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三部第一期学员结业会讲话
1978年11月28日　　胡耀邦

1978年11月2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三部第一期学员结业会上发表讲话，现将有关农业生产和吃饭的内容摘录于下：


　　同志们胜利结业了。 欢送同志们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你们是去年九月二十六日开学的，到现在一年零两个月。这十四个月，是我们国家不平凡的十四个月，是拨乱反正的十四个月，是意气风发的十四个月，是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四个月。

　　我想，学校对你们可能是有些帮助的，帮助得够不够，我看是不够的。

　　拿我来说，我就官僚主义，很对不起。同志们生病的不多吧？退学的没有吧？（答：没有。）如果生病的不多，退学的没有，至少是生活上有了一点基本保证嘛，对于你们生活上的照顾，我看有所照顾。

　　听说伙食不很好，不断有意见。学校对你们的帮助是可以一分为二的，有所帮助，帮助也可能不是那么大。

　　同志们后天开始回去了，希望我来讲一点问题。我想讲四个问题。

（一）

　　同志们知道中央正在开会，这次工作会议要解决一些重大的问题，会还没有完。我们的重大决策之一，也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中央反复考虑的结果，决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这个斗争，就是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就全国来讲今年把它结束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上面来。

　　同志们，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从明年开始，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揭批查群众运动结束了，从此就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主要精力拿来搞四个现代化。所以，同志们一回去从思想上，实际工作上就要碰到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大问题，这么一个转变，华主席在开幕词中叫把我们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搞社会主义建设上面来。这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希望同志们首先把它弄清楚。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作一点历史的考察。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结束之后，毛主席好几次向我们全党提出过，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我们全党的工作重心要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搞技术革命，搞社会主义建设。

　　所以就历史的发展来说，把我们工作的着重点，把我们的重心转到搞社会主义建设上面来，不是我们这次会议才提出来的。

　　五十年代的中期毛主席就提出过，到现在二十几年了，但一直没有实现。

　　我们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转变原因很多，主要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里面有这么一些坏家伙的捣乱，比如林彪、“四人帮”。还有一些错误路线的干扰，也还有我们工作上的一些缺点、错误，比如说大跃进中间的浮夸风、瞎指挥、共产风。

　　大跃进中间的浮夸风、瞎指挥、共产风那个东西我们许多同志都要负责任。

　　在国际上，也还有苏修卡我们脖子的问题，利用我们的困难撕毁合同。所以，有许多原因。

　　今天回过头来想一想，这二十多年来，我们把主要的时间都拿来搞政治运动，搞路线斗争了。

　　当然，坏人捣蛋，我们不能不对付。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二年来，我们也不能马上把精力用来搞社会主义建设。“四人帮”有那么一批爪牙、骨干分子、死党，你没有清查清楚，怎么转呢？他们搞了那么多的破坏，留下来大量的问题需要清理。

　　经过二年多以来的紧张工作，基本上清理清楚了，组织上清理清楚了，“四人帮”在思想上造成的混乱，许多重大问题澄清了。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我们党的领导核心是团结的，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也增强了。现在已经有可能把我们的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从历史上考察一下，工作重心应当转到搞社会主义建设，本来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就应该开始这个转变。毛主席二十多年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是二十几年来，我们没有实现这个转变，现在我们才有了充分的条件能够实现这个转变。我们为实现这个转变扫清了道路，搬掉了搞四个现代化的绊脚石，现在可以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地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了。

　　这个转变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可以说对于我们全党许多干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新问题。

　　为什么呢？我们不熟悉嘛。我们二十几年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什么搞清查，搞斗争，搞批判，开大会，坦白交代等等。我们习惯的是这一套，想的也是这一套。

　　现在我们要来搞建设，搞四个现代化，怎么搞农业现代化，怎么搞工业现代化，怎么搞大干快上。

　　什么客观规律，什么经济规律，什么经济核算、企业管理，什么按劳分配，什么价值规律，许多东西我们实际上不懂。

　　老实说，革了几十年命，不懂。不要以为我们懂呀，同志们，你们不要以为在党校十四个月学了许多东西，中央党校毕业，而且比一、二部学的更多，背了这么一大搭子的材料，至少有三公斤吧，把它背回去，背一个包袱，这就糟了。

　　你们在这里学十四个月的东西，回去碰到实际问题用不上，一系列的新问题不懂，绝大多数人不懂，或者说懂的很少。这个问题谁都不能吹牛。

　　你们不懂，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就懂呀？同样我们也懂的很少。就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面临着又一次的重新学习。

