人）在周恩来

、邓小平、彭真及中央书记处的主持下，由陈伯达负责起草《中央关于撤消〈文

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

　　四月十二日，这个《通知》稿由周恩来等人从北京报送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

。

　　四月十四日，毛泽东对《通知》稿作了一些修改，并写信通知江青：“送上

北京来件二份，请你们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请康生、伯达诸同志于今日或

明日去上海同你们共同讨论一次，然后由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来此地

作报告，最后定案。”同时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通知他们：“四月十

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请康生、伯达同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组同

志于今天（十四日）或明天去上海，同上海的同志商量一下文件问题，然后请康

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或十七日上午来此地。你们可于十六日来此。各中

央局是否要来人，请你们酌定。”对文件“有一些修改，请斟酌。送恩来、小平

、彭真、康生同志。”

　　毛泽东对这个稿子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不仅要撤销《二月提纲》，而且要“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二） 《二月提纲》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及其他一大

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

，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叁） 针对《二月提纲》所谓“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指出：“无

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

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

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

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

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史，根

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

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

、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

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

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

么平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

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

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

系等等。”

　　（四） 针对《二月提纲》所谓要有破有立的说法，指出：“不破不立。破就

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

　　（五） 针对《二月提纲》所谓不要武断和以势压人的说法，指出：“其实，

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

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

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六） 针对《二月提纲》所谓要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

机构批准的说法，指出：当时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

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

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出许多清规戒律，实际上是给运动设置重重障

碍；而“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刊

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曲、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

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

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什么地位了。”

　　四月二十叁日，毛泽东在《对高教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的

批语》发出号召：“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有参加到文化

革命运动中去。”

　　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五月四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出席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有：

　　（1）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要解散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

北京市委、要“大闹天宫”的一系列意见，介绍中共中央《通知》稿起草的情况

。

　　六日，张春桥作主要发言，系统地介绍彭真、陆定一等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以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

　　（2）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进行揭发批判。

　　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江青组织的写作班子]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

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擦亮眼睛，明辩真

假》

　　十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载姚文元的文章《评“叁家村

”──〈燕山夜话〉、〈叁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的报告，中央在批语中

说：罗瑞卿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

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二十叁日，作出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

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撤消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

职务，撤消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

　　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

。关于陆定一，文件指出，他与其妻严慰冰写“集中攻击和辱骂毛泽东同志最亲

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的“反党反革命的匿名信”有“密切牵连”；“

把活学活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骂成是‘实用主义’、‘庸

俗化’、‘简单化’”；“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立场和观点同彭真完全一

致”。关于杨尚昆，文件指出，他“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

”。同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真、罗瑞卿、陆

定一、杨尚昆反常集团”的问题。

　　（3）五月十六日，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

　　五月十八日，林彪在全体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说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

　　五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叁日，会议批判朱德，把朱德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是马

列主义顶峰的意见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这种批判当然是错误的，毛泽东一

贯反对类似的说法。）

　　五月二十六日，刘少奇发言，作了自我批评。

　　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

　　《二月提纲》与《五。一六通知》的对立，实质上是发动批判与反对批判的

对立，或者说，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与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对立。当时，毛泽东要发

动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各种言论、作品的批判，而当时处在一线以刘少奇为代表

的大多数领导人，都反对这种批判，也就是反对毛泽东所坚持的文化革命路线。

这是两条尖锐对立的路线的第一次交锋。这个时候，毛泽东原来提议成立的“文

化革命小组”及其拟定的《二月提纲》，已经成为他推进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障碍

。毛泽东要坚持自己的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就必然要批判《二月提纲》，撤

消“文化革命小组”。但是，毛泽东还不打算与刘少奇摊牌，当然就拿作为“文

化革命小组”的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作耙子。

　　（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炮打司令部》

　　四月份，毛泽东发出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有参加到

文化革命运动中去以后，大中学校的广大师生就开始积极行动起来，投入文化大

革命运动。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 、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

、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校内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

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说，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要“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

义分子”。

　　《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五月二十七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

第十叁期登载了这张大字报。（据说，康生把它密报在外地的毛泽东）

　　五月二十八日，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紧、张春桥。

　　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

红卫兵

　　五月叁十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说，两个月来，《人民

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由于报社编委会不能改变目

前的局面，许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去。我们今天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

，在陈伯达的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

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叁十一日即进报社工作。当日，毛泽东批示：“

同意这样做。”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授意、修改和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

