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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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西和平起义始末(3) /赖慧鹏

(2008-12-16 06:53:40) 下一个


靖西和平起义始末(续)

赖慧鹏


三、审时度势准备起义

        19494月下旬,解放大军打过了长江,解放广西已为期不远。我长期盼望的起义亦在应变之中提到了日程上来。8月,我以搞好地方治安为名,报准省府成立了“广西第六区保安协进委员会”,参加成员,专署有专员、副司令、专职军官、行政人员;各县有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参议长、自卫副总队长、下雷警备区署署长;社会人士有地方士绅、各界代表共30余人。主任委员由我兼任,副主任委员是社会贤达卓锦湖和曾其相。下设总务、秘书、情报三个处。“协进会”表面上看是为了巩固旧政权,实际上是准备起义的机构,有些事情专署不便办理,都由协进会出面。

        为了实现和平起义,我设法同游击队取得联系。当时滇桂黔边纵队的领导机关已移驻云南,靖西地区有一个右江上游指挥部,指挥员是刘包同志,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和平意图,各县还经常发生敌对行动。为了表示善意,910月间,我向7个县和下雷警备区发了密电,说明现在形势紧张,强调各县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好县城(因国民党规定丢失县城者严办),爱护士兵生命,不要主动出击。同时派出潘锡启、童杰飞两位大学生做代表,分别进入游击区同游击队秘密接触,将我方采用“收兵守城”的意图,即希望双方缓和对立状态,暂时保守边界,为将来和解创造条件等尽快告知游击队。除此之外,我们还尽量利用一切媒介向游击队捎去和解信息。据报原靖西县民团副司令张焯然在1947年冬被游击队俘虏,经教育后做了共产党的情报员。他自己说是逃回来的,装作不问世事,整天钓鱼。我找他秘密谈话,暗示知道了他的身份,并表示绝对保护他的安全。他看清楚我们是真的搞起义,才承认是刘包部队派回来的情报员。后来通过他与游击队联系过几次。

        在起义准备过程中,由于消息闭塞又缺乏宣传工具,对工作的开展极为不利。19498月我去桂林,了解到省府在南宁有个印刷厂停办,机器、字粒齐全,我喜出望外,当即给省府写报告,以动员民众“戡乱”和提高边境文化为由,准备创办《靖西日报》,请求拨给靖西一套印刷机器和铅字。当时解放军打到湖南,桂林形势紧张,黄旭初顺水推舟,立即批准。我又在桂林买了一台收发报机,配给报社使用。随即指定新派主任秘书李如杰负责把机器运回靖西,争取在1010日出版。因准备不及,《靖西日报》推退到11月才出版,总算赶在起义前与读者见面了。它及时报道了解放军的神速进军消息,和本专区的交通、治安、民情动向等。对促进71署的统一行动,起了很好的宣传和组织作用。同时《靖西日报》的电台大量接收新华社的电讯,以及香港等地的报道,使我们对时局有较全面的了解,有助于选择起义的时机。当时游击队也分析了我们办报的意图;眼看国民党就要全面崩溃,还花费这么大的精力来办报纸,估计靖西当局会有不同寻常的行动。

        19499月,衡宝战役打响,白崇禧为了固守广西,于10月成立桂林绥靖公署,居于广西省府之上,绥靖主任李品仙手握重权,11月中旬,黄旭初连空名省主席都挨白崇禧免掉,由李品仙兼任。有一天,李品仙来电给我和保三团,要保三团立即开往宁明,这明显是为了保护邕龙公路,为逃跑越南作准备。保三团接到命令后全团震动,团长谭萍求我给李品仙去电,说明靖西兵力薄弱,游击队活动厉害,请求免调。对于保三团,我长期来感到是个棘手问题,它不是我的部队,兵力比我们大两倍,如果它反对起义,我们是会吃亏的,现在上头把它调走,我自然是求之不得。但全部调走嘛,我又怕靖西兵力薄弱,发生变乱。我利用保三团官兵怕战、思家的心理,建议把全团眷属留在靖西,由我负责照顾,但要留下曾肇年一个营保护,归我指挥。谭萍仍不愿走,推说没有行军费,我向靖西禁烟督察处借得二千银元给他做路费,谭萍乃带着两个营和一个机枪连快快地开拔了。