　　三十年前，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号召我们重新学习。那时战争要结束了，我们要进城了，要搞社会主义了。这是一次重新学习。那一次重新学习，我们全党学习的不错。

　　进城以前我们是“土包子”，艰苦奋斗的精神很好。解放大城市，房子里面铺着地毯，没有见过，说你这个地方还有被子，泥巴腿不敢走进去，是打着滚进去的。现在面临着又一次的重新学习，要扎扎实实地搞四个现代化，还是高速度、高水平的四个现代化。高速度是要在二十世纪末提前实现，高水平就是最新的现代化，世界上的最新科学技术水平，我们懂呀？我看我们不懂。

　　前不久报纸上登了黑龙江友谊农场五分场二分队，一个人种一千亩地，一年生产二十万斤粮食。据说明年还可以提高，可以种一千五百亩地，收获三十万斤粮食。

　　同志们，一个人一年种一千五百亩地，收三十万斤粮食，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有过这个事吗？

　　二十几年以前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毛主席讲三户贫农办合作社是五亿农民的方向。这是有世界意义的，当时宣传的很好。我觉得现在友谊农场这个新事物我们没有宣传好，有文字记载以来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没有过这个事情嘛，是中国农业历史上最大的一个事情嘛，最大的一个新生事物嘛。

　　前几年我们不是讲新生事物吗？林彪、“四人帮”吹牛，“哎呀，这个是新生事物呀”，张铁生出来是一个什么新生事物，黄帅出来又是什么新生事物，朝农经验也是什么新生事物。不，都是一些反革命事物！

　　友谊农场这个事物我觉得不错。大寨也好，它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好。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但是一个人生产的粮食还不多。友谊农场那是真正的新生事物，要学习、研究这种新生事物。

　　开始一转变我们不习惯，不晓得什么是新生事物，什么是有生命力的东西。

　　机械化养猪怎么养法，两个人可以养几十万只鸡，一头牛十一个月可以宰了吃。这些还只是讲农业上的。

　　工业上，邓副主席参观日本的一个汽车厂，看到有多少机械手，不是人在那里干活，都是机器人在那里干活。我们懂呀？

　　怎么搞四个现代化，怎么高速度、高标准地搞四个现代化，讲老实话，我们不懂。

　　我不懂能不能混日子呢？说不懂我照样混日子。我们现在不是安定团结嘛，我不懂，你就把我撤职了？我回去照样当部长，照样当党校的老师、教员，那就叫混日子。

　　混日子的情况还会有的，今后三年混日子的情况还是难免的。我们党中央正在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在干部问题上，党内干部里面混日子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现在不是提出工人、农民不能干好干坏一个样吗？要按劳分配。

　　现在干和不干一个样，多干少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在干部中也是这么个情况。你说共产主义觉悟那么高，党性那么强呀？你说，我党性很强，他说我党性比你还强。那是吹。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要考察，要看实践，要搞评比。明年在干部里面要研究解决这么一个问题，怎么搞考核，搞评比，首先改变领导机关里面干部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状况。


（三）


　　现在讲第三个问题。你们回去就要碰到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当前工作上一个最大的实际问题，四个现代化的首要条件问题，也是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要着重讨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农业怎么搞好。

　　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搞不搞得上去，一个首要的条件，也是一个基本保证，就是看我们的农业搞不搞得上去。

　　我们今年的农业比去年，确实有许多地方灾大，有干旱。由于许多地方遇到了很大的干旱，我们预期的目标没有达到，但是比去年还是好一些，粮食可以达到五千八百五十亿斤到五千九百亿斤，这个数字比较可靠。

　　但是，我们的困难很不少。有些同志可以回想一下二十几年来我们有些地方总是把我们的成绩夸大，说我们这个地方大丰收呀，十几年大丰收。

　　什么十几年大丰收！你不讲老实话。二十几年的经验没有很好总结，困难估计得不够。关于农业这一段话，是我个人的意见，中央工作会议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清楚，正在那里各抒己见。

　　在第一期学员毕业的时候，我专门讲过一次，二十几年来我们农业走了曲折的道路，两个马鞍形。

　　第一个马鞍形是从一九四九年起一直好，好到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就下降了，一直下降到一九六二年。这是一个马鞍形。

　　一九六二年又上升，上升到一九六六年，以后又下坡，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去年又开始好转。