鬼蛇神》。同日，毛泽东在刊载北京大学哲学系大字报的简报上批示：“康生、

伯达同志：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

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同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

了这张大字报。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这张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

大的一张大字报》。

　　六月初，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北京市的大

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

　　六月叁日，中央拟定了八条指示：在运动中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

，“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

围黑帮住宅”等。

　　此后五十多天里，各地都采用了派工作组的办法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

　　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毛泽

东批准的北京新市委的决定：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文化大革

命，代行党委的职权。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文章《撕掉资产阶级‘自由、

平等、博爱、的遮羞布》，不指名地公开批判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

　　六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

皇派？》

　　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各地部分青年学生响应号召，起来造反。北京和全国

一些大中城市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仿效北京大学等校的做法开展文化大革命

。

　　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发生批斗干部、教师四十余人，出现了抹黑脸、戴高

帽、罚跪、打人的所谓“六。一八”事件。工作组发现后立即制止。

　　六月二十日，刘少奇批转北大工作组处理这一事件的简报，指出：北大工作

组处理乱打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

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此后一段时间，在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都发生贴大字

报、批斗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的现象，称学校的党政领导干部为“黑帮”、“叁

反分子”，称一批教师为“牛鬼蛇神”。与此同时，派往各学校的工作组，又在

这些响应号召起来造反而发生过火行为的学生和教师中，大抓“右派”、“叁反

分子”。在一段时间内，文化大革命似乎“纳入正轨”了。

　　现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着作，很少涉及这一事实。然而，文化大革命初期，

各级领导机关派出的工作组，在学校以及一些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抓右派、叁

反分子，这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六月十五日，毛泽东离开杭州以后，在

韶山的滴水洞住了十几天）

　　七月八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

出来不可。”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回京后即听取了康生等人关于工作组

的汇报。

　　七月十九日开始，刘少奇主持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汇报会。

　　这期间，毛泽东指出：“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

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又

指出：“‘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

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

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要中央一些领导人以及江青等人到各学校深入群众，

进行调查研究。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到一些学校鼓励群众造反。江青在各种

集会上代表毛泽东向大家问好。他们的讲话迅速传遍全国。

　　七月二十叁日下午，刘少奇等在汇报会上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

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现在谁也没有经验，新工

作拿不出章程，对工作组是帮助问题而不是撤换问题。工作组不能不要，人不要

那么多是可以的。

　　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谈工作组问题，指

出：“要撤掉工作组。”

　　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又指出：工

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七月二十七日至叁十一日，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

　　七月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并说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七月二十八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并送上《论无产阶级的革命

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

　　七月二十九日，北京市委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

分子大会。刘少奇在会上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也不晓得，我想

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此后全国都撤销了工作组。造反的群众和支持他们的干部受到极大的鼓舞。

　　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八月一日，毛泽东在《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中指出：“两张大

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

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

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

，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

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

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

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

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

自己不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八月一日，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插

话中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工作组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

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八月四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这是镇压，是恐怖

，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八月五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在五十

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

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

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

产阶级的威风，来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同日，他还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中加写了一个批注：“危害革

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

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八月七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八月八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决定》。

　　这个决定的初稿是从七月中旬开始起草的。第一次草稿于七月十六日送毛泽

东审阅，二十一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过，很好，工作组开一二次会，然后经

常委扩大会议（有各中央局及上海、北京两市负责同志参加）开两叁天会，讨论

通过，即可用中央委员会名义公开发表。以在八月一日发表为好。后两叶有点修

改。”第二次草稿于七月二十六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当即作了批语：“七月

二十六日修正稿。供讨论用。”第叁次于八月叁日晚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当晚

批示：“改得很好，可即印发。”第四次于八月七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当即

批示：“《决定 》中‘无名小卒’，以改为‘无名青少年’较妥，请酌定。”“

同意修改之处。在第十页上改了几个字，请酌定。”其中有几段话后来被认定是

毛泽东的语录：

　　（一） “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

，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二）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叁）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

校的现象。”

　　（四）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

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

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五）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八月十日，毛泽东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庆祝《十六条》发表的群众说：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八月十二日，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

、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委员（按选举结果排列中央常委名次）。全会十二日通过了公报。这个公报，

毛泽东于八月五日、九日、十一日作了批改，修改的主要内容有：

　　（一）“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所进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正在

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活动。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貌似强大，实际上是

很虚弱的。从长远看来，他们都是纸老虎。”

