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标志著文革兴起的“五．一六通知”，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定为反党集团；同时作出处理彭、陆、杨、田（家英）问题的部署。分别成立了针对上述四人问题处理的中央专案小组。
　　尽管在“五．一六通知”通过次日午夜，就发生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服安眠药自杀事件，但会议的部署，依旧按部就班地进行著。
　　五月廿二日，是个星期天，下午三时左右，以安子文为组长，王力、戚本禹为成员的中央三人小组，突然来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的寓所。
　　习惯于一边散步一边谈事情的田家英，和秘书逄先知溜达瀛台去了，只有妻子董边在家中。约半小时后，田家英回来了，看到客厅在座的几个人，颇觉意外。
　　这的确是比较奇怪的组合∶安子文，是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部长；王力，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此刻已成为能够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中央写作班子成员；戚本禹，曾是田家英的下属，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一个科长。
　　安子文没有让董边回避，对她说，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吧。他随后照本宣科地说∶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现在宣布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田家英与杨尚昆关系不正常，要做检查，中央认为田家英思想一贯右倾，决定田家英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明日搬出中南海，中办秘书室的工作由戚本禹负责。
　　文件清点到五点左右，安子文、王力先走了，戚本禹逗留到较晚，才带著清点的大部份文件离去。
　　文件清点得差不多了，田家英稍稍喘息了一会儿，打开了一个此前撇了好几眼，却一直没有打开的精致的蓝布面盒子，里面装的是毛泽东的墨迹，一张张一页页，都装裱得非常仔细、整整齐齐。
　　这是他跟毛泽东后，一点点收集的。有的是毛泽东写给他的，有的是毛泽东当他面写下又准备弃置不要的，可他舍不得丢掉。一方面他酷爱毛泽东的书法，一方面他认为这些文字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例如毛泽东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是当年毛泽东写出后感到不满意扔掉，被田家英捡起收藏的。没有田家英的收集，世间将不会流传下毛泽东这首气势如虹的诗作。
　　田家英时常抚摸著精致的盒子，对董边说：“这是咱们的传家宝，也是国宝。”此刻，他呆呆地盯著盒子，思绪异常复杂，是否也要把盒子交出去呢？犹豫之后，他把盒子放回原处。或许，他认为这不属于“文件”，或许，他太珍爱它们了，不忍交出。
　　午夜十二点过后，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戚本禹打来的，董边没有听清说的是些什么，却听到田家英摔下电话听筒的声音。看到董边询问的目光，田家英气愤地说：“戚本禹好邪气，他算什么东西，我就是不去签字！”
　　董边见丈夫脸色不好，想到他一直没有吃饭，就劝他先吃点东西休息，有什么事情以后还可以慢慢说清楚。田家英站著没动，过了片刻，他像是对董边，又像是自言自语：“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想不到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十三年，落得如此下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恶人会有好下场！”
　　田家英与江青、陈伯达交恶，已不是三年两载，董边早就清楚。自田家英被任命为毛泽东秘书后，就和江青有过接触。
　　久而久之，博学多识，又有深厚理论修养的田家英，对学识浅显，却又在批判《武训传》、《红楼梦》研究上几度急于露峥嵘的江青，越来越轻蔑。他对江青不敬不畏，避而远之，这种态度，江青也明白，久而转为嫉恨。
　　至于陈伯达，田家英与他共事长达二十五年，但从第一次接触就颇觉心寒。当时他和中宣部的一些年轻干部，参加陈伯达写作《人民公敌蒋介石》的班子。在该书的行文及查阅核对摘录资料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书成之后，陈伯达竟质问田家英干了些什么，将他人的辛勤劳动一概抹煞。时间久了，田家英对他总是窥探毛泽东的意向，搞政治押宝，打小报告排压他人的品行，有了更多的了解，有时一点面子都不留地给予讥刺。
　　田家英很清楚，戚本禹敢于对他颐指气使，完全是因为有江青、陈伯达企图加害于他的背景。对此，他并不畏惧，否则，他早就可以柔化对他们那毫不掩饰的蔑视。
　　　　　　　　　　　　　　　　　（二）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凌晨，心事重重的董边再也睡不著了，既惦记著横遭打击的丈夫，又为早已安排好的自己在全国妇联机关党组做检讨一事所缠绕。《中国妇女》杂志被认为跟不上思想文化战线发展的形势，作为杂志总编兼社长，她责不可卸。
　　她起身到田家英的卧室，见他斜倚在床上，似乎彻夜未眠，陷入难以自拔的思忖。便劝慰他说：“你的情况主席都了解，有什么事慢慢总会搞清楚的。”
