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世事纷纷无穷无尽，而人的记忆极其有限。作家的责任之一，便是将自己的亲历的和别人的经历，自己的领悟和别人的述说，形诸笔墨，使许多历史的波涛不至完全湮灭。这波涛或大如海啸，或如钱江大潮，或如小溪的浪花。有的人经历了许多，却未必领悟了多少；或既经历了又领悟了，又可能拙于笔墨；或也善于笔墨，又忙于生活而无暇写出。我自以为属于最后一类，因此时常觉得有责任在年老忆衰之前，写下一些曾经亲历的故事和感悟，或许能使将来的史学家们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发现一些小小的佐证。】
 

我生长于重庆，虽离开多年，但时时关心着故乡之事。因为重庆最近发生的政治事件，使其成了媒体的焦点，唱红打黑的是非之论，豪强帮闲的利益之争，遍及网上。更有自以为是地代表重庆人者，借公论而发私情，忘乎所以，似乎已不知今夕是何年。70年后出生的许多年轻人对文革的认识，恐怕连纸上谈兵的程度也没有。所以我今不惜笔墨，以亲身之历，希望给年轻的后生们提供一点关于文革的感性认识。失实或不足之处，还望年长的先生们不吝赐教。
 

文革初始，我正上小学二年级。因年龄小，所以有幸未能深入卷入其中，但也因年龄不至太小，或许较成年人更能清晰地记下许多事情和心情。文革中的重庆武斗便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一页。重庆武斗的激烈，在文革中居全国之首。重庆人每谈及此，似乎还有些骄傲。其激烈的原因之一，是重庆人嫉恶如仇的刚烈性格，原因之二，是重庆有几个大的兵工厂。我家所在的厂，是生产军用钢材的，相邻的重庆嘉陵厂是生产步枪和子弹的，重庆空压厂是生产坦克的。小时候常常听到有规律的、隐约的枪声，据说是嘉陵厂在测试枪械和子弹。武斗初期是弹弓、匕首、钢钎之类，后来主要是手枪、步枪。迫击炮、高射炮甚至装甲车都在街上出现过，但好像大多是示威性的，并未用于实战。
 

文革后期，重庆人指责寻衅闹事者有一个口头禅：“现在又不是七、八月份了，你这么凶干嘛？”所谓“七、八月份”，是指重庆武斗最为惨烈的1967年的七、八月。我家是一幢三层楼的公寓楼房，而周围全是低矮的平房，所以很容易成为枪击的目标。记得有一颗子弹，从邻居家的窗户而入，穿过一个壁橱和一堵墙，最后落入炒菜的锅中。二楼公共阳台的水泥档板也被打了一个洞。后来这个洞被用来勾住一个铁环，我们便可以在一楼打篮球了。许多年来，楼房的红砖墙上留下了不少弹痕，这使我自然联想到“他老人家”的诗句，“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那时我们一家和许多人一起，到处避难。我们曾在母亲的同事家住过，因为他们的楼房不是孤立的一幢，而且似乎更坚固安全些。在武斗最惨烈的时候，全家到了母亲同事的农村亲戚家，躲到乡下去了。
 

作为那时的孩子，我们的玩具之一，便是子弹壳或是与子弹相关的东西。记得高射炮弹壳的底部有一颗钢珠，可以用来安在陀螺的底部。有的弹壳底部还有剩余的火药，可以刮下来像焰火一样的燃烧，也可以用于自制的土枪。能干的大孩子甚至可以将未用过的子弹的弹头和弹壳分开，再倒出里面的火药。那时有很多“三忠于四无限”标语，而我家周围街道旁的这些标语，有很多都是把大大小小的弹壳打入土中，再漆上各种颜色。
 

子弹经常在空中射来射去，晚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家楼房的外墙全是红砖，看上去还算坚固，但间隔房间之间的墙是一种所谓“夹壁墙”，外面是石灰，里面是木架和竹片。这样的墙很容易被子弹击穿。不知是谁发现棉被其实很能缓冲子弹的冲击，所以很多家里都把被子挂在窗户和床之间的墙或大柜上。有时听见枪声激烈，父亲会叫我蹲在公共走廊的柱子后面。当枪声就在家的附近时，声音极其清脆响亮，刚开始能感觉到一种死亡的恐惧，后来便慢慢适应了。
 

