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遮藤

　　高级干部应当用雅量和诚实回应批评

　　薛洋

　　“无知”、“偏见”之类，过去多见于我们回应西方的批评，近几年倒也不多见了。因为这类批判式用语，源于我们过去长期的二元对立、剑拔驽张的政治斗争，是封闭时代的产物。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信息时代的到来，思想意识的多元交流越来越频繁、快速，即使是西方媒体的报道有所偏颇，也可能是角度不同，理解不同，甚至可以是“误解”，但绝不是“无知”。另外，随着中国大国形象的树立，与国际社会的沟通，也越来越需要在理性、平和和负责任的基础上进行，所以这种非黑即白的大批判式语言，也远离了官方话语，这无疑是一种进步。著名的“反华人士”洛佩西访问中国，与中央领导坦诚交流，就是这种进步的最好说明。

　　但这并不能说明，这种宽容、理性和平和已经贯彻到我们对外工作的方方面面。进入到21世纪，我们的很多省部级高官，大多成长于文革时期，文革那种大批判，非白即黑的二元对立思维，还在极少数一些人头脑里残存着。这种思维的最大特点，就是动不动就上岗上线，张牙舞爪，虚张声势。见到不利于自己的观点和事物，就被阶级斗争的潜意识所左右，如临大敌，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否则如梗在喉，寝食难安。

　　最近，某部部长就以此态度回应了外界的质疑，结果引起哗然。西方某媒体质疑某部今年“一次批了90多个‘两高一资’的项目”，该部长没有直接回答有没有这回事，而是以“2008年，我们卡住了156个高污染、高核能的项目”说明西方媒体的“这种炒作不符合事实，不是无知，便是偏见。”

　　这里且不论部长王顾左右的回应所显示出的不诚实。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自我实现的预言”，是说如果你如果整天都用“无知”、“偏见”这样的概念去看待批评，最终被“无知”、“偏见”所包围的恰恰是你自己。你不能理性、客观地对待别人，别人也最终也无法理性、客观地对待你。

　　一个人的遣辞用句常常会深刻反映其个性，尤其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动辄代表中央政府部门以“无知”、“偏见”面对批评，不仅无助于厘清问题的是与非，映衬出个人的偏狭，更显示中央政府部门没有雅量，对于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和维护，也是有害无益。

　　面对批评和质疑最好的办法，一要有雅量，二是要诚实。

　　雅量很重要。对方越偏执，越要有雅量，以雅量衬托对方的偏执，高下立判，不用多说，你就立于不败之地。纵然工作中有所失误，只要始终保有这种雅量，虚心听取意见，宽容对待批评，社会大众自然会理解和支持。相反，你越是搞那种“千古罪人，遗臭万年”式的大批判，甚至对人进行人格贬低，就越容易显示出你自己的非理性和不文明，反而容易失去道德制高点和政治上的从容。中央要求做学习型干部，这学习的头一条，就是要虚怀若谷，针对自己的不足，去解决问题。

　　外界的批评，正是我们找到自身不足的一条捷径。面对批评用“无知”一言蔽之，不仅失去了认识自身不足的机会，还显示出自己的自大，反而为对方的批评进行了背书，进一步失去社会的信任。西方媒体在社会监督方面比较成熟，可能会有偏颇，但绝不会无知。一个“无知”，并不能让对方万劫不复，也打消不了公众的疑惑，徒增回应者的狭小与偏执，有损党的高级干部形象，对党和国家的形象都不利。

　　诚实更重要。外界的批评，肯定有因不了解情况而导致的误解，最好的办法就是开诚布公地沟通。误解越深，越需要真诚的对话，善意的交流。说实话，外界对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很多应当让社会知道的信息我们没有公开的习惯。虽然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政务信息公开，但我们的一些部门，就是置若罔闻，中国人想知道自己一些政府部门做的事，反而往往需要从国际上获取。西方媒体左打听右打听，听说了一些事，报了出来，造成了政府的被动和社会的不信任。而且通常外面的“传言”往往很奇怪地被我们的一些政府行为给证实了。越是回避，越是不理性，造成的误会就越深，最后整个受损的是政府的国际形象。更何况我们的工作确实在某些问题上有待改进之处，该部门一些低级官员已在媒体上承认“至少地方上存在滥用绿色通道的现象”。

　　真诚地是检视自己的工作，用事实去“以正视听”，是沟通的不二法门。但若一方面以“无知”、“偏见”之类显示了自己的无雅量，同时又用答非所问显示了自己的不诚实，用过去的成绩来掩盖今天的缺点，这样的辩驳，不仅无力，惹人齿笑，更因为不诚实而失去社会的信任，加大政府部门与社会之间的误解。

　　对不同意见者的不黑既白和情绪化处置，究其根源，其实是中国文化中相对缺少人性宽容和中国政治史上千百年来你死我活残酷斗争的反映。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今天，这种风气断不能长。如果高级干部都带头不理性，用“无知”、“偏见”反驳质疑，那比他级别低的干部，如厅级、处级、科级及一般工作人员，只能是一级比一级更不理性，甚至发疯。你都骂人了，那下面还不打人啊。

　　这方面，我们的高级干部，应当真诚地向胡总书记和温总理学习，真诚地“入脑”学习他们理性、宽容、和而不同地处理国际事务的精髓。在中美两国政府的积极努力下，特别是中国政府不计前嫌，以宽容大度的心态，主动伸出善意和解之手，促进一向置喙中国的佩洛西议长的访华，达成了双方的良性互动。这在中国现代外交史上就如何对待自己的“政敌”开了一个良好而又文明的先河。

       原载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