　　（二）“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

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

　　八月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在闭幕会上指出：“中央主

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

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

这个决定的。”“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

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

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

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改组，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我

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

常现象。”

　　《历史决议》说，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

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

，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

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

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

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

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

　　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线领导，派工作组到学校，学生出了一点格，就抓右派

、叁反分子。毛泽东则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不准群众起来揭露党的阴暗面，就是

镇压群众，就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来，两条路线的斗争就进

一步尖锐化。毛泽东要坚持发动文化大革命，就必然要制定一个开展文化大革命

的章程，使全党、全国都有所遵循；就必然要改组中央的领导机构，特别是改变

分一线、二线的中央领导体制，以保证中央制定的文化大革命的章程能够顺利贯

彻执行。为此，毛泽东就炮打司令部，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改组中央领

导机构，撤消刘、邓领导体制，建立林、周领导体制。林、周领导体制与刘、邓

领导体制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刘、邓换成了林、周，而且在于林、周领导体制

是不再划分一线、二线的领导体制。因而，确切地说，应该是毛、林、周领导体

制。但是，事实上，林彪并不能真正参与领导，因而，实质上是毛、周领导体制

。但是，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仍然有如分一线、二线时期那样，很少亲自主持或

参加政治局会议，中央日常工作完全由周恩来主持。与刘、邓领导体制相对而言

，又可称之为周恩来领导体制。这怎么能说是以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

集体领导呢？

　　《历史决议》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为继续

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

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

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这段话的目的，无非是要把周恩来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分开，把周恩来说成是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历史岂能任意篡改。毛泽东

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领导集体去具体执行的，周

恩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功勋不容任意抹杀。 

　　八月十八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

众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生

和教师。毛泽东在同林彪谈话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

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此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离校进行“大串连

”。

　　八月二十日，首都和各大城市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横扫“四旧”。北京、

上海、天津等地的红卫兵先后走上街头，张贴标语、传单、大字报，集会演说，

发出通令、倡议书，无非是修改名称、改变衣着发型、并到处揪斗他们认为的“

牛鬼蛇神”。

　　八月二十叁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为了贯彻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

于八月十叁日至二十叁日召开）上指出：“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

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县委、地委呢！”“工农兵不

要干涉学生的活动，要文斗不要武斗。”

　　北京和全国各地的一些“红卫兵”和“造反派”得意忘形，把中央的招呼当

成耳边风，采取了一些违法行动，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像、文物，焚烧书画

、戏装，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通令宗教职业者

还俗。进而自行抓人、揪斗、抄家、游街示众。极少数红卫兵甚至私设公堂，滥

施酷刑，打人致残、致死。

　　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文化大革

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

　　八月叁十日，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八月二十九日晚被抄家的情况，请

求毛泽东帮助。毛泽东当即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当即

办理，同时，他还亲笔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领导干部和着名民主人士的名单，包

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

、蒋光乃、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和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人大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

党派负责人，两高（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

　　八月叁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约五十万人。

　　林彪的讲话中强调：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

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周恩来的讲话中强调：要学习解放军的叁八作风，

遵守叁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保护国家财产，造成良好的社会主义新

风气。在斗争中，要用文斗不要武斗。

　　九月一日，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回信说：“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

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九月叁日，毛泽东对傅连章八月二十八日来信批示：“送陶铸同志酌处。此

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

　　九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实现这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

斗。

　　与此同时，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组织工农群众反对造反的学生的事件

。

　　九月七日，毛泽东致信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等人，指出：“青岛、

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

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

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

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

我看是正确的。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

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

　　九月十五日，毛泽东第叁次接见来京的约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并在林彪接见

来京师生大会上讲话的修改中指出：“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五类分子

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

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

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

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

　　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

　　九月十七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审阅过的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

向》中说：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

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

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

　　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国庆大会上第四次接见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约一百五十

万人。林彪在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此后，全国各地展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十月九日，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有各省、市、自治区党

委负责人参加，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进一步排除党内各级干部

的阻力。

　　十月十八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约一百五十万人。

　　十月二十叁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

志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

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

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订和

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

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

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

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

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

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

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

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

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

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

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

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

，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

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

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

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

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

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

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

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

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领导人压制革命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

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

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用农村或工厂四清

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方法去工作，实际

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做阿斗，把工作组当做诸葛亮，结果扼

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

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叁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六月

