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万亿救市计划”？百姓开始向政府讨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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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四万亿救市计划”？百姓开始向政府讨债

[博讯论坛] “四万亿救市计划”？百姓开始向政府讨债

作者：朱健国，转载自“凤凰论坛”

谁也没想到，被中国政府定位为应对金融危机大幅度启动内需的“四万亿救市计划”，却引来了一场“百姓向政府讨债”的启蒙新潮。

王鲁湘重出主持世纪大讲堂

风起于王鲁湘主持的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为从学术上解读“四万亿救市计划”如何影响中国，《世纪大讲堂》在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三十日先后三次开讲“中国经济如何闯关”。不料“正打歪着”，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专家李炜光三位著名经济学家一路讲来，虽然话题不同，路径不一，“君子和而不同”，却首尾呼应，由浅入深，“英雄所见略同”地论证了“中国政府非法剥夺了百姓许多财产利益”，以致国富民穷！下一步改革当从“百姓向政府讨债”运动开始。

本来，王鲁湘编剧电视政论片《河殇》的“电视布道者”风采，随着他在“六四风波”后关押九个月，已消失了近二十年。但近日人们又从他主持凤凰《世纪大讲堂》节目看到，王鲁湘“涛声依旧”──如果王鲁湘不将《世纪大讲堂》升华为“思想的盛宴，学术的殿堂”，一流学者绝不会登“堂”，若是王鲁湘在主持时不是不避敏感，抛砖引玉，推波助澜，画龙点睛，演讲者也难以无所顾忌地直言不讳。一场“百姓向政府讨债”启蒙新潮有幸“风起于凤凰之末”，应该深深感谢王鲁湘与陈志武、盛洪、李炜光四人心有灵犀，配合默契。

盛洪启迪百姓向政府追讨租金

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亮剑《世纪大讲堂》，演讲《追寻流失的全民财富》，发动百姓向政府追讨“自己的租金”。面对王鲁湘的提问：国有自然资源租金谁在占有？流失的全民财富究竟有多少？国有自然资源产权归公，租金归谁？谁动了我们的租金？动了多少租金？信仰被动摇，公平被摧毁，问题缘自何处？又该如何解决？

盛洪无畏地答覆：

一、宪法的漏洞──尽管宪法规定国家的自然资源租金应该为全民共用，任何团体和个人使用国有自然资源必须付出租金，但宪法的漏洞又使国人无法分享自然资源租金。中国法律虽然明确规定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但其使用权、收益权、甚至处置权却极其模糊。于是在中国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本应该属于国家由全社会共用的自然资源租金，却变成了被少数人（利益集团与特权者）“合情合理”的拿走。

二、“跛足改革”流失租金上万亿──因为没有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跛足改革”，所以百姓失去了自己应得的巨额租金。计划经济时期因大锅饭而只有利润无租金概念。但实行市场经济后，国有企业从一九九三年以后既不交利润也不补租金，结果每年私分应该由百姓共用的各种租金上万亿：如二○○七年，国有农场地租约为二千三百五十三亿元，中型以上的国有矿产企业地租大约是一百七十亿元，石油企业少交了三百二十一亿元的矿区使用费......还有煤炭资源租金，城市国有土地租金，国有工业企业的土地租金，国有建筑土地租金，国有矿产资源租金，国有自然景观的资源租金，国有人文遗产的租金（如兵马俑、北京故宫等国有的人文资产），这些理当百姓分享的租金都被特权利益集团私分了。

三、四大恶果──这种现象的性质是什么？是让一部份特权者无偿占有全体人民的租金利益。非产权所有人占有产权所有者的利益，这一巨大腐败带来四大恶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动摇整个社会对公平的追求，颠覆和谐社会的基础；第二是掩盖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第三是导致了不公平竞争；最终使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创造了一个拼命阻碍改革宪政的特权利益集团。

四、救治之方是“收租减税”──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叫做“收租减税”。全国的自然资源租金每年高达上万亿，相当于国家ＧＤＰ的二十五分之一（百分之四），也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二○○七年水准）增长百分之二十，这就可以通过减税来让百姓分享这一租金：永久性减税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最好手段。所以老百姓现在应当先逼政府向特权利益集团收租，然后再监督政府公平减税，以此还利于民，让百姓收回自己的租金。