        送走保三团的主力,去掉了起义的大障碍,自然是件好事。但我考虑光是靖西地区起义,力薄势单,震动不大,最好能联络邻近地区一致行动,互相支援,声势就浩大得多。从平时观察,百色专员陈汉流、黔桂边区司令官张光玮(驻百色)是不会响应的。龙州专员伍宗骏,原是我的副司令,是我通过李新俊推荐他当上龙州专员的,他上任后给我来过很多电报,提出两个地区要多联系,互相帮助。我认为联合伍宗骏起义的希望最大。有一次,省保安司令部发一批枪械给靖西,我派军需主任胡新鹤率几个军械员去龙州军火库领取,顺便捎了一本与我单独通讯的电报密码(叫“养密”)给伍宗骏,请他在必要时直接与我联系。

        194911月初,解放大军逼近桂林,广西省府、桂林绥靖公署、省保安司令部、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统统逃到南宁。11月中旬末,李品仙发来电报召开军事会议,还说公署存有不少枪支、子弹、被服,各专署需要,由专员亲自带车到南宁领取。当时我们正急需补充装备。我即于1121日带几个人坐一辆大卡车去南宁。当晚到田东住下,街上非常冷清,商店都关了门,偶尔见到几个行人,也是神色不定。我找县长梁镜了解情况,他说:“共军已打到河池,沿公路直下田阳,所以大家很慌张。”我问:“百色张光玮司令官和陈汉流专员有没有指示?你打算怎样办?”他回答说:“没有指示,我也不知怎样办。”我见形势这么紧急,担心去得回不得,就给李品仙打了个电报,说情况危急,我不能去南宁了,如有枪弹请留下,将派人去取。我返回靖西时对梁镜说:“如果共军打到田东,你愿意去靖西的话,我欢迎。”后来,他真的带了百多武装到靖西,参加了起义。

        1128日,张光玮在百色又急电召开应变会议,要专员、县长都参加。他的参谋长林科连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说司令官要我亲自出席会议。我感到形势不妙,而且对梁津督导团(是白崇禧派到靖西的)也不放心。故称病不去,并通知各县县长,军情万急,不能离开防地。由专署统一向司令部请假,只派专署中校参谋主任区树楹代表出席。会议开到121日匆忙结束,正在会餐,听说解放军从河田公路下来了,与会人员仓促星散。张光玮亦率部于2日凌晨逃往旧州。12月初,南宁、百色两地相继解放,这对靖西专区及时宣布起义是非常有利的,但我想,靖西专区只有一条公路经天保出田东,和邕色公路相接。天保是靖西7县的门户,如果天保县的国民党军政势力反对靖西起义,那解放军就不能顺利进来,我们也出不去,一定要争取天保和我们一致行动才行。124日下午,我带领专区保安协进会的几位成员坐车到天保去。第二天上午召集地方人士和各单位头头开会,我不好公开号召起义,只是介绍当前解放军的强大攻势,桂西各县难以偏安的严重形势,启发大家讨论怎么办?发言的人都主张和平解决,不再打仗,并一致表示,只要不在地方打仗,一切都惟专员之命是从。我最后表示一定尊重大家的意愿。

        会还没有开完,突然有人报告百色专员陈汉流带一百多人枪,还有电台,已到天保医院等我见面。我想,在这兵荒马乱之时,他自顾不暇,来这里干什么?是不是靖西准备起义的事,有人向上告发,李品仙、张光玮派陈汉流来抓我?但陈和我还是初次见面,谅他还不敢贸然在我辖区内动手。于是我下午到医院会他。陈说,他是从南宁领枪回到田东,听说田阳有游击队不能通过,就来同我商量。我有意试探其态度。通过试探谈话,我发现陈汉流思想比较顽固,引起我对他的提防。我告诉他:“我今晚要赶回靖西。”并问他打算怎么办?他请求我明天(126)4部大卡车给他运兵到靖西去休息。我警惕地推说汽车缺油,而且客车进境老百姓更加惊慌。你一个人去靖西休息我欢迎,兵留在天保,如供给有困难,我交待县里给予解决。他当时只吱晤一番,不明确表态。但当晚9时我去搭车时,陈早就站在车边等候,拉我到黑暗处说什么兵放在天保他怕军风纪有间题,不放心,请我同意他把兵带去靖西。至此,我虽然增加了疑虑,但仍然同他摆事实,说除了怕影响民心外,靖西城外5里地都驻满了部队,再无可以使用的营地,请他谅解。他无别说,我也开车走了。