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

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消工作组、由群众

自己干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的大方向的正确的主张

，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

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

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

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

工作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

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

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反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

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

。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

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

和我两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

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

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

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

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

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

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

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

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

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

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

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

，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

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

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

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

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

。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

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

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叁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

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

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

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

，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

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

干部来自己动手地进行这场革命，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

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

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

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後后，形势

极好，群众普遍运动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

，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号召作用。当时看

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

把这种好的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

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

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

兴。毛主席说这是实行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是一

点也不冤枉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

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

，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

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业，无疑

这对教育和锻炼年轻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

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

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

，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

工作的高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

，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

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但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

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

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

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

的，可以经常地知道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

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

，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

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

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

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

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

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

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

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

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

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

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

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

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

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

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

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

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

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

、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

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

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

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

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后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

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

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

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

，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

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

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

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着

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

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

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

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

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

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

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

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向主席请示报

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

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

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

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

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

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邓小平的这个检讨应该说是比较深刻的，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是

比较正确的。这说明，毛泽东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批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批评，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是完全正确的。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闯了一个祸，

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

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红卫兵

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

十七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

”“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

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

。当然，不能过高要求。”“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

。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

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

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十一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四期发表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革命路线的胜利》中指出：“对于犯路线错误的人，应当加以区分。应当把提出

错误路线的（只不过是一两个或几个人）和执行错误路线的区别开来，把自觉执

行（这是少数的）和不自觉执行的（这是大量的）区别开来，把执行错误路线的

轻重程度区别开来，把坚持错误路线的和愿意改正并且实行改正错误的区别开来

。一般说来，犯了错误路线的同志，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

　　十一月叁日，毛泽东第六次接见外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约二百万人。

　　十一月十日至十一日，毛泽东第七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约二百万

人。

　　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毛泽东第八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约

二百万人。

　　十一月二十八日，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江青、周恩

来先后讲了话。

　　毛泽东在对江青的讲话修改中指出：“事实上，多少年以来，随着社会政治

经济方面新旧斗争的变化，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文学艺术，以与旧的

文学艺术相对抗。就是号称最难改革的京剧，也出现了新的作品。大家知道，在

叁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但要指出，问题不在工

作组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组，依靠原来的领导

人进行工作，也同样犯了错误。也有一部分工作组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

没有犯错误的。这就可以说明，问题究竟在哪里。”

　　江青的讲话中还说：要“彻底揭发、彻底清算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

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和“党内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

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指出：“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

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

陶铸还可以。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陶铸问题，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此前，关于陶铸问题，发生过这样几件事：

　　九月十九日，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被关被斗而逝世。经陶铸批准，新华

社于二十一日播发了公告，天津组织了有五十万人参加的追悼会。毛泽东指出：

这实际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十月十七日，中央宣传部废除了十六日发下的为毛泽东第五接见红卫兵而拟

定的“标语口号”，另发了一个“呼喊口号”。后者删去了一些文字如“以毛主

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首都叁司”立即起来造反，提出“谁反对毛

主席就打倒谁”。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了“首都叁司”提出的口号。

　　十一月二十七日，关锋给江青写信，揭发陶铸的问题。他说：“陶铸同志到

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同志

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信中还列举了七条

事实建议中央“密切注视，加以考察。”江青把这封信转给了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

重造反兵团”时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

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

　　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文化大革命运动迅猛发展：从学

生来说，一方面是广大的学生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要造反

、要批判；另一方面，又发生了一些学生乱反、乱批、乱打、乱抓的现象。从领

导干部来说，一方面，是要执行中央的指示，积极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另一方

面，当学生们冲击到自己头上时，又加以抵制，有些人甚至挑动工农斗学生。当

时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运动仍处于发动群众的阶段，一方面，在干部中，

仍然要强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

己；另一方面，在学生中，也要教育和引导群众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绝对不是

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对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的知识分子

，一方面，要引导他们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运动，接受教育和经受考验；另一方

面，对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和高级的知识分子，积极采取保护措施。但是，毛泽东

的这些意见，在实际斗争中遇到来右的和极左的思潮的干扰。而且阵线很难划清

楚。以陶铸来说，他到底是反对极左，还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在实际斗争中，这

个界限是很难掌握的，也是很难划清楚的。当时有许多人说自己只是反极左，可

是在一九七八年以后，又说自己当时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当时江青等人认为

陶铸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现在一些人也认为陶铸当时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如

此说来，当时把陶铸撤下去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