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起对与错的问题，人们总是下意识的认为又是一种二元论思维模式，以至于神经兮兮地要千方百计并不择手段去赞成或反对，甚至建构与颠覆。这种“敏感性”来自于近乎狂野的知识反应，构成了一种类似社会心理学意义的精神过程，或是个体行为学意义的意识基础。然而，不论价值判断或经验判断都不足以“说明”（而非证明）对与错问题的条件基础－－因为一切以个体意识的表象为基础所凝聚着的具有“社会意识化”性质的精神选择，都只是“纯属虚构的”的个人主义权力机制。换句话说，以观念为起点，把对与错问题“反射性”地认为是纯属个人价值或社会价值的范畴，都仅仅说明：任何判断结果都只是反映了特定的权力意志－－在社会到处存在着的权力形式及其机制，人们的任何观念都只是为了进行言论自由意义上的政治斗争或社会斗争（例如启蒙运动的历史现实性）－－从而点出了社会意识的分化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关于对与错问题的最初和最终结果，不能从个人主义宣言这种精神形式为其总体性的规则或结构。理由是：个人主义及其相关的“精神意向”和“精神强调”，本身都有它自身的历史性（也就是：历史变化形式）。因此，对与错的知识反应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反应”，应当建立在对人类历史过程的“领会”上。换句话说，“真实的”对与错问题不是建立在历史中的各种思想意识或社会条件演变，而是建立在『“历史过程”自身的』这种意识“性质”（而非基础）上。理由是：每一种对与错的心理反应或知识反应，都有其自身的历史内容，从属於“历史中的”各种客观关系－－这种关系是历史的关系，而非历史价值的关系－－这不是一种价值概括，而是一种“历史经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的知识生产在历史中的表现都只是一种“历史表现”：历史的矛盾斗争就是知识本身的历史表现；发现历史的斗争形式，就是发现知识的历史悖论。例如：每一个民主自由的思想觉醒，换来的是关于民主自由的政治较量－－还是堕落到现实权力的种种斗争中；以至于：所谓民主思想就是权力斗争本身的性质。
        关键问题是：为什么实实在在的历史变化在不经意的情况下会被各种的集体无意识属性“强制带入”各种层次的价值范畴的话语论述这种“理念性”呢？每当我们用“历史观念”来理解人类历史的各种问题时，就存在这种关键性的问题－－它已经作为一种“先验意识”而进入（也就是：殖民了）到我们的历史意识当中。这也意味着：主张或强调“历史是建立在个人的价值判断上”这种观念基础，其本身就是来自於各种复杂的客观的历史内容或历史关系－－没有这种历史关系，就不存在着如此不同形态的历史观念和历史论述－－正如我现在做的第一件事以及所得出的如此的：既是“历史经验的结论”也是“历史的结论经验”。实际上，对这种“这种观念基础”的强调，是来自於历史科学的内部分歧：从思想史或个人化意识来理解人类历史，或者从社会史或政治意识来诠释人类历史。前者包括各种形式和层次的哲学意识，后者包括文化人类学或考古学等等。但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内在意向”：已经企图把“历史过程”分割成不同的范畴模式，然后从『有意识的』“选择意识”这种权力意志来处理历史范畴内部的从属关系。从此，历史不再是“人的意识”关系，而只剩下各种技术统治的从属问题－－因为这种研究方法，就好象把动物关在实验室里的显微镜底下进行“细胞解剖”－－得出的只是动物细胞与动物自身的从属关系；那么“自然生态”呢？。于是，正如我之前所说的：现代国家建立对社会实践的各种名目的高度宣扬已经异化成一种“专制名称”一样，对历史理解的技术统治问题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专制选择”（包括多元化追求这种选择自身的专制主义）。在这种“专制性”下，历史中的“人的意识”不再是作为主体而是作为“无产者破产”之意义下进入到“理解博物馆”内部进行展览。一般所谓的历史的“科学”称谓都只是“学科”名称集团的置换关系罢了。难道我们对历史的发现只能停留在“头脑的理解技术”这单方面，而不是对各种历史关系的“直接领会”这种单纯方式么？