　　两个马鞍形。第一个马鞍形我们吃过苦头，共产风、浮夸风，加上自然灾害。

　　说自然灾害为主说不通，主要是我们工作上的错误。

　　第二个马鞍形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年。同志们，你们要考虑一下这十年的破坏，农村多少地方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家底搞空了，没有什么家底了。公社里面的家底，生产队的家底，社员的家底，许多社员的体力减弱了，吃不饱饭。

　　困难怎么来的？最大的是这一次林彪、“四人帮”的破坏。

　　还有我们许多政策没有搞对头。我们对困难要认识够，有利条件也要认识够。

　　我们把农业搞上去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我们粉碎了“四人帮”，搬开了绊脚石，扫清了最大的障碍，这不是有利的条件？我们的工业基础加大了，拖拉机、排灌机、农药、化肥，当然价钱高一些。价钱高一些可以把它减下来嘛。

　　我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了。所以我们的有利条件很多。困难和有利条件我们都要把它详细分析清楚，困难要估计够，前途是光明的。

　　把农业生产搞上去，我们客观有利条件很多，要有信心，共产党办事没有信心还行？要总结经验，正确看我们的历史，这是在农业问题上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把农业搞上去的关键还是要把广大干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共产党搞任何工作，都要依靠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依靠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什么工作都搞不好。要把广大干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发挥出来，我们一定要把政策搞好。政策是我们的生命线。农业、农村的政策，那更是我们的生命线。

　　再一个，几年来，我们大批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

　　什么叫资本主义没有弄清楚嘛，你批什么。什么是资本主义尾巴？有什么尾巴？也没有弄清楚。“主义”没有弄清楚，“尾巴”也没有弄清楚，界限没弄清楚就发命令，今天要下种了，几天要插秧了，瞎指挥可厉害了！

　　同志们，我们的国家是很好的一个国家，是很可爱的一个国家，阳光，气候，土壤都好，有平地，有山，有草原，有水面，可是我们领导上面搞得非常死，吃饭也非常死。

　　中国人吃饭，就是吃粮食，搞农业就是搞粮食。

　　我们中国人同外国人吃饭不一样，中国人出国，人家请吃饭，我们总觉得我们的中餐好，实际上人家的饭比我们并不差。

　　我觉提外国的饭比我们营养价值高，人家吃奶，吃奶制品，吃肉。

　　我们以为我们的茅台酒好，茅台有百分之五十几的酒精，人家喝葡萄酒。

　　我五三年、五七年出国就碰到这个情况：人家请吃饭，把奶端上来，把鱼、肉端上来，把酒也端上来，我们不吃，以为饭还没有来，等饭吃。

　　菜都凉了，人家说吃饭了，请吃，请吃！我们就夹了那么一点点菜吃了，等着吃饭。

　　结果吃了两个钟头，外国同志问，你们中国同志为什么吃得那么少呢？不知道是等饭，结果人家宣布：祝同志们健康，干杯，请你走了。

　　我还没吃饱。你吃肉呀，你喝他的酒呀，你喝他的奶嘛。怎么叫科学吃饭，我觉得这是个问题。

　　我们有许多陈旧的观念，羊肉、牛肉都不是饭，鸡蛋也不是饭，香蕉、栗子、枣子更不是饭。枣子怎么不是饭呢？

　　许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人们吃面包，吃大米饭，一点点就行了，把它当副食，我们拼命吃饭，吃粮食，老吃不够。我们中国粮食产量最低，可是消耗最大。这是几千年形成的。

　　同志们，我们正在为中央起草一个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我也参加了，提了点意见。

　　在一个小会上，我想了两句话：“祖国大地处处是生机，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我说我恳求你们在决定上写上。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处处都是生机，可以搞粮食，可以搞经济作物，可以搞油料。听说青海省种油料，一亩地可以产三、四百斤。许多地方产糖料，还有多少水面可搞养殖业啊。

　　我们国家的草原有四十三亿亩，比美国还大。我们的祖国是多么可爱呀。我们过去的宣传老说是我们这个地方十年九荒，不好哇。我是不赞成的。

　　这里也讲不好，那里也讲不好，我们的国家究竟好不好？我们对不起“上帝”呀，同志们。我们这些宣传不切实际，也是一种虚夸，也是一种讲假话，把好的讲成是坏的。

　　实际上我们的国家多么辽阔广大，多么美好！谁不承认我们的国家美好，我看倒有点“卖国主义”的嫌疑，你还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土地，这么多矿藏。当然不要随便加帽子，我说“卖国主义”，讲的是笑话。