陈志武要百姓向政府追回产权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走进《世纪大讲堂》，通过质疑十一月初中国政府公布的“四万亿元救市计划”，提出中国走出经济危机的关键在于开展一场“民有化改革”｜｜将所谓的全民财产以“设立自己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化方式还给百姓，让每个中国人新增六万元人民币的消费力。陈志武的“民有化改革”，将盛洪的“百姓应该向政府追讨租金”论引向了更深广的领域：百姓既要追回租金，也要追讨本金由自己经营。

陈志武的主要论据是：

一、中国的ＧＤＰ实效只有美国标准的一半──中国政府二○○九年经济增长目标是保百分之八争百分之九，其实这只相当美国等西方国家ＧＤＰ增长率的百分之四。因为美国财富百分之九十八左右的都是属于私人的，美国经济增长率与美国人的个人收入增长基本上是同步同等；中国则相反，中国资产绝大部份在国家手上，只有经济增长率达到两位数，百姓才可能新增内需消费能力。因此，中国二○○九年保百分之八概率很小，因为四万亿里面，有两万亿基本上要留到二○一○年才花，二 ○○九年年底可能花掉的两万亿人民币，只可以转变成六千亿到八千亿人民币，只可能增加明年的ＧＤＰ百分之一点五到百分之三左右，所以二○○九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只会在百分之六左右。如此，这次“四万亿”尽管用意不错，但效果不可能理想。

二、“国有与全民没关系”──中国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把所有私人财产，都归为公有国有，希望建立一个全民所有的公有制体系，但实际上五十多年来，老百姓没有感觉到“全民所有”对自己的实际好处，只觉得“ 国有跟全民没关系”。以现在中国国有资产七十九万亿来计算，每一个中国人有六万块钱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但这对老百姓的消费和福利却并未能产生实质性的后果。除非来一个将这种全民所有制变为私有制的“民有化改革”，把这些国有财产最终的产权，具体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才能真正转型──由政府投资消费为主变为个人投资消费为主。

三、用“四万亿”为全国人减税免税──换一种思路，试行将“四万亿”由政府投资大型工程变为用“四万亿”为全国人减税免税，其给ＧＤＰ带来的增长贡献，一定会大于原计划。比如说，用“四万亿”给全国所有的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家庭二○○九年免税一年，效果也会大于单纯政府投资建大有工程。这两项加在一起，大概会为中国的中小企业和平民家庭节省三万亿左右的税钱。这三万亿流到中国的中小企业和市场消费，能够带来更多的新ＧＤＰ增长。由百姓去做投资，而不是由政府官员来投资，会从根本上促进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多地转向内需，转向消费带动增长，真正彻底改变“大政府小国民”，真正启动以民间消费为标志的有效内需。

四、“大政府小国民”的严重性──可以从一组资料看中国“大政府小国民”的严重性。先看民间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在过去五十年的变化：一九五二年，中国民间消费占ＧＤＰ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九，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初期），民间消费占ＧＤＰ的百分之四十五，二○○八年再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五。可见虽然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的“大政府小国民”弊病不但没有减小，而且在继续恶化！而中国政府的消费呢，从一九五二年占ＧＤＰ的百分之十六，上升到现在百分之三十，扩大了近一倍！而美国政府财政开支和财政税收，在一九五二年的时候占ＧＤＰ的百分之十六，到二○○七年降到百分之十左右。由此可见，只有尽快进行“民有化改革”，才能真正限制政府高消费之腐败。

五、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中国“大政府小国民”这两个趋势是越来越强？关键是没有进行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宪政的核心内容，就是对政府的征税权和加税权财政开支做一些实质性的制约。从这一角度理解和宣传民主宪政，要比空洞地说“三权分立”更能调动百姓的积极性。

李炜光鼓舞百姓抗苛税

在三场“百姓讨官债”启蒙演讲中，李炜光的“鼓舞百姓抗苛税” 最为让百姓喝采。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专家李炜光让《世纪大讲堂》掌声雷动，其“近观中国税改”的演讲，揭开了中国改革三十年仍然深陷苛税苛政深渊之真相。让百姓夜不能寐，枕戈待旦。

其华彩乐段是──

一、四万亿改变不了中国苛税危机──现在国家出台“四万亿”也好，地方上要出台十八万亿也好，其实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富民穷的状态。二○○七年中国ＧＤＰ达二十四万亿，但政府拿走九万亿至十万亿，占百分之三十六以上。这是世界少有的高税赋！征这么多的税，社会保障还是不理想，城乡差距还是日益扩大。人们享受不到公共服务的阳光，而政府却把钱奢侈地用在了自己身上。