　　妻子的抚慰，使田家英的内心更添一重凄楚，他欲言又止。几十年以沫相濡，他很了解自己的妻子，也很尊重她的观点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自己在中央核心部门接触的许多复杂的情况，平时就没有向董边透露，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不曾同妻子探讨。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更难用几句话给妻子解说明白，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在一些问题上，无法求得最亲近的人理解与沟通。这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内心分外的痛苦，但他没有让内心说不出的苦涩和凄怆形于颜色。
　　他只问了董边一句：“中午还回不回来？”董边答道：“检查的事情完不了，可能就回不来。”她并没有把问题看得多么严重复杂，倒感觉丈夫比昨晚似乎平静了些，便匆匆上班去了。
　　关于董边离开后，田家英是如何度过弃世前的那个上午的，叶永烈在《毛泽东的秘书们．秘书田家英》中，曾做了如是描述：“就在这一片安静之中，田家英在‘永福堂’小院里，独自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上午！”
　　可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在那天上午，有人来过田家英的永福堂寓所，他就是田家英在延安时就共过事，建国后仍关系密切的老友何均。
　　在延安中共中央宣传部时，何均就和田家英在一起工作，并住在杨家岭上的同一排窑洞，一起帮助过毛泽东熟悉中国的国情和党内情况，几乎在田家英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同时，何均担任了朱德的政治秘书。建国后，田家英所在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与何均任职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后楼”，都在一个大院落里，仍保持著不时的交往。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八时许，何均上班路过永福堂，因风闻田家英停职反省的消息，还没有听到正式的传达，他更急切地想去看看田家英，了解更确切的情况。
　　何均的本意是想安慰安慰老朋友，可两人心头都被山雨欲来的浓霭所笼罩，而且又都自感躲不过这场风暴，以往见面便滔滔不绝的他俩，竟久久相对无语；偶尔交换一两句，更添凄凉气氛，他只记住了田家英当时说的一句话：“士可杀不可辱。”
　　何均在田家英处坐了好一会儿，才起身欲走，可田家英非要他再坐会儿，可坐下后，两人依旧话语不多，过了片刻，何均又要走，田家英再度挽留，“如是者有三四次”。最后，何均见上班的时间已经过了很久，还有些事情必须处理，就告辞了。田家英把他送出很远，几乎要到了何均的办公室。
　　临近午饭时，田家英的勤务员陈义国，突然找到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告知“田主任不见了”。陈秉忱、秘书室行政负责人、逄先知经商议后，一面让陈义国继续找，同时分头往田家英可能去的地方打电话，然后最后汇集的情况仍是：田家英下落不明。他们有点慌神了，但谁也没往更坏的情况上想。
　　又过了一段时间，陈义国来报告说，永福堂毛泽东的书房里，好像有人。三人随陈义国来到书房，发现门反锁著。砸开锁进入书房，屏风后的情景顿时使他们都惊呆了……他们在田家英的口袋里，发现了用红色铅笔写的遗书，文字并不太多。现在为人所知的部分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沈海底。”
　　汪东兴接到电话马上赶到了，跟著他的还有杨德忠。当他们确认田家英已经死亡后，商议的结果是立即通报周恩来，再由周恩来转告尚在南方的毛泽东……
　　据当事人之一王力回忆，五月二十三日午后，王力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约两点左右，汪东兴匆匆赶到会场。过了一会儿，会议主持人向在座的人宣布：田家英自杀了。三人小组成员之一的王力，被通知去中南海处理这一突发事件。
　　下午三时左右，惦记著丈夫的董边，刚把机关的事情了清，准备早些回去，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董边拿起电话，听筒另一端传来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声音，要她立刻回中南海西楼会客厅。
　　“西楼会客厅是刘少奇接待客人的地方，为什么要我到那里去？究竟出了什么事情？”董边猜测大概是与田家英的事有关，心里怦怦直跳。还没等她理出头绪，汽车已经开进中南海。
　　走进西楼会客厅，只见安子文、汪东兴、王力等人已在室内。
　　安子文代表组织向董边直言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杀。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如五雷轰顶。董边一下坠入万丈深渊。这是怎么了，早上还是活生生的，突然就与尘寰隔绝。她只觉得天旋地转，无语凝咽……
　　有关负责人一定要董边去看一下尸体，并且不断发问：“田家英死之前说了什么没有？”“要不要到医院去验尸？”董边此时脑子里已是一片空白，只是机械地回答说：“一切由组织决定，我服从组织。”
　　从西楼会客厅到永福堂寓所并没多远，但董边已经不知自己是怎么走过去的，她无法接受“畏罪自杀”的事实……
　　院内平日存放毛泽东图书的西房内，田家英平躺在地上，身上盖著那条铺用了多年的蓝色床单，有人拉著董边的胳膊往前拽，非要让她看清楚一点，认可自杀的事实。
　　床单被揭开，董边看到了田家英那僵滞铁青的面孔，那一向充满生气的脸，堆满毫不掩饰的无尽痛苦和悲愤。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
　　就在这时，董边身边响起了立刻收拾东西，离开这里的指令。她匆匆地拿了几件必需的生活用品，比出差还简单，连抽屉里工资都未带走一分，就这样离开了永福堂。
　　据传闻，田家英的尸体，还是在做了解剖之后处理的，没有留下一点遗骸。
　　　　　　　　　　　　　　　　（三）
　　董边被送到丰盛胡同中央办公厅的一座机关宿舍大院里。一九六五年迁出中南海的杨尚昆，也住在这座大院里。在那些日子里，董边除了在妇联机关接受群众批判外，同时还常被中组部、中央专案组找去谈话，要她揭发田家英。问得最多追得最紧的，就是田家英攻击中央负责人的言论。他们毫不掩饰对董边交代的不满。
