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3.26-1950.12.2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也是学界公认的自由主义思想家。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1918年组织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1926年冬回国后先后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病逝，时年55岁。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摆脱故纸堆的束缚，提倡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一生著述丰厚，对新文化建设、历史学新领域的开拓、新教育思想的提倡等均有卓越的贡献。他又是一个坚定反共的学者，他的许多错误且反动的言论也是在研究中无法回避的。因此，不以政治歧见来评判像傅斯年这样的历史人物，把应该属于傅斯年的还给傅斯年，客观、公正地评定其在历史中的地位，这理应是治史者的原则和本分。 

     尽管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已经出版了傅斯年的两部传记和一部选集，然而对中国大陆的知识阶层来说，傅斯年(1896—1950)恐怕仍是既熟悉又生疏的名字。近代中国有几件大事是广为人知的，但这些大事与傅斯年的关系，知道的人却不一定很多。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史、史学史、教育史、学生运动史和政治史，他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由于海峡两岸的多年阻隔，内地人民(特别青年)对傅先生知之不多，首先，傅斯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曾是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的重要领导人。在短暂的55岁一生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如果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傅斯年他的教育生涯的顶峰则是把一个颇为混乱的台湾大学整顿、引导进入正轨。有学者说：“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维护学术自由、教育独立是傅斯年的教育思想的核心。大学工作必须以学术为中心本来是办大学的常识，但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维护这些原则是非常艰难的。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肆意践踏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制度，不断出现逮捕师生现象。傅斯年敢于挺身而出，不准军警随意入校捕人。国民党政府下令实行联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纯正”被判罪，其他人要连坐。面对国民党当局这样极端摧残思想和学术自由的制度，傅斯年愤慨地发表声明，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发生问题，他负全部责任。从而迫使这个反动制度在台大无法推行。有些人撰文攻击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说台大的这位、那位教师是“共产党分子或亲共分子”，傅斯年两次在报上著文反驳，义正辞严地说：“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这些言行，凸显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国民党专制统治淫威下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高大形象。

   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前是清代开国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此后，傅氏家族便荣冠当世，渐成聊城名门望族。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中举过后，不肯入仕，甘心教书为业。先辈两代绝意仕途的品行也就影响了傅斯年的一生，所以才有傅斯年参政不从政的人生轨迹。不幸的是，傅旭安年纪轻轻就过早亡故，傅氏家境始衰，那年傅斯年才刚刚9岁。 

   因生计日艰，他母亲常带了他与弟弟去乡下外祖母家小住，使他目睹了聊城农民的困苦生活，这对他影响至深，在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人生艰难的压力，也使他日后较易接近和了解中国的下层社会，铸成了他一生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生活俭朴，憎恨贪官污吏的性格。日后他成了著名教授、北京大学代校长，讲到农民的艰苦生活时说：“孟子说‘乐岁终生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乃是治理真言。中国这块土地上，自从有了农民后，这千千万万的农人就没有过过一天舒心日子，可政府官员还要千方百计去盘剥他们，天理难容，天理难容！一边说一边还用手杖在地上捣，一副义愤填膺、欲为百姓讨公道的神情。

　　九一八事变后，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使傅斯年走出书斋，积极投身于救国工作，他提出“贪污要绝对禁止，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认为“现在革命过程中的一切牺牲是为我民众利益的不是为贪官污吏中饱的，不是为买办阶级发财的所以，“誓死要和这些败类搏斗”，这“才能真正帮助政府”。

    傅斯年是个满腔热血的爱国知识分子。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他和胡适等好友捐资出版《独立评论》周刊，评论时政，发出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而他最为人们称道的故事是将孔祥熙、宋子文两位行政院长赶下台。《全集》中留下了这些活动的珍贵资料。

　　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国防参议会(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和国民参政会(1938年7月至1948年3月)，作为朝野各方咨询性的参政、议政机构。傅斯年先后被聘请为参议员和参政员。他不愿像御用文人那样讲“好听的空话”，一再猛烈抨击腐败官员，赢得“傅大炮”的美名。

　　1942年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贷予的5亿美元，提取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按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当时美元的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孔祥熙一面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一面则由其部属出面，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5万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

