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霸"，"文痞" 和 "小爬虫" (冷眼看文革一)

文革的 "对" 与 "错" (冷眼看文革二)

文革起始于一九六六年夏 (按同年五月十六日 [人民日报] 社论，金笔注)，如果按照 "十年文革" 一说，文革终止于一九七六年的十月。今日的中国与文革前，文革中，甚至文革后的中国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四十年过去了，现在仍然有不少同胞醉心于文革历史，从各种角度或写贴或评论，鞭挞文革，他们的观点是为了中国大地上不再发生类似文革的运动，有必要不断的提醒。笔者理解作为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的理由，但是对于再次发生文革运动的忧虑，笔者则觉得完全是多余的。

读者们有没有听说过 "完美风暴" (Perfect storm) 一词?

在维基百科里，它是这样解释的：完美风暴是指几个同时发生的事件所产生的合力，远远超过每个事件本身的分力之总和 (原文：The phrase "perfect storm" refers to the simultaneous occurrence of events which, taken individually, would be far less powerful than the result of their chance combination. 金笔注)。

两年多前发生在美国东南部名城新奥尔良 (New Orlean) 的卡雀娜风灾就是一场完美风暴。在一个多飓风 (Hurricane) 的夏季，在气候改变的大环境下，海水局部表面气温徒然升高时 (海水温度上升增加了卡雀娜飓风的能量，金笔注)，使之成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五级飓风 (Category 6 is the maximum one can get, but has yet to be recorded，金笔注) 之一。在这背景下，加上伊战的消耗以及资源转移，美国陆军工程兵的疏忽职守导致新奥尔良护城河堤的崩溃，又碰上联邦救灾总署 (FEMA) 官员的无能，救灾行动迟缓。当所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以后，在短短的几天内，美国历史名城新奥尔良变成了一座人间炼狱。

波澜壮阔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是一场 "完美风暴"。这是指文革是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由特定人物主演以及特定民众参与的一场 "完美风暴"。

我们在进一步讨论之前，首先要建立一个基本点。这个基本点是，在中共建政到文革前的十七年里的任何一个时期，中共的政权是得到多数，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支持的。这是中共政权与前苏联政权的一个不同点。前苏联政权在建政初期，即面对相当数量的反对力量，而中共政权在初期即得到大多数中国人民的认可。前述中，笔者用了 "多数"，"大多数" 以及 "绝大多数" 等几个数量名词来对应不同的社会时期，以及面对不同的社会问题。比如 "三面红旗" 和 "大跃进" 时期可能是绝大多数的支持率，而其后的 "三年困难时期" 以及其后的调整阶段则可能是 "多数" 或 "大多数" 的支持率。但是，因为当时没有自由选举，也没有所谓的 "民调" 记录，所有这些只能是一个估计。笔者多年前读过一位专为《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写专栏的保守派的资深撰稿人 (恕我忘记了他的名字) 的一篇文章，谈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他写到 (大意)，"毛泽东曾经说过，'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群众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毛时期是没有选举的，但如果有选举的话，他的这话也应该是对的 (right on the money)。" 因为西方世界总是对毛恶言相向，他的这段话让笔者留下印象深刻。

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的中国，中共政权始终得到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站在这个基本点上，笔者将试着论述 "文革" 为什么会在中国大地爆发的种种原因。

毛泽东本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初期 (五十年代中) 写过一篇著名文章《论十大关系》，十大关系也就是十大矛盾。哪十大矛盾对我们今天来说已经不重要了，笔者在这里提出来的目的是想表明文革前的中国社会是处于多重矛盾之中 (限于篇幅，笔者暂不在这里畅谈从四九年至文革前，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傲人成绩)。

总概来说，中国革命是在一个 "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社会中成功的，革命胜利后，当经济上还极端贫穷落后的时候，随即迈入社会主义革命。而在同时，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以及社会主义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是否可以施行还没有先例可循。

因此，在诸多的原因中，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社会主义运动是在一个经济上非常贫穷落后的中国进行的。

有一次，金笔在送念高中的儿子回家时，跟儿子有一段关于社会主义的对话。我说我的理想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儿子则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分享和受苦难 (Socialism is all about share and suffering)。问他为什么会理解成受苦难，儿子 "理直气壮" 的回答说，比如在非洲贫穷的地方是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的，"Simply because there is not enough food to go around" (即缺乏食物，不足以分享)。他继续说，因为人都有使用权力的欲望，在食品不足的情况下，很难避免以公家的名义强占和腐败的发生。

