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雄州旧方志校注出版亲历记

2005年7月，一部完整的《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出版发行，填补了楚雄州学术资料的一个空白，于是受到楚雄州学界的热烈欢迎，受到云南省乃至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由于我参与此次校注出版的全过程，因而借楚雄州政协文史资料征稿之机，把当年自己参与此事的亲历作一个全面真实的回顾，作一个家乡历史事件的见证，贡献给关心此事的学人。

1982年11月，我从东瓜林机厂调楚雄州志办，从此开始我的地方志编纂生涯。在编写《楚雄州概况》及为州志采摘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深感旧方志的重要，也为州志办无力全部收集楚雄旧方志而感到苦恼。

1986年，我调离州志办而到楚雄州供销社编《州供销社志》，三年后调到州供销干校工作。在此期间，我曾几次与州志办副主任杜晋宏表达过收集整理楚雄旧方志的愿望，讨论过收集整理的方法，并深知其困难。在州志办召开的有关会议上，我曾两次公开提出过我对收集整理旧志的意见，但都被权威人士当场否定。他们那种不认真听取意见就加以否定的态度使我深感遗憾。

1999年10月，我以48岁之龄提前退休，编纂《紫溪山志》、《楚雄市教育志》，继而到永兴集团公司编小报。当时，我的函大同学张建强在永兴公司任副总经理，我对他说：我到永兴来不是长久之计，我提前退休是抱有一个理想，就是要通过说服州领导，支持州志办收集整理出版楚雄旧方志，而我自然要参与其中。张建强是个有心人，历任州政府若干部门的领导，人缘广，熟悉官场。他听了我的话后，并没与我商量，就“私自”与时任州政协主席的杨成彪提及此事。杨成彪不听则已，听则大喜，当场要张建强转达我，叫我写一个“文字的东西”给他。当张建强把成彪主席的意见转达我以后，我有种终逢知己的感觉，百感交集，遂于2003年1月5日写成《关于整理出版州内旧志的建议和设想》，交张建强转杨主席。文中说：

值此国运隆昌之际，宏扬楚雄州境内历史民族文化，是我辈读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而我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建议整理出版楚雄旧志，以便于学者或其他人士了解楚雄的昨天，从而更能把握今天，但迄未引起有关领导注意。就我所知，保山地区近年已整理出版了一整套永昌的历史文献资料，虽然耗资巨大，但却使该地区的文化建设，迈出前所未有的一大步，令省内外学人刮目相看。大理州在整理出版旧有的历史文化资料方面，也很积极努力，近年又有《大理古佚书钞》问世。无庸讳言，比较之下，我州在这方面的工作，确有差距。如果不急起直追，差距还要拉大。

成彪同志生长于彝州，学习于北大，自青年起即历任楚雄党政各级领导，热爱并熟悉楚雄乃至云南历史文化，以光大地方民族文化为己任，主修《州教育志》，近年又力主修建福塔，倍受称道，州境之民，无不以之为宏扬地方民族文化之领导。鉴于此，遂草此文，但愿能以主席之力，挽颓势于将衰，振雄风于目下。

此外，还提出我对整理出版旧志的具体设想。

《设想》送达杨主席手中之后，据说他立即给州委书记丁绍祥写了长信，信中备陈整理出版楚雄旧方志的重要性、紧迫性、可能性。州委书记深表赞同，并要成彪亲自组织开展此事，又指示州财政局在资金上给予支持。

随即，经过筹划，张建强等政协委员在七届州政协会议上联名写了《关于整理出版州内旧方志的建议》提案，并在大会上发言，提出要尽快整理出版州内旧志，以供当今资用。他们的发言得到与会者的支持，议案不久通过，于是开始着手此项工作。

据州委指示，旧志整理出版工作由州政协负责，由州志办协助，成立“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整理出版委员会”，委员会名誉主席丁绍祥、夜礼斌；主任杨成彪；副主任杨春华、姚家发、杜晋宏；主编杨成彪；副主编杜晋宏、芮增瑞、张海平。成立该委员会办公室，杨春华任主任；张梅任副主任；成员有吴荣华。

随后，在杨成彪主持下，在州政协召开第一次会议，参会有杨春华、州志办副主任杜晋宏、原州文联主席芮增瑞老师和我。会议提出的主要问题由什么人参加校注。杨主席说，有人认为应该请国内方志专家来校注，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但他和我们一致认为不必要，理由是费用昂贵，并且那些专家不一定熟悉楚雄历史。大家认为，可以在州内选人，条件是有古文功底，熟悉楚雄乃至云南历史。据此，各自推荐数人，总其为：市志办主任熊次宪、州社科联《社科论坛》副主编陈九彬、州艺术研究室主任卜其明、楚雄师院中文系主任曹晓宏、州发改委干部赵志刚（他曾在州志办工作多年）。再加芮老师、杜晋宏和我，共八人。