一天半夜，我突然在梦中惊醒，只见窗外火光冲天，是对面不远山坡上的一幢宿舍大楼起火，好像烧了一晚上，听说死了一些人。到了第二天白天，与其他伙伴上山去看烧过的宿舍，见断墙残壁上挂着一些长长的黑东西，让我联想到人的肠子。还有一次，离家稍远处但可望见的一幢楼房，遭到了另一个造反派的攻击。那时还是武斗初期，尚未用枪的阶段。战斗是投掷砖块，也有自制的大型弹弓。进攻一方最后出动了消防车，使用高压水枪冲击楼顶上的守卫者。不时有双方的喇叭对叫。听说守卫方的广播员战斗到了最后，和冲上来的进攻者一起抱着从楼上摔了下去。
 

死人的事常常在身边发生。二楼的一位颇为开朗的邻居，以前常常听见他打开窗户唱歌，文革开始后不久就自杀了。据说他的妻子是以前资本家的小妾，一位我看上去很和蔼端庄的阿姨。他的死好像是因为他妻子的身份而使他受到了侮辱。有一位同班女同学，住在我家楼下的平房里，她的母亲在外纳凉时被流弹打死。此后她便再也没在班上出现。我们再次见面是我来美国后有一次回国参加同学聚会，这已经是三十多年过去了。另外一位同班女同学，他的哥哥被人杀死，而凶手正是另一位同班男同学的哥哥。那时公检法已被砸烂，杀人者并未受任何法律制裁。这位女同学也从此从班上消失，我再未见过。
 

那时的社会完全是无政府状态，大街上常有群殴的事发生，“天棒”成了英雄。所谓“天棒”就是打架不要命的年青人。父亲为了我们的安全，尽量不让我们上街，尤其是不让去看露天电影，那种场合几乎没有不打架流血的。但我们有时会到远离厂区的山上去拣山螺蛳来喂鸭子。记得有一次在山上，遇上几个持枪的大人盘问我们，我们递上手中的铁罐，告诉他们我们是拣山螺蛳的。其中一位说，你们的螺蛳我们都要了。这时一位伙伴不知哪来的胆子，居然说了一句，“可是我们也好不容易。”顿时，一位持枪者将枪栓拉得哗哗作响，然后端枪对着我们说道，“你们想找死吗？”我只觉得当时空气都凝固了。当时我们三个孩子站在高处，持枪者处于下面的石板小路上。这时我很自然地想到了革命烈士就义的情景，心想马上就要壮烈牺牲了。不过很快，那几个人笑了起来，说是跟我们小孩开玩笑而已。
 

1968年，“他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城里的混乱减轻了不少。再到后来的1969年，听到广播里颁布723布告和828命令，是政府关于制止武斗的文件。然后是厂里发布了统一的收缴枪支的命令及其期限。那时厂里已经有军管会，其办公楼就在我的小学附近。记得交枪那日，许多人坐着卡车，带着自己的枪支，向军管会开去，一路上大家朝天放枪，枪声响彻天空和街巷。因为上学要路过军管会的大门，我可以看见里面的操场上推满了各种枪支。后来看见这些枪械被码成几个很高的方垛，然后被点火燃烧。过了几天，我们居然有机会溜了进去，在烧过而变形的枪堆里玩耍。
 

我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某高校任教。一日晚间，宿舍外的操场上喧闹吵嚷。有同事告诉我，有两个班的学生正在相互对峙，似乎要群殴。我立即冲出到操场上，置身于对峙的两群学生之间，义正言辞地叫双方各派一代表与我谈，很快将或可发生的群殴制止。事后有同事问我，“尔一向文弱，何以如此胆大？”我曰，“此小菜尔，重庆武斗期间所见类似群殴多矣。”重庆人嫉恶如仇的性格，很容易被人利用，所以文革武斗为甚，大家都自以为在为正义而战。但文革结束后，重庆人也是反思文革、反对文革、倡导改革的激进城市，正所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我相信凡想利用重庆人的性格而为己谋私利者，必终将为重庆人所唾弃而自食其果。

 

(后文革时代“伤痕艺术”创始人高小华的油画作品欣赏：《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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