　　田家英自知自己工作岗位的特殊，所以几乎不同自己的家人谈论工作上的事情，更不会同家人言论中央领导人的长短。因此董边感到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了。但出于对党的忠诚，她还是尽力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了一件发生在一九六二年的事情，可能属于要如实汇报的范畴：
　　那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刘少奇指派田家英带队到湖南调查了解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农村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情况，农村还存在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
　　然而工作组下去数月，群众对要求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疾呼，大大超出他的预料。特别是在韶山，毛泽东乡亲的呼声，与毛泽东的主观意念，差距甚远。田家英本人也是不主张包产到户的，但他尊重客观事实，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逐渐转变了原有的观点。
　　当调查接近尾声时，包产到户在全国已呈迅速发展之势，成为党内议论的重要话题。立论严谨的田家英，专门派人到安徽无为县，了解推行包产到户的真实情况，反馈的结论是：包产到户对于解救遭到破坏的集体经济的危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肯定是有利和必要的。
　　六月底回京后，田家英立即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的态度很鲜明：“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还向田介绍了其他地方反映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明确提出统一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说明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秀才”中间酝酿。还要田家英在毛泽东回京前，再征求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还特意嘱咐说先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听听反应。
　　回想到陈云就早对他讲过，“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嘛。”调查中杨尚昆来电话，说周恩来询问农村的私有部分可否放宽；向邓小平汇报时，他的态度乾脆，特别是经过一圈征询意见后，田家英感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一致，完全赞同实行包产到户，认为农村可以有多种多样所有制形式，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渡过难关是当务之急。
　　可当他提出前往邯郸，向在此视察的毛泽东进言时，另一端传来的答覆是：“主席说不要著急嘛！”毛泽东刚回北京，田家英就到游泳池，系统地陈述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他谈得兴致勃勃，可毛泽东却一言不发，一开始就显出不悦的神情。听完后第一句话就向田家英发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个体经济为主？”见他一时没有做答，又追问：“这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熟悉毛泽东的人都知道，他不轻易发表完全否定他人意见的意见，他若是同意时，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进一步深化问题，揭示主题，阐述其中的道理；但若是不同意时，往往不作声，抱以一种思考的神情。
　　田家英跟随毛泽东多年，对他的脾气秉性很清楚。他知道再做怎样的解释，都是多馀的，只是对毛泽东的第二个提问，简单地回答说：“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听后没作任何表态，很快就让他离开了。
　　从毛泽东那儿回到家中，田家英情绪很不好，烦闷之情溢于颜色。对田家英的工作及涉及中央领导人的事情，董边从不打听，可这次她感到丈夫思想情绪明显地异常，便问了一句：“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田家英也不似往常那样有所避讳，向妻子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和自己一肚子苦衷。
　　董边是个性直率的人，听田家英这么一说，当即严肃的批评道：“政策上的情况，为什么少奇同志不去和主席说，而要你去反映呢？你只不过是个秘书，怎么能将少奇同志的主张说成是你的想法呢？”田家英沈重且难过地说：“我是想原原本本地讲的，但主席从一开始听意见，就显出不悦的神情，看来他对包产到户的问题早在脑子里考虑过了。他直截了当地问是谁的主张，这不明白地说他在猜疑这是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吗？我如果再往刘少奇同志身上推，不是让两个主席之间的分歧明朗化，影响他们的团结吗？所以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
　　思前想后的董边，最终想起这桩几乎被遗忘的事情，便向三人小组汇报，不料刚说了几句，在场的安子文突然一拍桌子：“董边，你不要再说了！”临谈完话时，安子文再次要董边以党性保证，绝不再提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