　　我们的国家多么可爱，处处有生机。我们搞农业的方法有些地方不大对头，主要是领导不对头，经验没有好好的总结。有些问题要国家来抓，中央、省市要直接掌握各种生产基地，粮食基地、渔业基地、油料基地、棉花基地、花生基地、各种果品基地。

　　我们曾经算过一笔帐，如果按照友谊农场的办法，只要二十万农业劳动力，一个人种一千亩地，一亩地收四百斤，这两亿亩地，一年就可以搞八百亿斤粮食。二十万人，一个人种一千亩地的水平，一亩地产量搞到四百斤，就是八百亿斤，有了八百亿，中央同省市两级依靠这二十万人掌握八百亿斤粮食,我们为什么还要每年去征购。

　　每年呀，我的天！

　　十二个月，有八个月要搞粮食。

　　我们二十几年以来就干的这个事情。

　　什么领导农业生产？主要的经验是向农民抓粮，布置搞粮食。我们不自己搞那么些基地，搞渔业，搞畜产品，搞果脯业，结果只好向农民派购。你这一家搞十个鸡蛋，他那一家搞十个鸡蛋，拿了个筐筐去，搞的农民不高兴。

　　假使我们自己掌握了八百亿斤粮食，那些各家各户的都不要，或者是大部分不要，留给你们自己，留给你养鸡去，养鸭去，喂猪去，熬糖去。所以国家要亲自干这个事情，亲自投资搞基地。

　　二十几年搞一般号召多，要三级所有啊，要“穷过渡”啊，搞这个。

　　二十几年了，这条经验没有总结起来：第一个是国家来干；第二个是多种经营，东方不亮西方亮嘛。

　　有的说，不能多种经营，因为粮食没过关。

　　我的老天爷，你搞外贸嘛！你有花生，有大豆出口，到加拿大、美国、阿根廷换东西嘛！

　　什么叫农业？农业就是粮食？

　　我说，世界上有一些国家，象古巴，过去完全是在美国的封锁下，它就不种粮食。它全国的农业，主要是甘蔗。一斤糖是几分美金，五分，六分，七分。它的一亩甘蔗超过大米的价格好几倍。

　　想当初五十年代，我们还向人家建议：你们粮食没过关，我们派专家来帮你们种水稻。他开始觉得我们讲的对。搞了三年，算了吧，老兄，我请你回到你们的伟大祖国去吧，我还是种我的甘蔗。

　　这不是我们的瞎指挥？指挥到外国去了。

　　同志！说将来打起仗来怎么办？打起仗来有打仗的办法嘛！德国打了五年仗，它还不是过来了，它历来都靠进口粮食的，德国也好，英国也好，日本也好，遇到战争袭击的时候，农民一下子就改种粮食。

　　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没有把问题研究清楚。所以我们中央，今后的几年要准备进口，多进口一点粮食，休养生息，放手让他们干哪！

　　同志们，公社、大队、生产队养猪，养鸡，社员房前房后种树，种果树。养毛驴行不行？养牛行不行？我说就行。

　　我们二十几年来，拼命的割人家的尾巴。同志们恐怕你们也参加割了吧！

　　把树也砍光了，把房后香蕉也砍了，叫割资本主义尾巴。

　　人家房前房后种点香蕉，苹果，梨就是资本主义呀？

　　我是延安时期也好，川北时期也好，到北京来以后也好，房前房后，照例的搞它一点“尾巴”。现在我那个院子里面有柿子树，有葡萄树。葡萄，我是五六年花了五十块钱买的，收了二十几年的葡萄了，一年几十斤，是家中自己劳动产的嘛！

　　我的意思，总的说，就是前面说的两句话：“祖国大地处处是生机，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你种粮的种粮，喂猪的喂猪。也可喂羊，干涉人家喂羊干什么？
　　
　　同志们，我们的陕西呀，在座有没有延安的同志啊？可办糊涂事情了，听说今年上半年还发布这么个指示：谁家在房门口种一个窝瓜，要罚五块钱。

　　同志们，我们干了许多糊涂事，我们自己作孽，天作孽，自己也作孽。

　　昨天我同毛致用同志谈，我说我们湖南人喜欢吃狗肉，你们还可以提倡喂狗。马、牛、羊、鸡、犬、豕，还有什么东西？放手让他干嘛，叫做劳动嘛，国家，集体，个人一齐搞。

　　你们可要解放思想呀，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你们只要不搞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就行。分田单干、包产到户那是错误的。

　　明年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把我们的农业搞上去。我们的国家这么好，我觉得应该搞上去，不要老是脑子里面怕资本主义，怕资本主义那个鬼！

