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人行》1944年作
28年前,1996年,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北京昆仑饭店拍卖会现场,近现代国画大师傅抱石的作品《丽人行》以人民币1078万元成交,一举打破中国画拍卖价的最高记录,震惊全球!
傅抱石是一位天才艺术家,才学渊博,性格豪放,富于创造性。他是20世纪中国画巨匠,独创“抱石皴”,为中国山水画添上了浓墨重彩。同时不能小觑的是他的人物画,有专家称:傅抱石山水画里的人物是画的灵魂,有没有高士,差别甚大。其人物画以传统为主,尽管题材多为历史人物,诗词故实,却丝毫不见陈腐之气。他以“其命维新”的艺术理念指导创作,将山水画技法、经验融入人物画创作中去,形成独特风格,为传统人物画创作注入了新生。他的人物画是典型的中国艺术思维、艺术观念及强烈民族性与中国哲理相结合的产物,是一脉相承而又超越了传统的中国艺术,是其才华、激情、学识及诗与远方的结晶,人物画的精妙,潇洒隽逸,为20世纪中国人物画创作吹进清新之风。
“上古衣冠” 魏晋风度
傅抱石的人物画基本是先贤大哲的故实画。郭沫若说他“前喜陶渊明,后转而倾拜屈左徒”。傅抱石曾把自己的画作分为四大类,其中人物画是他创作较多的一类。1948年冬许士骐在傅抱石《人物山水册页》跋中云:“吾国人物画法,式微已久。傅兄抱石以雄浑之笔纵横挥洒,振起颓风,求神韵于迹象之外,似无法而有法。”在傅抱石的人物画中,有我国浪漫主义诗歌鼻祖屈原、田园诗派创始人陶渊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魔白居易、豪放派词先驱苏轼、词中之龙辛弃疾等等。这些人物的形象和诗作,不啻是他泼墨挥笔的对象,更是他对崇拜先贤,效法大哲的精神寄托。傅抱石在金刚坡时期,集中地描绘诸如苏武、屈原、文天祥等人的形象,以表达自己的精神和情操,可见他对于日月同光之人的崇拜。
傅抱石首先是一个美术史家,他的画与他的人格精神、学识见解密切相关。他曾说,“我对中国画史上的两个时期最感兴趣,一是东晋与六朝,一是明清之际。前者是从研究顾恺之出发,而俯瞰六朝,后者我从研究石涛出发,而上下扩展到明的隆万和清的乾嘉。东晋是中国绘画大转变的枢纽,而明清之际则是中国绘画花好月圆的时代。这两个时代在我脑子里回旋,所以拙作的题材多半可以使隶属于这两个时代之一。”(傅抱石《壬午重庆画展自序》)傅抱石在此提到了他作品题材的四大来源:摘取自然界的某一部分作为画面的主题;借鉴前人的诗词,将诗的意境转化为画面表现;创造历史上的美好故事情境;全部或部分地模仿古代大师的作品。
傅抱石的高士画中经常出现的画面是:云山雾罩,泉水跌宕而下,半山腰伫立着一个宋人。傅抱石接待外宾的时候,一些外国友人也问他,为什么现代的画家,要在画里画一些上古衣冠的宋人?
傅抱石回答说,中国人画画不是去摹写一件事物,而是写自己内在的感情、精神。我画的宋人,是我内心的东西,他身处无穷的山水之间,一旦跟山水相融以后,他就伟大了。他要是没有那么高的境界,没有那么博大的与乾坤相通的胸怀的话,他就不能在这个小草亭里呆着。
其实这些高士们都是哲学的化身,是一个纯精神层面的东西,他是智慧的,感情的,更是情操的,而这“情操”二字是为什么要画一个上古衣冠宋人的缘由。傅抱石认为,在青山绿水间,在大自然中, 不能有家常化的事物,不应有世俗的东西,这是中国人所讲求的精气神,是灵魂的体现!
精神与灵魂是傅抱石毕生的追求。身处穷乡僻壤的重庆郊外,正值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的当口,傅抱石那时唯一拥有的就是精神。人什么都可以不要,但不能不要精神。国家即便亡了,只要精神不沦丧,总有一天还能夺回来,而一个人要是灵魂堕落了,就万劫不复了。因此“寄尔乾坤一草亭”的宋人,是傅抱石创造的一个精神化身,是他生命和精神的超凡脱俗的象征。这草亭不是一座普通的草亭,而是乾坤间的一座草亭;坐在中的宋人,是天地间浩然正气的一种存在。人物虽小,但精神的包容性却无限大,甚至把面对的青山都包容在里面了。人物和山水气息相通,有气有神才能气韵生动,这就是山水画的生命之所在。金刚坡时期的傅抱石现象、傅抱石状态、或者傅抱石存在, 实际就喻示着当一切都凋零的时候,精神的完整才是一个人生命的最后依托。虽然在这些画里没有战争的痕迹,没有难民、流亡的场面,但它们体现出的却是民族的精神。
傅抱石人物画尤为突出的是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点,即线条劲畅灵动,墨色苍润沉雄,神态高古出尘,具有一种感时伤乱、胸怀国事、心系苍生的情怀,所以表现在人物画上每每折射出“伤感惆怅、沉郁高古”的美学特征。
《苏武牧羊》1944