　　1943年，当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提出质询，监察院院长也提出弹劾时，蒋介石竟一面利用新闻检查制度封锁新闻，一面通过他的侍从室拿走全部材料。蒋介石派遣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服傅斯年，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力图把丑闻隐瞒下来，说一旦公开腐败案，日后恐再难得到美国的支持。蒋介石还请傅斯年吃饭，极力拉拢，冀图让傅斯年相信，他会认真处理此案。蒋的真实意图是不了了之。此事一拖再拖，经过傅斯年等人反复抗争，直至1945年，才迫使孔祥熙下台。

　　傅斯年被称为“五四”文学革命的闯将之一，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当时虽然是北大的一名学生，但他主编的《新潮》杂志却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几乎齐名，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舆论阵地。傅先生也是一支健笔，他的不少文章也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先驱者的文章一样，犹如号角与匕首，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来，胡适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中断言：“《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这里也许体现着胡适对《新青年》主将陈独秀思想容易波动、有时没有深思熟虑、缺乏前后一贯性的不满，但确实反映了《新潮》在新文化运动中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外，傅斯年本人从1918年1月发表《文学革新申义》支持文学革命至1919年底，他先后在《新青年》、《北京大学日刊》和《新潮》上发表了文章和新诗等共64篇，鼓吹自由思想，批判中世纪思想文化，向往社会主义，支持文学革命，评论社会问题，十分引人注目。研究新文化运动自然不能不读读傅斯年的有关著作。而在五四爱国大游行中，举着大旗走在北大队伍最前列的总指挥就是傅斯年。

     当时对鲁迅的《狂人日记》给予高度评价者，不是别人，正是傅斯年。然而，人无完人，傅先生也难免有其历史局限。特别是在“五四”当年，在摧枯拉朽的文化启蒙运动中，傅先生也和“五四”先驱者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氏兄弟等人一样，说了一些偏激过头的话，留下了历史的话柄和遗憾。这些偏激过头的话，是一种“时代的片面”，有其历史必然性，无损于这些“五四”闯将的光辉，却适足以看出他们的个性和“全人”。

　　傅斯年又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美籍华人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称赞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了他的天才地位。他并说《夷夏东西说》和董作宾先生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是他所看到的有创始性和突破性的两篇最好的文章。这是1995年冬我和我老伴郭良玉同志去台北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召开的傅斯年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时，在另一个“傅斯年、董作宾先生百岁纪念学术演讲会”上听张光直教授致开幕辞时讲的。张光直教授也说，傅先生的古史文字中，无疑以此文(指《夷夏东西说》)为首。但他的其他文章也是篇篇掷地有声的。

　　张先生是考古家，联系到考古，他最重视傅先生的《夷夏东西说》。但对有文字后的中国古代史说，我更看重《周东封与殷遗民》和《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姜原》、《论五等爵》等篇。这些文章的好，不在篇篇掷地有声，而在它们和《夷夏东西说》一样，都是有创始性、突破性的最好的文章。有些文意两三千年来，都莫得真解，到傅斯年先生手里，才得到确切的解释。

　　两三千年来都未得到正确解释的古文献，到傅先生手里得到解释。更重要的是他真切的解释了历史，阐明了历史。这是有创始性、突破性的解释，这是傅先生天才的表现。
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逐步成长起来的。历史研究是其中成绩最为卓著的学科之一，里面就包含着傅斯年艰辛耕耘的成果。

　　1927年春，他被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文科主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历史两系系主任。一年后，又负责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此后，他担任这个研究所的所长22年，直至离开这个世界。翻开《全集》第六卷，一篇篇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报告和其他相关文献，记下的就是中国史学研究进展的非常重要的部分。从1928-1937年，傅斯年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排除阻力，对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才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城子崖等处的发掘，对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研究也具有里程碑意义。

　　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馆都藏有大量明清档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档案在清末曾被视为无用之物，打算付之一炬；而辛亥革命后日本的一家公司已经立约买下，打算运回日本。罗振玉、马衡等著名学者曾为保护这一无价之宝出了大力，傅斯年建议时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的蔡元培出钱买下这批档案，最终避免了一大劫难，直至今天，中国史学研究仍深受其惠。

　　仅凭上述卓越的学术领导工作，已经足以令傅斯年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何况他在史学研究上还有引人注目的建树。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建立了影响深远的优良学风——把收集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用他的话来说是：“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史学便是史料学。”

　　与此同时，他坚决反对以伦理道德或政治等理由歪曲历史。他说：“对青年是不应该欺骗的，治史学是绝不当说谎的。”“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他是在1928年5月写下这段话的。国民党正在扼杀学术自由，捏造和歪曲历史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服务；以固定的模式硬套中国历史的歪风也开始蔓延。他的警告是非常及时的，尽管一介书生无法阻挡这些祸国殃民的洪水泛滥。