二、苛税危机逐年加重──中国的税制改革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一直在进行，但中国税制改革始终有三个严重错位：第一，税制改革的结果是政府受益多，民众获益少── 一九九五年以来财政税收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二○○七年达到百分之三十，一直到二○○八年上半年，还是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即使到二○○九年一月，全国一片“企业倒闭潮”，但各地税收仍然再超历史）。然而民众享受的福利却没有随着税收的增长而明显地改善，这就导致中国目前还有二点五亿人没有购买任何医疗保险，享受不到任何公共财政给他提供的服务，另外十点五亿人虽有保险，但保险的质量不高，各种服务不到位。

三、医疗卫生教育只占四万亿的百分之一──最近政府公布的“四万亿”投资计划，用于医疗卫生教育只占四万亿的百分之一，只有四百亿，可见政府对民生的关注严重不足。很多国家三岁以内的婴儿，奶粉是免费的，甚至连玩具都是免费的，我们这儿却是要老百姓自己花钱买，而且买不到安全奶粉。这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不能把责任推到企业。

四、现有税制结构对富人有利──中国现在建立的税制结构，是对富人有利，而对中等收入者和贫弱者不利的。中国最富的人和最穷的人，收入差距在一九九五年是十三倍，到二○○六年上涨到了二十一倍，多年的税收改革不仅没调节贫富差距，反倒加大了差距。而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人民，税前收入能够差到十几倍，但是征税以后，人们的收入水准只相差三倍、四倍了。

五、政府征税越多，就越腐败──无益耗费就是腐败，财政资金的使用如果要是没能有效的监督和控制的话，就更多地变成官员的个人行为，必然形成腐败，权钱交易。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征税越多，就越腐败。

六、增值税对中小企业伤害极大──它的征收率比较高，又不能像一般纳税人享受抵扣，所以金融危机一来，先倒的是一批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对社会贡献很大，安排着大量的农民工就业。中国的就业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中小企业安排的，它们创造的税收占到整个企业界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很多中小企业甚至大型企业，之所以倒闭，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税制一直坚持苛税苛政。造成中小企业大面积倒闭，所以中国今天才面临着如此严重的困难。

七、“国需论”严重错位──中国税制坚持苛税苛政的源头在于，一直以“国需论”作为征税或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征税的主导者全是政府，纳税人不能监督使用。政府想征多少税就征多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八、中国的税多是非法之税──孔子说的“苛政猛于虎”今天仍存在，今日中国的税制改革没有运行在法制的轨道上，中国的税是在法上而不在法下，国家的税收立法，二十多个税种中只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经过全国人大立法，其他的税种都没有经过人大立法，都是政府自己出文件、立条例就大征，民主监督控制完全不存在。

九、中国至今只有交税人没有纳税人。纳税人跟交税人最大的区别，就是纳税人除了有义务之外，他还有权利，可跟政府讨论这个税怎么征，有要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还有不赞同纳税的权利，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问责政府。这一弊病，是因中国《宪法》没有规定出纳税人的权利，只在《宪法》的第五十六条规定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纳税的义务，而没有提权利的问题。因此，必须修宪避免税收成为“国王的钱袋子”，保证纳税人交税后能得到公共服务──税收必须要有“效率原则，公平原则，最少征收费原则（便利原则）”。

李炜光的演说让百姓如醍醐灌顶：一个先进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轻税的社会，而一个苛税的国家无疑是专制之国。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频繁，皆因税太重了，中国的农民起义都是赋税徭役苛政所致。而解决苛税问题，除了代价太大的“农民起义”，还有一种低成本办法，就是像西方那样通过《大宪章》，让财政税收民主化，法制化，让国家在人民的控制之下，合法征税。如若中国人不想重蹈农民起义带来剧烈社会动荡的悲剧，就应该以非暴力方式抗苛税苛政，逼政府建立宪政。

一场以抵制苛税的“百姓向政府讨债”新潮流，正在从《世纪大讲堂》涌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激动着亿万百姓！这一“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使中国群体事件向更理性、更务实、更深化方向发展，出现了“从经济角度促进宪政改革”，白发老军人也加入集体维权大军的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