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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长篇回忆录土楼岁月第三十三

在书洋下乡的知青们，谁都知道书洋大队和田中大队文宣队的故事。

       在我们下乡之前，在书洋公社，就只有田中大队曾经有一个业余芗剧团。有趣的是，书洋的地界话语是在讲闽南话和客家话之间。芗剧是闽南话剧种，能在闽南话边缘地带盛行，足以说明芗剧的魅力。但是因为有将近一半的书洋人讲客家话，所以田中芗剧团在书洋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很少到客家人的大队演出。不过，田中芗剧团在南靖的影响还是名闻遐尔的。五、六十年代的南靖年轻人都知道，田中芗剧团和山城公社翠眉芗剧团是全县水平最高的大队芗剧团，屡屡在县级汇演中夺魁。文革开始之后，田中大队的芗剧团也基本瘫痪了，不过那些道具还在，老班底底蕴尚存，老艺人跃跃欲试。石码知青来了之后，田中大队领导为了适应革命形势需要，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快集结原有的芗剧团人马，又吸收了几位知青，成立了田中大队毛泽东思想文娱宣传队。

       书洋大队原来没有芗剧团，但是书洋大队是书洋公社土地资源最富饶，各项工作最出色的大队，是书洋的第一品牌，可是因为缺乏演出人才，在演出舞台上一直没办法和田中大队一比高下。知青下乡，终于使书洋大队时来运转，因为在书洋大队下乡的知青中，有五、六位原来就是龙海一中的文宣队队员。

       记得下乡之后很快是春节，书洋公社的书洋和田中两个大队来了几百名知青和城镇居民，整个书洋都轰动了，新社员到来，新春佳节到来，双喜临门。于是书洋革委会决定举办一场文艺晚会，让知青们上台表演节目，结果书洋大队大获全胜。之后在七十年代初期，书洋大队文宣队就一直成为书洋的文宣队代表队，代表书洋公社到县城参加每年一度的文艺会演。后来南靖县成立专业的文宣队，书洋的几位文宣队干将很快被县队借用，几年后就转正成为文化部门的国家职工。

       田中大队文宣队虽然在歌舞演出上不及书洋队，但是却是最受当地贫下中农喜爱的文宣队，是唯一能演出地方剧种的剧团的文宣队，能演出全场芗剧《智取威虎山》和其他“革命样板戏”片段，受到了广大土楼乡民的热烈欢迎。在那没有戏看和几乎听不到锣鼓声的偏僻山村中，是田中文宣队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把激扬热烈的鼓点在深山老林里敲响，让世代相传的土楼节庆活动延续下去。自文革后闽南各县的专业芗剧团被解散，直到一九七六年才恢复。所以，文革时田中文宣队能演出的全套芗剧样板戏，在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一级，这是可以说是及其罕见的奇迹，是对那个时期几乎被割裂的闽南民间芗剧演出史的一段连接。

       文宣队到土楼乡村到处演出，不少客家人也喜欢看，客家人总是称闽南话为“河洛话”，讲闽南话的人叫“河洛人”，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闽南人就是从北方迁徙到南方的汉人。我那时还以为客家人是少数民族，其实客家人也是汉族。闽南人对客家人的第一印象，是“三个客仔赴一个墟”，讲话个个粗声粗气，平时有事没事就要 “把屋顶掀开”，更不用说看大戏了。

       不管是“河洛人”还是客家人，过年过节农民需要热闹，想看芗剧好戏就只好请田中文宣队。田中文宣队既承担起演出文革现代节目，更重要的是演出传统芗剧节目，由此培养了一批年轻的芗剧演员。

       我下乡之后很快被选入田中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直到七五年参加南靖县公路工程建设而离开。但如果我不是户青，而是单身知青的话，很可能与文宣队无缘。因为单身知青们经常回城，而文宣队则要求你常年留在村里，随叫随到，以应付政治任务演出。所以，我这个“表现不错”的户青也被推荐入队。

       参加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那阶级斗争年代里是一种政治待遇，表明我出生不好，但也被列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面对贫下中农对我的信任，我异常欣喜。

       没想这一“入队”，就在文宣队混了六年。　　

       文宣队是业余的，又是义务的。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政治任务，谁也没有想到报酬。我们扛著道具，翻山越岭到书洋的各个土楼村落演出。晴天夜晚，天上布满星星，月儿亮晶晶的，在生产队土楼圆寨演大戏，社员都笑嘻嘻。村民们欢天喜地的。人们为了看演出，要专门在圆寨的祖堂大厅前搭起戏台。全村的男女老少像过节似的，整个河卵石天井挤满了人，有的干脆就在楼上回廊观看，就像坐在圆形体育馆的看台那样舒服。

        那时农村生活水平低，我们都是晚上义务演出，点心也是自理。我记得每次出发时，队长就要交代人带一小包米晚上煮点心。如果附近有人杀猪的话，就捎过来一小块肉。演完后煮一大锅漂著肉片的稀饭，每人喝一、两碗，然后在当地就宿。

