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在一次向全美院的师生们讲话时,已旗帜鲜明地说出“自然主义是懒汉,应该打倒,而形式主义是恶棍,必须消灭”的整风方向。在总结建国一年来所取得的
新成就的一篇文章中,又说:“以往流行的形式主义和我国原有的陈腐恶劣的末流文人画,在新的文艺政策和方针下都销声匿迹,不打自倒”,“这是我和一部分搞美术的朋友与之斗争了三十年不能得到的结果”。
政治风云的掀起,给美术界带来严重的危害,国画首当其冲遭到抨击,理由是国画中的山水、花鸟、仕女等,不能在社会主义时期为工农兵服务。
徐悲鸿和张大千都是中国美术史上成就显著的艺术大
师,也是年纪相仿的一对好友。两个人在艺术上相互欣赏和推崇,徐悲鸿曾赞张大千是“五百年来一大千”和“自仇十洲之后,中国画家第一人”。他尤其喜爱张大
千的山水、花鸟画。张大千也以“画功扎实,手法奔放,善于构图,画贯中西”赞誉徐悲鸿是“最具前途和不可多得”的中国画坛大师。
1933年1月,当时的国家教育部筹办中国画赴欧洲巡展,筹备会主席是蔡元培,副主席是叶恭绰,徐悲鸿、刘海粟、陈树人为筹备会的常委,所征集到可以展现中国艺术最高水准的作品二百余幅。先后在法国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英国伦敦、意大利米兰、德国柏林和苏联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共七个城市中展出,强烈地震撼了世界画坛。张大千的一幅《金荷》被法国政府选购,另一幅《江南景色》被苏联政府购藏。
1936年徐悲鸿在《中国今日之名画家》一文中曾对张大千评价:“大千潇洒,富于才思,未尝见其怒骂,但嬉笑已成文章,山水能尽南北之变(非反指宗派,
乃指造化本身),写莲花尤有会心,倘能舍弃浅降,便益见本家面目。近作花鸟,多系写生,神韵秀丽,欲与宋人争席。夫能山水、人物、花鸟,俱卓然自立,虽欲不号之曰大家,其可得乎?”并在主持美术学院的工作期间,多次聘请张大千担任中国画教授。而张大千对徐悲鸿能够画贯中西,将油画的长处融化到中国画中甚表钦佩。
但不可否认,张大千和徐悲鸿虽在艺术之路上能互为喜爱,越走越近,但在人生道路的选择和目标上,却有很大不同。
张大千是典型的古代文人画家的活法:纵情山水,充分地创造和享受每一处的美好情致。虽对各式人物都能应付自如,并深谙处世之道,使自己生前便享有如雷盛名,但其所遵循的处世之法,还是秉承中国传统的儒家修养,从不过问政治,这一点和徐悲鸿有极大不同。
徐悲鸿是个有政治抱负的艺术家,时刻贴近时代的脉搏,关心时代的命运,作品主题也是紧紧围绕时代的需要而创作。作品中有较鲜明的时代寓意。而张大千在艺术表现上则绝对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的画完全脱离现实时代的影子,是标准的中国文人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