 　　“五•四”运动时期，傅斯年和毛泽东同在北京大学，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管理员，傅斯年是北大学生，常到图书馆看书，二人开始相识。后来毛泽东在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傅斯年在北大创办了《新潮》杂志，二者遥相呼应，相互声援。这些使毛、傅二人更觉亲近。因此，7月5日凌晨，毛泽东单独邀请傅斯年会谈。谈话中，毛泽东高度赞扬傅斯年“五•四”期间在反帝反封建方面做出的贡献。傅斯年回答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两个人无拘无束，从局势到历史，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和谈，无所不谈。当长谈结束时，傅斯年提出想要一幅毛泽东的亲笔手书，毛泽东欣然应允，以章碣的诗作为交谈的延续，所谓“述唐人语以广之”。毛泽东写的条幅，是晚唐诗人章碣的一首《焚书坑》：

 　　竹帛烟销帝业虚，
 　　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
 　　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毛泽东还写了一封亲笔信：

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

　　敬颂旅安，

　　毛泽东上

　　七月五日

　　毛泽东把信写好后，交给了交际处接待工作人员王世英，信封上写道：“早上送交际处王世英同志交傅孟真先生毛缄”。周、傅交谈与合影周恩来作为共产党的代表，长期活动在国民党的心脏重庆，在国民党和民主党派中有很多朋友，是一个受到广泛尊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当傅斯年和身穿中山服，英俊潇洒的周恩来见面时，两人紧紧地握着手相互问候，他们进行了愉快地交谈。周恩来向傅斯年阐明了共产党的主张：坚持和平反对战争；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他说，“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国共合作，这是历史的潮流，顽固派搞摩擦，这是不会得逞的。”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了维护民族团结，建立联合政府的光明前途。周恩来侃侃而谈的时候，傅斯年静静地、专心地听着。面前这位著名的共产党领袖精辟的政治见解，平易近人的作风，虚怀若谷的胸襟，使傅斯年深为折服。之后，傅斯年向周恩来介绍了政治解决国内团结问题的情况，表达了无党派人士和民主党派人士的愿望，他说：“我们这次来延安是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竭诚合作，促进全国统一。”周恩来边听边频频点头，对傅斯年等参政员所作的贡献十分赞许。他们交谈时，被摄影师拍照下来，从周恩来和傅斯年合影来看，他们是在十分融洽的气氛中会谈的。六参政员访问延安结束后，第四届全民参政会于7月7日开幕。当日下午，他们会见蒋介石，汇报了延安商谈的结果，并将《延安会谈记录》交给国民党方面。傅斯年把毛泽东所书条幅、亲笔信、信封和毛泽东宴请时的请柬，周恩来、傅斯年合影、交际处安排的访问活动日程表和他访问延安时的笔记带回重庆，后带到南京，1948年又带到台湾，如今保存在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

    傅斯年曾为国共两党和谈积极奔走。1945年4月，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论联合政府》一文，提出了把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个主张得到了民主人士的普遍拥护和响应。傅斯年、黄炎培、褚辅成等人商议，要为国共和谈、团结建国做些推动工作。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召开，它违背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愿望，决定于11月12日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公开制造分裂，并通过两个反共的决议。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对国共关系和中国将来前途命运忧虑，傅斯年、褚辅成等在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夕，商谈访问延安，为国共和谈、团结抗日寻找途径。

　　6月2日，参政员傅斯年、褚辅成、黄炎培等七人，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惠鉴：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人深为焦虑。目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先请王若飞先生电闻，计达左右。现同人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形，惟有从速完成团结，俾抗战胜利早临，即建国新奠实基。于此敬掬公意，伫候明教。(选自《民国参政会资料》)要求访问延安。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七参政员：“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钦佩。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以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惠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何日启程，乞先电示。扫榻以待，不尽欲言。”全面阐明了我党的立场和态度。

　　6月27日，傅斯年等七参政员会见蒋介石，提出三项建议：1、由政府召集政治会议；2、国民大会问题由政治会议解决；3、会议召开前，政府先自动实行若干改善措施。蒋介石说“余无成见，国家的事，只须于国有益，都是可以商谈的。于是七参政员决定访问延安。毛泽东称傅老相识7月1日上午9时35分，七参政员除一人因病未能成行外，傅斯年等6人，在王若非陪同下，从重庆九龙坡机场起飞，下午1时抵达延安。他们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欢迎。然后乘车至王家坪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共进午餐，又乘车至瓦窑堡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下榻。