　　所以你们回去，明年头一个仗一定要把农业搞好。

　　农业问题本来很多，我也讲不清楚了，就是要有积极性，把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要瞎指挥，给他们点自主权，放手让他们干。这就是我的中心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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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自传第二部（34）

一位作家还描写说，那位人物的眼睛里，流露了“杀机”


王蒙／著


高占祥为之叫好。他干脆把文艺人也说成A系列与B系列。占祥的名言是，那几年，“（A与B二系列）轮流高兴，轮流住院”。

其实A与B的分法正如我前面多次讲的，太简略了。例如，在一九八七年初的震荡中，我听到
过一位以严峻认真著称的领导同志骂影片《芙蓉镇》，大声疾呼说:《芙蓉镇》的结尾是什么呢?是一个疯了的乡村干部敲着锣高喊:“三五年来一次，三五年来一次……”（语出毛主席，是说“文革”每隔几年要搞一次）。但不久我就接到胡乔木同志的电话，找我了解《芙蓉镇》的有关背景情况，并坚定地说，他要为《芙蓉镇》辩护。我同样听到那位严峻认真的同志大骂社会科学院的一位领导，说是他主张“人道主义就是拿人当人看”，似是别有用心。但作出此种主张的表述的同志一直安然无恙。这些地方，都有非A非B，亦A亦B的同志出来保护了他们。

比较一下，就知道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了，也就知道达到今天的局面，容易吗?

看来“文革”中没完没了地讲什么路线斗争，讲站队，起了坏的作用。这等于是让你选择投靠对象，参与高层争论。再说得难听一点是让你押宝。正像有人喜欢在群众中划分左中右一样，也有人喜欢把上面的人划分成改革与保守。有人以参与上边的斗争为能事。有人以参与上面的斗争为晋身的窍门，走到哪里都敏锐地寻找上面不合的征兆，判断领导层人员的行情消长。

我还希望，总结经验，政治家慎于参与文人的争议，而文人也不要使出浑身解数从上头找靠山。我说过一句不太好听的话，我希望领导不要让作家斗作家，作家们也千万不要为自己那点文词争论，动辄找后台，找领导，各找各的领导，等于挑动领导去斗领导。有些作家一听说上面有不同意见就那么来情绪，就不把自己当外人，合适吗?说得严重一点，这是不是会自我培养成一种“乱臣贼子”呢?

河北农民作家申跃中有一句名言，不要那么不把自己当外人，并非所有的作家都能做得成人民的儿子，有的能做到人民的侄子也不坏嘛。此虽不经之论，但可参考其大旨。

一九八七年春，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冯骥才、张贤亮、何士光来看我。他们也看望了另一位文艺界头面人物。张贤亮正在内心“打鼓”，乃表示谦虚与听话，说自己认识上需要大大提高，准备暂停写作，下乡生活与反思，还说不然自己会被“双开”（开除党籍和公职）。头面人物板着脸回答:“那好嘛。该双开就双开嘛。”大冯乃调侃张作家说:“我听了这话，浑身都结了冰。”

一位作家还描写说，那位人物的眼睛里，流露了“杀机”。当然这是小说家言。然而我怕。不是怕我被杀，而是怕我的眼光与心胸也会发生变化。无怪许多年后，山西的一位青年评论家谢泳分析说，王蒙的特点是内心的恐惧。

我像害怕瘟疫一样地害怕这种内斗。但是到了作协“四大”，我已经脱身无术。

而这时的内斗问题又与严酷的革命战争时期不同。邓小平多次讲过，改革是一次革命，这说明改革的幅度、深度、烈度都相当可观可惊可叹。这个断言同时也说明了作为老革命家的邓小平的革命情怀，革命壮志。革命从来都是充满激情充满战斗性的，作为一次新的革命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一上来，也引起了许多浪漫的幻想。改革又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说到底能改到什么程度，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哪些只能放在将来再考虑改不改的问题，尚待摸索。

而且，近一二百年以来，哪个救国良策不是火急火燎?于是，咸与维新以来，想入非非者也许不少于实事求是者。各取所需各执一词者，很可能不少于全面思考，顾全大局者。大话连篇，廉价吹嘘者，很可能不少于真抓实干，步步为营者。

一位领导同志说过应该提倡用刀叉代替筷子，这可能与一九八七年上海的闹毛蚶传染肝病有关。

《人民日报》上刊登过一位老革命学者的文字，提倡吃面包代替蒸馒头。说是面包含水分少，易于保存和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