        强调历史关系，并不是为了暗示历史内部的从属关系，或指示一种“历史的传统”，而是为了揭露各种有关的“历史事实”（作为一种历史自身的客观属性），即：理解上的“哲学的”和“政治的”双重分层级，实际上就构成了客观历史自身的“双重人格”－－说得更真实：历史自身本身就同时包含了“哲学的”以及“政治的”双重人格；它作为一种历史属性而非范畴属性或其结构性而言。理由是：任何理解都是个人主义意识的“历史遗言”－－这只要从“文艺复兴”这名词所反映的那时代对各种历史研究“趋势”的个人化“集体无意识”关系之分歧形式就能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上一篇『现代（化）意识的历史专制』题目中一开始就指出：现代国家仍然是“专制主义的”这句历史总结的真正原因了。因为这个世界的“依然是权力斗争”之历史普遍性（作为历史自身的真实本体）正好说明了历史专制本身的社会性运动形式（甚至国际性代号）。这种专制性质可以从文艺复兴开始关于现代与古典之间的争论在“个人觉醒的国家独立运动”这种历史内部而显明出来；这场争论不仅是作为任何时代首要的公众舆论而延续至今，也是作为一种“历史无意识”的生命意象来阐明人类内心中一直浮动着的“原始意识”。例如任何形式的个人主义理解并不是当代才有的个人精神产物－－因为它不是在孤立中从文艺复兴那里独立出来的思想产物和时代产物。个人主义的兴起是为了对抗中古世纪那种个人化的政治专制或宗教专制等“国家专制主义”而从专制主义的“世俗化过程”内部分离出来的“权力家族”，它引导了后来的宗教改革运动和反改革运动的冲突时代，也为之前早期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和法国的君主专制增添了“民主精神的内在政治统治”这种意识形态特质（也就是其：特制，特指）－－但是任何的君主制并不是建立在人民的公民意识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王权制的“制约”与分化这种“精神意义”上－－在历史中，这种“这种精神意义上”的话语形式比“建立在。。。。。。基础上”这种实在含义更加有政治份量－－以至于任何的思想意义和思想史本质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国家政治成长的“历史遗迹”而奠定在政治权利的意识形态修饰上；在这过程中，“人”是不存在任何的生命性，只有诸如贵族，资产阶级，甚至政党化的无产阶级等等“身份意识”－－一种等级化意识－－才能享有真正政治意义上的社会权力。问题是：君主制与个人主义之间的上述辩证关系又是共同建立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上－－然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却是分别来自於罗马帝国王权统治与日耳曼民族之分封意识及其国家制度的“历史遗产”上。吊诡的是：个人主义复兴（也就是文艺复兴）又是同时反对罗马帝国的皇帝专制主义－－又与早期君主专制存在着一种社会矛盾关系－－和日耳曼封建领域的民族主义；可是任何专制主义，本身就包含着个人主义的心理因素，并且民族主义的觉醒也暗示或宣示了个人（自觉）精神的内在共识。如果如此，那么为什么当法国大革命同时产生了民族和民主的双重精神胜利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却能与当时其他欧洲国家的君主专制，贵族制，共和制甚至教皇制“联手压制”法国革命的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的精神及其觉醒呢？在文艺复兴前后，几乎同时代的人都厌倦了罗马帝国的统治年代，但是为什么贵族，教皇，王侯，资产阶级作为新兴时代独立力量的代言人，却在四国同盟的历史表现上恋恋不忘法国大革命之前的“贵族封建专制”的年代呢？这一系列自打嘴巴的历史演绎，并其中的历史矛盾所包含的历史分歧及其冲突性，实实在在说明了欧洲文明，甚至世界文明的共同核心：个人觉醒是假，反对专制暴力是假－－争权夺利才是所有人的“集体无意识”－－自由民主和公民意识也是权力的象征符号－－因为它们与国家体制和“历史传统”相纠缠。