　　7月2日早晨，工作人员为傅斯年送来一张请柬，上面写着：

请柬兹定于七月二日下午六时在中央办公厅洁樽候教，敬请光临为盼。

　　此致

　　孟真先生

　　毛泽东谨订

　　七月二日

　　7月2日下午6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设宴招待傅斯年等6位参政员，贺龙、刘伯承、陈毅、聂荣臻、邓小平、彭真、高岗、陈云等都出席了宴会。宴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作了欢迎辞和祝酒辞。毛泽东风趣地对傅斯年说：“我们老相识了，在北京大学时我就认得你，你那时名气大得很，被称做孔子以后第一人哩！”傅斯年说：“毛先生过誉，那是同学们的戏谑之词，何足道哉。”“不要客气嘛，”毛泽东用筷子在空中划了一个圈，瞧着大家说：“今天的宴会，菜没有好菜，酒也不够好，但都是我们延安的士兵自己生产出来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从7月2日起，傅斯年等人还参观了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延安大学等，观看了延安的群众秧歌队演出，会见了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吴玉章、秦邦宪、邓颖超、蔡畅、丁玲、何思敬、范文澜、王实味等。他们对延安的团结奋进，社会安定详和，人民安居乐业非常赞赏，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共产党的治理会如此清明，相比之下，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则使他们极为失望。傅斯年等人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林伯渠、张闻天、任弼时、王若飞、彭德怀、叶剑英等同志进行了3次会谈。六参政员认为国共两党商谈的大门没有关闭。毛泽东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他们会谈的事项特别多，但气氛和平融洽，大家各抒己见，尽情自由发言，但不涉辩论，“彼此都十分坦诚，十分肯切。”最后，双方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方面还建议国民党当局：“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召开前应对这一会议的组织、性质、议程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作出确定。六参政员同中共双方面取得的两点共识和中共对国民党当局的建议，构成了《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

　 　1948年冬，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局已定，开始着力经营台湾。而台湾大学校长庄长恭到任不到半年，乃悄然离职携眷返回上海，让杜聪明代理校长。国民党当局为安定台湾，权衡再三，决定让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于1948年8月从美国治病后回国。

　　当教育部长朱家骅要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傅斯年立即严辞拒绝，但朱家骅并没有改变决定，亲自找傅斯年晤谈，又让傅斯年的几位朋友轮流规劝游说，1948年11月傅斯年勉强接受了任命，但并没有前去上任，仍处于徘徊状态。

　　1948年元旦之夜，南京城中失去了往年节日的喧嚣，此时胡适刚从北平回到南京，傅斯年与胡适聚会共度岁末，两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一面饮酒，一面谈论时局。在国共之间，他们一直把国民党政权视为合法政权，以在野的身份参政议政，而目前国民党政权失败已成定局，自己何去何从，难以决断。瞻念未卜之前途，留恋乡土之情顿生，思前想后，两人都十分伤感，不禁潸然泪下。

　　在傅斯年徘徊不定之时，台湾有关人士函电催促其迅速上任。庄长恭12月15日致函傅斯年，要求傅斯年迅速赴任，办理交接手续。杜聪明于12月18日、20日分别致电、致函傅斯年，要求傅斯年早日命驾，莅校主持。陈诚于1月5日就任台湾省主席，同日致电傅斯年，要求傅斯年迅速赴任，电报说：“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钜艰。”陈诚与傅斯年私交甚好，他的催促，傅斯年是必须认真考虑的，他将自己关在一个房间，三日三夜未出房门，绕室踱步，反复吟咏、书写陶渊明《种桑长江边》的诗句，考虑去留问题，最后决定暂且去台湾就职，但仍怀有去看一看的思想。他原想带全家去台湾，并且已买好了机票，临时决定，把部分亲属留下，退掉了机票，对他们说：共产党对文人还是要用的，我可能很快就回来。临行又把许多图书、家产留了下来。1月19日，傅斯年只携带部分亲人和主要生活用品乘飞机去了台湾。次日到台湾大学就职，并继续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职务。

　　遗憾的是，这位敢说话、办实事的台大校长，来台湾不到一年，就在参加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时突然倒在了议会厅。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行政院长陈诚前去指挥抢救，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他本人则守候在电话旁，焦急等待陈诚每半小时的汇报。傅斯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仅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