        第二天早上,陈汉流又打来电话,请我派车给他来靖西。我答应只有一部车和只能来回一次天保外,又重复一次昨天讲的:“只你一个人来,兵留在天保。”他又吱吱唔晤几声,没明确答复。车开出半夭后,我不放心,就叫副司令王达汉打电话同天保县府联系。对方说,“陈专员分兵两路进入靖西打算是昨晚就决定的。陈专员带一部分士兵乘车走,大部分士兵天未亮就吃好饭,徒步行走了。估计乘车的和走路的可同时到达靖西。”我听了很焦急又很反感。心想:陈汉流这样蛮不讲理的带兵进来,是不是真的接受了李品仙或张光玮的密令,假借休息而来?要是他同督导团、保三团勾结,就会反客为主,贻误大事。为了保证起义的成功,我决心对这位不速之客采取行动了。我立即写了一封信给陈汉流,大意是:“时局紧张,民心浮动,客军入靖,民众不安,请把士兵的枪支放在车上,你一个人坐车到专署休息,士兵下车走路。”我将信交给连长覃超廷时说:“你领两个排跑步到城外34公里地方,占据两边石山,架好机枪,把这封信交给陈专员。要是他按照信里讲的意思办,就不要伤害他们,要是反抗,你就下令开枪,连车子打碎也没问题。”陈汉流看了信,又见我们严阵以待,便叫士兵卸枪下车走路,他一人乘车到来,我已在专署楼上给他安排好房间,派人守住。随后我叫主任秘书李如杰把靖西决心起义的事情告诉他,欢迎他参加,如不同意,只要不捣乱,也保护他的安全。陈汉流说他一再要求来靖西就是为了商量此事,不过不敢明说。我们也不同他计较真假了,总之,他同意收缴武器改编部队,转变态度,愿意参加靖西起义就行了。

        起义前夜,充满着惊涛骇浪,陈汉流的问题刚解决,“总体战督导团”的问题又冒出来了。该督导团是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在194910月派到靖西专区监督贯彻执行白崇禧提出总体战实施情况的,它的权力很大,如发现有人与共产党勾结,对县长以下的可以先斩后奏,对专员以上的可报请撤职查办。该督导团长梁津(少将衔,靖西人)很反动,他多次督促我派兵“进剿”游击队,我采取应付式地布置一番,没有“战绩”。他很不高兴,除大骂官兵不肯卖力外,还提出要我亲自带兵“进剿”,他也上阵督战。我借病拖延,按兵不动。他就造谣说我“心怀二志”。126日他见我缴了陈汉流的枪,就伙同该督导团员,四处煽动本地人来反对我。说什么“赖慧鹏竟敢扣留百色专员,并缴其部队的枪,说明赖要一意孤行举大事了。大家注意,他是广东人,把靖西交给共产党,求得自己一家平安回广东,我们本地人就该死了。”他还恐吓群众说:“现在有几万国军驻在越南那边,一天就能赶到靖西,如果谁跟赖慧鹏造反,国军一到,祖坟都要挖掉。”卓锦湖等地方长老及时找我反映梁的破坏活动。过二、三天,韦高振等连续来报告:“梁津煽动我们的军官拉队伍跟督导团走,由硕龙出越南。说什么‘己得到电报,国民党派伍宗骏师已到靖西边界接应’”。斗争白热化了。我不能再让梁津一伙动摇军心民心,破坏起义计划的实现。乃毅然决定于129日晚派兵包围督导团驻地,把该团全体人员扣留起来,并收缴其武器和电台,为公开起义扫除了障碍。团长梁津在被关几天后,代表该团全体成员写来悔罪书,承认他们很反动,并宣布脱离国民党,表示护拥共产党,拥护靖西起义,请求宽大处理。我们把他的悔罪书刊登在靖西的《解放日报》上。起义大会开过后一段时间,经过研究释放了他们。

(待续)

原载《广西党史》,1994年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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