《赤壁夜游》1945-1946

《竹林七贤》1945
心仪其人 凝而成像
傅抱石是从抗战入蜀之后开始画仕女图的。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在物质上匮乏、精神上磨难的时代,仕女画却在那样的环境中诞生了。“傅抱石在战争的时代里创造出他理想的美人,可见他心中的希望之泉从来没有干涸过。”傅抱石为湘夫人画像,将自己感时伤乱、胸怀国事、心系苍生的情怀表现在画上,画中,湘夫人深邃的眼神有失落忧伤之感,正是战乱年代傅抱石对时局的感伤和对未来的希望相融,明明是四月初夏却画出了落秋之感,给观者无比震撼的视觉冲击。当傅抱石创作的《湘君》和《湘夫人》于1942年的“重庆壬午画展”中出现时,强烈地吸引了山城的观众,纷纷被爱好者购藏。自此以后,直至晚年,傅抱石不间断地创作这两位传说中古代仕女的形象,既有大幅巨制,也有册页小品,有分别绘画的《湘君》和《湘夫人》,也有合在一起的《二湘图》,成了傅抱石最具代表性的题材之一。
傅抱石刚刚到重庆时所画的仕女,大都是用贵州都匀皮纸,施以重彩,类似工笔,与后来的风格相距很远。虽然女子画得很美,却乏神韵。入蜀后不久,真正的傅抱石佳人,那些兰蕙之质、林下高风的仕女便跃然纸上了。她们极具辨识度——都拥有纤细、清晰的眉眼、清秀浅淡的鼻梁和红润精致的嘴唇,而这些组合到一起之后,就形成了傅抱石作品中所独有的雍容媚态,一勾一画兼具魏晋与盛唐的遗风和美感。傅抱石从没有一幅关于青楼女子的画,而在画仕女图时,他更为注重她们灵秀的一面。灵秀之风是中国文化里对美人最高或者说最准确的评价,傅抱石画中所有美人的眼睛,如«湘君»、«湘夫人»,还有«读书图»,每个人物的眼神都很空灵。傅抱石一生画了许多仕女画,在谈论中国女子的美时,他说标准是“灵”、“秀”、“慧”。“灵”是很多东西都能与它融通,葆有足够的悟性; “秀”就是遇到什么都有着不同的反应和机智;“慧”是纯净中富于机智和颖悟,并说,女子一旦“灵、秀、慧”,就勇于决断,识大体、顾大局。
1945年6月26日,罗时慧35岁生日,傅抱石作《柳荫仕女图》送给夫人。这幅画以设色为主,仕女漫步柳荫溪边,回头顾盼,娴雅高贵,风姿绰约,不再有幽怨之风。画幅左边,题写了一篇长长的跋文。以前傅抱石很少给夫人画画,所以这张画画的特别用心,又做了详细的记载,表示对他夫人的敬意。这是一次情感激荡的过程,也是一次精神体验的过程。傅抱石以精湛的技巧真实表现了仕女的丰富与微妙,生动描绘出幽雅的画境与诗境。仕女粉衣长裙,略施粉黛,整齐的秀发,细长的修眉,轻柔的身段,漫步于柳荫溪边,回眸流转,顾盼生姿,风韵绰约,弥漫着清新明媚的春光。他详细叙述了入蜀六年来的艰辛生活,表达了对爱妻罗时慧的感激之情,字真意切,感人至深。这张作品实际上是傅抱石先生在1945年对他之前的生活包括他的艺术的一个总结,这件作品尺幅并不大,主体就是一个仕女,但是实际上是含着傅抱石先生深深的情谊,含着他对自己的前半生、他的人生、他的婚姻、他的爱情、他的家庭等等的深情表达。于是,《柳荫仕女》成了爱情的化身,使作品内涵进一步升华,同时将画面意境不断扩展。字里行间,倾吐一片深情,字真意切,成为生命之绝唱。
这幅《为罗时慧作柳荫仕女图》,堪称“画小价高”的典范。画的尺幅为纵73.7厘米、横42厘米,尽管才2.84平方尺,但成交价一平方尺3441万元,北京保利2021年秋季拍卖会中以9775万元人民币成交。
爱之切,爱之深,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爱情也给创作带来无限激情,所以有人感叹,傅抱石的仕女画,时常闪烁着罗时慧的身影。
《柳荫仕女图》1945