儿子受的是美国教育，金笔觉得很难同他讲清楚一些道理。比如四九年后的中国，虽然有一些利欲熏心，或滥用权力的人，但是大多数的国家干部还是为了国家事业大公无私，献身自我。不过，儿子的话也让我想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在那个拨乱反正的岁月里，校方组织同学们学习和讨论中国社会到底是处于社会主义的哪一个阶段的问题，有一种说法后来为大多数同学们所接受，即社会主义的实现一定要有物质基础，即要有丰富的社会产品做后盾才有可能实现分享。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或许可以这样说，四九年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社会还很贫困，国家很快转入社会主义运动，一些错误一些问题可能就很难避免。

第二，从 "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走来的中国社会没有真正经受过资本主义制度的 "培训"。

假如今天在美国进行一场 "社会主义化" 运动，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一定会在很多方面做得比当时的中国好。比如对私有财产的征收，美国一定做得更有人情味 (当然，在解放前的富人当中，"为富不仁" 现象还是很多的，金笔注)，"赎买" 政策一定会得到严格执行 (出于美国对私有财产的一贯保护立场)。再比如对于公有钱财的管理，美国一定会制定一套管理和监督措施，正因为这是公家的钱财，来自于纳税人，因此不能相信任何人，由不得半点马虎。即使是对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职工，美国也会象招收政府部门的职员一样，认真考核认定，做到 "一个萝卜一个坑"，对每个位置都有规定的职责和工作范围。而所有这些 "条条框框" 都是当时中国的企事业单位所缺乏的。

在上一篇中，笔者曾经提到了个人和企业 (或集体) 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顺理成章的，这是雇主出钱，员工出力，就象是周俞打黄盖，打者愿打，挨者愿挨。

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处理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员工和企业管理人员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毛的想法主要是通过不断的思想教育提高人们的觉悟，并通过觉悟的提高调整好这些关系，从而调动人积极性。而刘的做法是搬照前苏联的做法，依靠规章制度解决个人和企业 (或集体) 的关系。也就是说，是沿用资本主义的方法，设 "条条框框"，这在毛泽东看来无疑是在搞复辟。平心而论，在毛和刘的这场冲突中，刘少奇可能是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方。但不幸的是，原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被激化，扩大成为全社会都参与的一场 "你死我活" 的阶级斗争。

因为是国营企业或集体企业，员工按照名义就是 "企业主"，可是 "企业主" 偷懒怎么办呢？在当时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理顺，或者还在摸索中。在高喊员工是主人的同时，又实行 "管，卡，压"，造成了企业管理和员工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实际上还是很尖锐的。笔者有个亲戚，当时在江苏一个县的米厂里做技术员 (大学毕业)。文革开始不久，她回家时很兴奋的告诉父亲一件真事。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的魏文伯到她们县视察工作，在从省会去她们县的途中，魏乘坐的小轿车被前面一辆满载的行驶很慢的大卡车故意拦截，不让超车。魏的车被整整耽搁了好几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据跟魏交谈的县领导透露，魏当时气得端着茶杯的手都在抖。由此可见文革前国营或集体企业中，员工与管理人员之间的矛盾是有的，在有些地方甚至还是很严重的。

第三，国家领导及部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抱有极大的热忱，但也有相当部分民众对此并不热衷，甚至反对。

社会上存在这种差异是很正常的，但酿成社会矛盾的根源。一方面，GCD，国家政府，特别是文化教育部门，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在最大程度上唤起部分民众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巨大热情。文革前的各类思想教育运动，在社会各界，尤其是在教育界 (指学校) 培养了一大批思想左倾的积极分子。但是在另一方面，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比如企事业中的 "管，卡，压"，是在压制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人，又比如当时社会分配制度是 "多劳多得" 原则，展现的是资本主义的 "雇佣关系"。因此这批相当数量的 "积极分子" 对现状也是不满意的。毫无疑问，出于自发或者盲动，他们在文革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第四，由于制度 (包括法制) 的不完善，公私不分，仅依靠个人的自律或自觉显然难以避免腐败的出现 (但那个时代的一些腐败现象跟今日的所谓 "巨贪" 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家父曾经参加并主持了上海市财贸系统一些部门的 "四清" 运动。在当时，财贸系统是所谓的 "四不清" 现象的重灾区。面对一些贪图小恩小惠的个人和犯有 "多吃多占" 错误的领导干部，家父曾经痛心的对母亲感叹这些 "蜕化变质" 者，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为国家干部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些人和事的存在，造成了人民的不满，这些怒气在文革中一併爆发出来，增加了文革的 "火气" 和斗争的对象。

