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海箫声
读史、品酒、吹箫，人生如戏，这就是瀚海箫声的游戏人生。
写历史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史书留下来的东西，永远是不完整的。
某年某月，某人出兵；某城投降；某人突然改换门庭；某场战争之后，几个郡先后归附。史书常常只留下这些结果。至于这个人为什么出兵，那个人为什么投降，某位君主当夜究竟在想什么，某个集团内部进行了怎样的权衡，史书可能一句都没有写。
可我们又不能不解释。
如果只是把《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重新抄一遍，从某年抄到某年，那不是写历史，只是在整理材料。历史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在那些史书没有明说的地方：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为什么他选择了这条路？如果还有另外一个选择，他为什么没有选？
所以，写历史当然可以推演，甚至必须推演。
问题在于，边界在哪里？
我以为只有一条：你可以根据史料推演，但不能把自己的推演重新写成史料。
史书说曹操出兵，这是事实；我们根据前后的军事形势，认为曹操此时必须出兵，这是解释。史书记载某人投降，这是事实；我们根据双方实力变化，认为他是因为害怕才投降，这是解释。史书记载两个人后来反目，这是事实；我们回头寻找此前的矛盾，认为某件事情埋下了反目的种子，这仍然是解释。
这些解释完全可以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或者不着边际的。
甚至，一个好的历史作者，价值往往就在这里。他能够把散落在不同传记里的材料拼起来，把地理、时间、兵力、利益放到一起，让两千年前那些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事件重新形成因果关系。
但是无论这个解释多么漂亮，它首先仍然是解释。
最危险的事情，是我们推着推着，自己忘记了这一步。
史书只写了甲，甲可以推出乙，乙似乎又能够解释丙，于是我们把甲乙丙连成一条非常漂亮的故事。故事越漂亮，我们越容易相信它本来就在那里。再过一步，写出来的时候便成了：“史书记载，事情就是这样的。”
其实史书从来没有这样记载。
它只记载了甲。
乙和丙，是我们加上去的。
这并不是说乙和丙没有价值。恰恰相反，它们可能正是历史写作最有价值的部分。问题只是，我们应该告诉读者：走到这里以后，是我在解释。
因此我越来越觉得，写历史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推演，而是确定性。
“可能”“或许”“从后来的局势来看”“我倾向于认为”，这些词看起来不够痛快，却可能是历史写作中最重要的几个词。它们不是作者没有观点，而是在提醒自己，也提醒读者：证据到这里结束了，下面是我的判断。
当然，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只能说“可能”。
史料彼此印证，时间能够对上，地理能够闭合，人物前后的行动也能够相互解释，我们当然可以形成相当有把握的判断。历史研究如果什么都不敢判断，最后只剩下一堆引文，也没有什么意思。
但判断越坚定，承担的举证责任也就越大。
尤其是人物的心理。
历史人物不会站起来告诉我们：“不错，我当年就是这么想的。”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是他的选择。于是我们根据利益、环境和后来的行动，倒推出他的动机。这当然可以做，却尤其需要小心。因为一个行动往往可以有几个完全不同的解释，而两千年以后的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替古人把其中一个答案选出来，再让古人按照我们的逻辑说话。
逻辑自洽，不等于历史真实，因为我们的逻辑与两千年前的逻辑很可能南辕北辙。
“如果我是他，我一定会这样做”，尤其不是证据。
我们今天知道故事的结局，所以很容易觉得某条道路从一开始就是必然的。但身在其中的人不知道下一页会发生什么。他面对的是几个都不完整的选择，而不是我们已经知道答案的选择题。
所以我理解的写史边界，并不是一道禁止跨越的墙。
更像是一条应该标出来的线。
线这一边，是史料明确告诉我们的事情；越过这条线，是我们根据时间、地理、制度、人性和利益作出的解释。我们完全可以越过去，而且很多时候必须越过去。只是走过去的时候，最好回头看一眼，记住自己已经离开了史书原文。
因为历史写作最有意思的地方，本来就在史料没有写完的地方。
而历史写作最危险的地方，也在那里。
可以推演，可以判断，可以提出自己的解释。
只是不要到了最后，连自己也忘了：哪一句是古人留下来的，哪一句，是我们替古人补上的。
而历史写作最危险的地方，也在那里。
可以推演，可以判断，可以提出自己的解释。
只是不要到了最后，连自己也忘了：哪一句是古人留下来的，哪一句，是我们替古人补上的。
历史研究的醍醐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