《九歌图-湘夫人》1954
《湘夫人》1946

《湘夫人》约1945

《二湘图》1946

《二湘图》1945
得之于心 形之于笔
傅抱石的诗意画,“从先生作品的题材看,绝大部分从文学中来”,《谈傅抱石人物画的意境》一书专门谈了了傅氏人物肖像画和诗意画的『传神』特质。
傅抱石在以杜甫诗立意的佳作中,最为世人津津乐道的恐属那幅《丽人行》。他的《丽人行》创作于 1944年9月,题材取自唐代诗人杜甫的《丽人行》长诗,画的是杨贵妃一行出外巡游的奢华场面。作者用泼墨写意的浓密柳荫作背景,安排了五组37个人物,突出绝代美人杨贵妃的形象。整幅画作明暗、精细、色彩对比鲜明,穿插变化有致,有强烈的舞台效果。它是傅抱石所有作品中惟一的长卷,被认为是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一直为藏家瞩目。尤为珍贵的是,《丽人行》有徐悲鸿、张大千两位大师的题跋,更使其身价倍增。
傅抱石一生只画过一幅《丽人行》,《丽人行》的人物造型,线条处理已臻成熟,更显炉火纯青,难怪徐悲鸿题上:“此乃声色灵肉之大交响。”并加跋赞扬:“抱石先生近作愈恣肆奔放,浑茫浩瀚,造景益变化无极,人物尤文理密察,所谓炉火纯青者非耶?余前尝作画中九友诗咏之云:门户荆关已尽摧,风云雷雨靖尘埃,问渠哪得才如许,魄力都从大胆来!”真是推崇备至。张大千跋:“古人论山水旷于无天密若地,先生以此秘入人物,开千年来未有之奇,真圣手也。勾勒衣带如唐代线刻,令老迟所作亦当裣衽。”大千将傅抱石推崇到超越陈老莲(老迟)而直追唐人的地位,把抱石直比“画圣”,与“诗圣”杜甫相媲美。大千与悲鸿皆有誉人癖,对后辈奖掖提携,不遗余力。当时抱石名气远不如二位,得此嘉许,当然高兴。
1952年郭沫若六十大寿,傅抱石专门画了一件丈二匹的《九老图》祝贺。次年9月傅抱石赴京参加全国第一届国画展览会,将这件《丽人行》带到北京,在会上供观摩,并将此画赠送郭老,郭沫若非常高兴,当晚请客吃饭,还请来老舍、曹禺等陪同。郭沫若对此画特别珍爱,放在办公室书柜中,老友来时,偶尔展示共赏。
傅抱石的人物画高度,是跟他丰富的历史、文学素养分不开的,这是他一生创作了许多历史人物画佳作的基础。傅抱石曾说:“刻画历史人物,有它的方便处,也有它的困难处。画家只有通过较长期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体会,心仪其人,凝而成像,所谓得之于心,然后才能形之于笔,把每个人物的精神气质性格特征表现出来。”傅抱石的历史人物画,确实是“得之于心,形之于笔”的,他画《屈原》,长发披散,面容枯槁、悲愤抑郁,表现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高品性。他画《杜甫佳人诗意》,刻画出了一个“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幽居在空谷、不愿入浊世的佳人形象。