第五，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并不宽松，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 "敌对" 阵营对中国进行了十多年的禁运，围堵和制裁。在两大阵营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你死我活" 的对峙中，两方都在采用 "偏激" 的方法处理持不同政见 (包括不同观点或意见) 者。

比如，美国当时最为著名的，亲 GCD 的知识分子罗森堡夫妇就是因为 "间谍罪" 被处极刑。在铁幕下，当时西方国家对民主进步人士的迫害也是很严重的。在一些军事独裁的国家里，包括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秘鲁，阿根廷等南美洲国家，刚果，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还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亚洲国家，成千上万的亲 GCD 的人士和民主进步人士遇害。

同样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清洗" 也是很普遍。如前苏联对匈牙利，波兰，前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运动的镇压，南斯拉夫铁托总统的铁腕控制，以及中国的 "三反"，"五反"，"反右" 等运动，而 "文化大革命" 只是其中的一幕。在一方面，这些运动的发动是为了 "理顺"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各种关系和缓解社会矛盾，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敌对阵营的渗透。

举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 侯塞因为例，他是杀人恶魔，笔者在这里不是想为他辩护。问题是，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假如美国没有在暗中试图颠覆萨达姆政权，被萨达姆杀害的民众会不会少些？答案是肯定的。在我们今天反思文革和六十年代进行的 "社会主义运动" 的时候，我们应该公正的，全面的，客观的将当时的国际环境考虑进去。特别是，如果没有美国的 "虎视眈眈" 以及蒋介石整天叫嚣着反攻大陆，中国当时的政治环境会不会更开放些，更宽松些？

因为两大阵营 "你死我活" 的争斗，中国国内当时的一些矛盾，一下子就被提升到 "敌我"
矛盾来处理，这是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使然。同样的，文革的柴火一经点燃，这熊熊大火谁也很难控制住。但是即使那样，在建国后至文革前的那段时期里，以及文革中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共采用的是 "洗脑子" 的方式对待 "持不同政见者"，这与西方世界对 "持不同政见者" 采用 "肉体消灭" 的方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第六，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部决策缺乏民主，没有合理的政策辩论平台，同时鲜有党的领导人全身而退的合理退场机制。

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基本上是人治而非法治。因为不是法治，各种政策的推动需要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才能贯彻执行。再加上终身制和个人崇拜，领导人的权利没有制衡力量，一个人说了算，因而犯了错误也无法得到及时的纠正。这是和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关，是中国的悲剧，也是伟人毛泽东的个人悲剧。

最后一点，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在充满激情的建设新中国的同时，也承受着巨大压力。压力的一部分来自于他们这一代人对近代中国因为贫穷落后而遭受屈辱的亲身体验，另一部分则来自于 "社会主义" 是一个 "新生事物" 这一客观事实。

因为亲历过落后就要挨打这样一种亲身体验，老一辈的革命家们，包括毛泽东本人，十分渴望着中国的强大，在经济建设的道路上有着急迫的心态。早在五十年代，他们在经济建设上就提出快速 "赶英超美" 这样一个口号就是一个证明。同时，因为 "社会主义制度" 本身是一个新事物，施行了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以后，还有很多亟待处理的问题，甚至有些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无法解决的。

而在毛本人看来，这么多的问题就需要一次一次的群众运动来解决，按照毛的想法搞运动可以 "统一" 思想，然后可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甚至认为已经找到了 "一劳永逸" 的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下继续革命的方式，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站住历史的角度看，文革对中国，对全体人民无疑是一场灾难，有那么多的民众受难。这是中国的悲剧，也是伟人毛泽东的悲剧。当时的人们是无法认识到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实际上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和很多难以克服的问题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后面的连接阅读我的《姓 "社" 姓 "资" 话今昔》)。

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毛泽东的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很不宽松的国际环境下，还是在 "一穷二白" 的基础上，打造出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在本文一开头，我们就已经提到过的，为什么毛泽东的中国一直享有多数，大多数，绝大多数的人民的支持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文革可以在中国爆发的根本原因。

回看历史，四九年后至文革结束，国家政府在很多方面确实有很多过激的行为，这是宝贵的挫折和教训，对所有的 Social progressor (左倾分子)，我引用圣雄甘地的话作为本篇的结束语："We lose and lose and lose - until we win."

下期预告：
回首望文革 (冷眼看文革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