不久，杨主席主持召开第二次会议，州政协有关领导及全体校注人员到会。会上，杨主席强调参与者应该有奉献精神，也就是不要在报酬上斤斤计较。大家都赞同。会议就校注的具体过程、方法等各抒己见，充分发言，会下由杜晋宏整理成文，形成文件，用以指导和规范校注。

此次会议之后，州政协召开大会，州内各县市政府办公室、志办、档案馆、图书馆负责人出席会议。杨主席在会上要求各有关单位搞清各县市旧志资源，并如实上报，一定要把楚雄旧方志收集齐全，真正出一部“全书”。会后，州志办、州图书馆、州档案馆、各县市志办等共同努力，得知全州境内现存各种旧志54部，此外，有乾隆《姚州志》、道光《姚州志》和嘉庆《黑盐井志》存于省图书馆。

2003年4月下旬，校注工作开始。根据合同规定，校注者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在自己的书房或办公室开展校注工作。

这8个校注人员，年龄最小者已有40多岁，可以说这个群体正是年富力强，再加上都是勤于写作之人，又相互熟识，方便探讨，办公室又不时召集校注人员集会，许多学术问题，及时得到交流，从而释疑解惑，所以工作起来，进展顺利而且神速，一年有余，基本把州内所能收集到的旧志校注完毕。

与此同时，杨春华、张梅等又多次到昆明，与云南省图书馆商借乾隆《姚州志》、道光《姚州志》和嘉庆《黑盐井志》，但图书馆说这些旧志属于文物，不外借，也能不复印，使人大惑不解，又无可奈何。后经杨主席向省有关领导反映，省领导亲自出面解决，省图书馆才同意由他们的人员把这三部旧志校注，而后把校注稿交给我们。

对于这次校注工作，我十分投入，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去做的工作之一。2003年4月26日，我放弃在永兴公司的轻松工作，开始在家校注旧志。每天黎明即起，伏案工作，中午也不休息，一直干到下午四五点钟。如此一年有余，连续校注出宣统《楚雄县志述辑》、光绪《姚州志》、康熙《罗次县志》、康熙《大姚县志》、康熙《广通县志》、康熙《禄丰县志》、雍正《白盐井志》、光绪《罗次县志》，以及《华竹新编》、康熙《南安州志》之半。

此外，因若干民国期间的各县“地志资料”存于省图书馆而不能外借，所以杨主席派我和卜其明两次赴省图书馆抄录。时值寒冬，又无手提电脑，只能用手抄，所以较为艰苦。我先后抄录并校注者有：《盐兴县地志资料细目》、《姚安史地概要》、《云南苴却行政区域地志资料细目》、《云南省镇南县征集地志资料细目》、《武定地志资料》。

根据杨主席指示，杜晋宏、芮老师和我三个副主编，与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人员一道，审核所有校注稿，许多稿件经多次审核，反复修改，最终由楚雄师院印刷厂印刷，装订成书。

此次参与校注出版《楚雄州旧方志全书》，一方面使我所学古文知识得派用场，感到欣慰，另方面也学到了许多古文和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旧志中许多传统文化的精华，使我的精神境界得以提升。

从前面的记述可知，这部《旧方志全书》的特征就是一个“全”字，而此一字来之不易。一个“全”字，给我们楚雄州乃至云南省的学者带来了永久的方便。

此外，在《旧方志全书》出版之前，州内一些县的志办先后校注出版过若干单行本旧志，由于各种原因，那些书存在很多错误，而那些错误会带来许多误会、误解，于学术研究不利，但是，由于《旧方志全书》的出版，那些错误大多得到纠正，此诚楚雄乃至云南学界之幸。

2006年12月，《旧方志全书》工作获云南省第十次社科优秀奖，此为云南省地州一级首次获此奖项。

在校注旧志的过程中，我曾向杨主席及各校注者提出，在旧志校注的基础上，再编辑出版一本《楚雄历代诗文选》，从而向广大读者提供一个精致而简洁的地方历史文化读本。几经斟酌，杨主席及大多数校注人员以为可行，随即以杨主席为主编，任命杜晋宏、陈九彬和我三人编辑校注此书。我三人欣然从事，据分工，他们二人收集校注诗词赋，我收集校注文章，不数月而成书，出版发行，果然深受家乡读者欢迎。

2008年10月23日边城秀才于鹿城东山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