       如果到非常偏僻的土楼演出的话，山民们一年才看这一、两场大戏，对我们热情接待，先是泡上一壶琼浆玉液的铁观音茶，再来糯米糍粑红龟稞、家酿红酒，有时还专门杀猪宰鸭请我们。住的地方也很舒服，山民们常把自家最好的房间腾出来让我们住。有一次一对新结婚夫妇还把新房让我们住，自己去住破破烂烂的旧楼。

        最怕公派演出。当时书洋公社有几条自己筹建的公路，工地在偏远的山岭，我们被公社派到工地慰问演出，那“待遇”就完全不一样了。家常便饭当然有，最惨的是晚上睡觉，每座土楼都挤满了开公路的农民工，我们只好躺在生产大队队部地板上。有时连被子都没有，只好把戏幕当被子盖。有一天晚上很冷，睡到半夜醒来，我只好把那条大队部公用的脏被子拿来盖，那被子起码一年没洗，那味道岂是一个“臭”字了得？闻都不敢闻。更可怕的是被子一盖上身，马上被跳蚤咬了几个包。有一次我们还盖过一条自杀后的死人尸体上的破被子，只是事后才知道真相，想吐都来不及。

       那一年在书洋上版寮大队演出，看到那里的农民正在盖一座大圆寨，可惜那时南靖土楼还默默无闻，我熟视无睹，只在远处观看。那圆寨的土墙才夯到一半。如果现在还有人盖大土楼，一定会成为媒体的轰动新闻。上版寮大队有个村叫田螺坑小队，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田螺坑土楼群。

       我们每年有大约四个月要排练节目，一般都是在晚上，应付紧急政治任务才停工排练。每当在劳累一天之后，还要走一、两里路到田中大队部排练，那股热情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像。我们的排练地点是一座非常有特色的吊角楼，位于田中溪中段。因溪流在这里大转弯，所以这个弯叫潭角。潭角有一口大潭，吊角楼就一半在潭中，一半在岸。潭岸这面楼墙的上坡，才是溪边的河卵石小路，小路上坡又砌起高高的石岸，岸上是几座大四角楼。这样，就形成大楼带小楼、高低错落的布局。这种潭中楼在书洋塔下村很多，在田中大队村落却仅此一座。“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吊脚楼给我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不管是明月清风的夜晚，还是狂风暴雨之夜，宣传队的姑娘和小伙子们总是在这里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在文宣队中，我是在后台乐队，比我小三岁的大妹妹是前台主要演员。我的弟弟在七五年高中毕业后，也成为文宣队台柱，他最拿手的是单人模仿双人相声，多次参加漳州市区文艺汇演。在那个狂热的年代里，我和我的弟妹们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可谓尽心尽力。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自编自演的那个欢庆九大闭幕的歌舞，歌词是这样的：文化革命凯歌扬，九大的喜讯传四方，毛泽东思想金光闪，革命人民有方向。工农兵，团结紧，紧跟毛主席向前进，抓革命来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

       在田中大队文宣队，有两位单身知青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一位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以下简称66)，另一位是六八届高中毕业生(以下简称68。田中大队文宣队的歌舞演出，都是他们编排的节目，一人负责前台，一人负责后台。他们作为单身知青，为了演出，几乎每年春节都没回家。

       这位66和我是同队，也住在新楼。那一年夏天我们在一个叫风科的山田一起割稻子，他的右手小拇指被一只竹叶青毒蛇咬伤了，竹叶青毒蛇是我国南方常见的毒蛇之一，栖生在丘陵山区的青草灌木丛中，毒蛇伤可引起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诊延误或急救护理不当而导致死亡或残疾。当时他感到伤口刺痛，立刻回到家里，伤口还是迅速肿大，医院打针贴药也不见好转，好在一位老农为他采了草药贴上，才保住了性命。

       他们俩非常要好，记得66受伤后在新楼住了几天，68把他接到两里之外的自家，因为68是单身汉，一天到晚都可以照顾66，而新楼的知青也只剩下66一人了。看66躺在床上，右胳膊肿大了一倍，伤口处都避变黑了，我们只能看着着急，好在老天有眼，终于有一位老农献出了医治的草药，不久66的手就完全康复了。

      68原来在学校里就是宣传队长，三好学生，也是田中文宣队的队长，他跳舞技术一流，人也非常开朗活跃，1973年被贫下中农推荐到大学读书。66也在一、两年后到一家工厂工作。改革开放后，他俩一直是好朋友，长期在一起工作，是土楼乡村的生活使他们刻骨铭心。

     身高一米八的66，头发自然卷曲，潇洒挺拔，原来就是篮球运动员，打乒乓球也是我的对手，他最喜欢唱著这样的一首歌“革命的人民战斗的弟兄，听我们歌唱毛泽东，奔腾的江河欢乐的水，一同来歌唱毛泽东....”我都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

      毛泽东时代已经很遥远了，但是我们这些知青“战斗的弟兄”在土楼乡村建立的友谊，将永远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