“心仪其人,凝而成像,得之于心,形成于笔。”傅抱石的人物画就是先从“线”入手,他的人物画的魅力也体现在了“线”的运用方面,用笔多样,线条的质感也非常丰富,结合毛笔与宣纸,用笔时的疾徐、虚实、中锋、偏锋、干涩、润畅等方面,来塑造人物的动与静,使画面十分生动。在用墨方面,傅抱石好用油烟、漆烟,一般不使用现成的墨,而是细细的磨出墨汁来画画。在用墨时也非常讲究画面的节奏感,墨色随水的多少来呈现出不同的浓淡程度,例如头发蓬松又透气;背景的林中水气足,就用水多的润笔来制造氛围感;树木则用不同程度浓淡的大块的墨点来表现层次变化……傅抱石在设色上重视中国传统的“随类赋彩”,特别是他的仕女画,脸部用研制淡染脸颊和上眼睑部分,如女子化妆时使用的腮红和眼影,再用更加深重艳丽的红字表现唇部和眉间的花钿,勾勒出面如凝脂的雍容美人,加上服饰上的轻盈和飘逸感,更是突出了仕女们超凡脱俗的气质。
上世纪40-60年代,傅抱石画出了许多经典的人物画,这些画作如1942年《石涛上人像》、《屈原》,1943年《柳荫仕女图》、《洗手图》、《打起黄莺儿》、《竹林七贤》,1944年《阮咸拨罢意低迷》、《丽人行》、《白衣观音像》、《杜甫佳人诗意》,1945年《九张机册》,1946年《二湘图》,1947年《山阴道上》,1949年《琵琶行》,1952年《九老图》,1954年《屈原九歌图十开》、1963年《李太白像》等。
纵观傅抱石的艺术成就,绘画实践与美术史研究堪称双峰并秀,他对艺术史的回顾、反思,远远超过同时代的许多画家,这反过来滋养他的绘画,使他的绘画具有非凡的学术高度。郎绍君在《守护与开拓—二十世纪中国画谈丛》中言:『傅抱石是二十世纪最富才华的艺术家之一。……人物画多古装仕女、文人墨客、隐人高士。仕女面颊饱满、身材修长、衣裙曳地,线描细劲圆转,略得晋代画家顾恺之「春蚕吐丝」描法之意。高人隐士则超逸古拙、神情潇洒、醉意朦胧。与画家自己所向往的魏晋风度相契合。』马鸿增在《金陵画派五十年》中认为『傅抱石的人物画从一开始就具有高起点』,『始终保持了一种高古、典雅、飘逸的格调』,将其特点总结为『历史画、新意蕴』和『旧格法、新语言』。李铸晋、万青力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中认为傅抱石人物画『颇为精妙』,题材多从古代文学、诗人与画家形象和历史传说故事中来,『均体现早年将历史、文学、书画汇于一炉的作风』,何怀硕称其“显示了有如音乐的特性——旋律与节奏之美超越了概念的清晰与描绘的拘泥,正是那些含糊的、不可名状的笔墨形式随着心灵律动的起伏飞跃而出现,才更深入、生动的表现了对象的丰富、复杂与微妙。”此言道出画家传达给人们的美妙的艺术形象,切中肯綮。

《屈原》1942

《屈子行吟图》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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