        以上的论述过程并不是价值概括，而是一种“历史经验”：它出自於历史自身的“人性演变”－－概括与经验，以及价值与历史这种“双重之间”并不是同质同构关系，也未必就是对立的二元模式；因为“差异”是自然的（作为差异本性而言，而非从“自然人性”为理由根据），但是“对立”却是思想政策的一种折射（出自於人性的自我封闭，以及人类对自我意识的理解的偏差和扭曲）－－当个体或群体对人类的历史过程能够“精确”地（非作为一种科学精神，而是作为本然已有的生命功能而言）掌握住各种关系的“微妙关系”的主轴关键时，并不是历史给予认识者一种不同种类的“经验的结论”，而是对历史“变化”的生命领悟，给予整理者和关系者对自身的人类生命“斗争”的无知纠缠“病症”提供一种“思想眼光”（而非：思想判断－－作为一种价值形式或经验形式）的经验“教训”；而非经验判断或经验结论。这一过程中，各种的结论，经验，分析和抽象概括等学术方法论及其所包含的个人主义意识不重要了；关键是人们是否“已经”深入到历史具体的内部微妙关系的领悟光亮中：他们到底是从历史中看穿了生命自身那种在启蒙（现代性）思想和政治意识之间所具备的斗争形式“异化过程”的无止境缺憾，还是从历史中强化了自我意识的怨恨或野心或无知的“正当”（？！）理由？那么我们如何晓得历史的真相？对历史的怀疑并不是因为反对历史，只是耿耿于怀在具体的历史内容的细节关键存在着各种“各种意图”的分歧。在意图中，对历史的认识只是争夺历史的解释权或裁判权－－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各种制度的话语确立，就是存在着这种疯狂＋偏执狂＋野蛮和野心的自圆其说与强词夺理。历史的变化来自於历史的斗争和其中“各种目的”的利益辩护－－这就是历史认识的起点。
        于是不要从各种形式和意义的理想主义（如民主自由，民族独立）和现实主义（如国家主权，国际社会）等“类似理论”来诠释历史的性质－－历史不存在性质问题，它只是“只保留”了各种微妙关系的“内在余恨”（作为人性自身的生命表述）－－而是从“生命中心主义”这种历史无意识来揭露人与人之间的内在的复杂对立。所谓生命中心主义，就是历史的各方或各层次的“微妙关系”；作为生命核心的现实性表征，而非作为生命自身的本体“中心”。换句话说，生命中心主义与人类历史的“集体无意识”相纠缠－－并不是为了证明生命的本相，而是为了反映人类生命的“原始意识”。以至于揭露他们生命中的“钻牛角尖属性”。因此生命中心主义有一句名言：你和原始人一样都是虚无中垂死挣扎的利益劳动者，跟生命自身的本体“中心”毫无关系或关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洞察历史无意识的人，以及象搜刮历史“部分躯体”的人没有资格为自己，他人甚至生命自身提出“全然不同的正义”的价值判断形式，以及宣扬是非黑白的深刻标准－－这不在于标准问题，而是深刻的“意识”这一类发现问题。因为他跟其他人和原始人一样，只是对“时间变化”（包括价值时间变化）有兴趣，但是对生命自身依然是“无知的”。对与错是在生命中发生的“一种眼光”，而不是在偏离生命意识的历史中（也就是“人类中”）发生的“价值属性”。换句话说，要分别（而非区分）对与错问题，就应当藐视历史和历史中的一切个别形式特征（不论是看见的，或非看见的；体验的，或未曾体验的等等“属性”）。但是这种“藐视”不是为了各种报复形式（如手段，谋略。革命，心理特质等），页不是为了让自己高人一等；乃是要你从生命中洞察到一种“基本性质”，即：大地就在人类（非仅仅是“你的”）的眼前－－这是一种生命暗示－－但（国家，社区，地方）疆土和（精神，学科，心理，文化）领域却是历史对人类共同土地的“心理封建制度”－－作为原始王权统治（这种“原始性”不是作为历史性而言，而是人类共有的“原始”状态－－作为一种无意识性质）的精神支柱－－是历史自身的“精神分裂症”形态，在各种“思想盛宴”中的权力意志表现：它让每一个人在虚无的紧张中“忙碌的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