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了吗？

转贴之前：“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了吗？这个问题成了中国目前思想分裂的又一大问题。尽管讨论了若干年，还是没有同一的认识。其实很好，本来对历史就该各人各眼，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就经济而言，任何时候都是有些方面发展不错，有些则差强人意，而另一些则实在滞后不前。文革阶段也一样。现在看，当时的发展速度并不慢，但我们遗憾地错过了擦身而过的大发展机遇。因为，全球50年代到70年代那20年，多被看作自1820年以来，全球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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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教授：罗平汉 卢毅 赵鹏 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 ：““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了吗？”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幕巨大悲剧。对于“文革”给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人们容易达成共识。但是，对于如何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特别是关于“‘文革’期间中国经济是否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一问题，却争议很大。

　　传统说法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颇具影响力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就持这一观点。另一种观点是，“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虽然遭受了严重损失，但仍然有所发展。

　　“崩溃边缘说”最早见于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说：“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产量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4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点出了“四人小宗派”的问题。大概正因为如此，“崩溃边缘”的上限被设定在1974年。这显然是政治意义大于史学意义。不仅邓小平1975年主持工作时所作的全面整顿受到牵连，《报告》所列举的“分田单干”“投机倒把”等崩溃的具体表现，也属于群众的合理诉求，不过是欲加之罪而已。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也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提到了“崩溃的边缘”。他说：“‘四人帮’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当然，这只是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口径的延续。中共高层还有一些类似的表述，这里就不引用了。

　　“崩溃边缘说”是中共高层领导人提出的，“有所发展说”同样不是党史学界或经济史学界的发明。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沿用“濒临崩溃”的说法。有资料证明，第四稿原来写进了“濒临崩溃边缘”，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否定了这个提法。决议指出：“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此后，“有所发展说”才见诸学者的笔端。

　　薄一波在1993年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指出：就1967年“混乱的情况来看，说‘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并不过分”。他又写道：“应当提出的是，综观1966至1970年这五年乃至1966至1975年这十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他将“崩溃的边缘”用于特指动乱最严重的一两年，算是圆了此前的说法，但其主旨还是强调“有所发展”。

　　1990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提出，要把“文革”和“文革时期”区别开来。后者是指这场运动发生的历史时间。彻底否定“文革”，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全部历史。

　　由于政治运动在中共党史上占据着极为突出的位置，人们惯于以某个运动代指运动发生的历史时期，久而久之便混为一谈，以致评价的时候束手束脚——“文革”岂是可以肯定的?不难想象，如果将“文革”时期的经济与整场运动捆绑在一起，研究者将会何等左右为难!所以，胡绳的提议可以说是正确评价“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的重要前提之一。

　　几次学术争论

　　一旦研究者在政治上被松了绑，研究便开始从政治化转向学术化。

　　1996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召开的“文化大革命”学术讨论会上，各方学者就“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2002年10月，有研究者再次总结了这方面的争论情况。与“崩溃的边缘”相对，不少研究者发现，“文革”时期的经济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是上升的。十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1%，而且在不少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但大部分学者同时表示，不应孤立地用数字说明“文革”时期经济的发展。

　　2006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了一次“文革”史研究座谈会。会上，对于邓小平是否真的认为“文革”时期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怎样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才符合中央的口径，学者们展开了争论。持两种观点的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论据。

　　赞同“崩溃边缘说”的学者提出：一、“濒临崩溃边缘”不能单纯从统计数字看，主要是指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各种经济关系严重不合理，人民生活水平极度降低等等。二、“文革”时期的经济统计数字不准确。三、“文革”结束后，各地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确实出现了不改革不行的危急状况，全国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赞同“有所发展说”的学者则认为：一、研究国民经济状况，要根据统计数据下结论。怎样才算濒临崩溃边缘可以讨论，但总不应该是发展速度增长和总量提高。二、“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确实很低，除了动乱影响外，也含有为工业化付出的代价。

　　除了上述两种说法，境内外还有一种“已经崩溃”说;网络上则有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成就伟大，没有什么损失。这些观点可谓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崩溃边缘说”和“有所发展说”的升级版。

　　统计数字来源

　　为了更加严谨科学地判断“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本文将加以定量分析。分析的主要依据，是《中国统计年鉴》中记载的相关统计数据。

　　“文革”时期的统计数字可靠吗?

　　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早在1984年就曾撰文指出：虽然国家一级综合统计在1967-1969年几乎完全停顿，但仍有若干部门、地区和许多基层单位还在坚持进行统计工作。特别是作为社会“总簿记”的银行账目始终没有乱、没有断，对于以后补上当时的统计数字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后来许多部门和单位都到银行去核对账目，银行也赢得了“铁账本”的赞誉。至于基层单位，只要生产还在进行，一般都保存了若干原始记录和账表。“文革”时期其余七年，则大体坚持了基本数字的统计。

　　1970年5月14日，国家计委发出通知，要求自当年5月起，恢复工业、农业、基本建设、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社会商品零售额、工业财务成本和物资库存等定期统计报表制度，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门搜集、整理、补报过去三年的统计资料。到1971年底，这三年的主要数据基本补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统计局又通知各部门、各地区再次对“文革”十年期间的数据进行核对和改正。到1983年出版《中国统计年鉴(1983)》，才第一次公开相关数字。

　　总之，李成瑞认为：“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