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群里看到易中天先生一段话:“儒家没有胸怀容纳批判,因此和真理无缘;儒家没有逻辑,因此和哲学无缘;儒家因循守旧,因此和发展无缘……最终只能把自己打扮成道德伪君子,在权势膝下做奴仆。”易中天先生语言犀利,知识广博,极具个人魅力。我也一直欣赏他的表达能力。他的这段话读来痛快,一针见血。
不过,我总觉得,如果其中再多一些“证据感”,或许会更有力量。人类思想史上,有一种特别精彩的论证方式: 不急着下判断,而是把具体例子摆出来,让观点自己说话。
柏拉图曾把“人”定义为“无毛的两足动物”。定义提出后,众人赞叹其精妙。犬儒学派的第欧根尼却提着一只拔光羽毛的鸡走进课堂,说:“看,这就是柏拉图定义的人。”一只拔毛的鸡,胜过长篇辩论。
罗素的“火鸡问题”同样如此。一只火鸡观察到:每天上午九点,农夫都会来喂食。第一天如此,第十天如此,第N天依然如此。于是它归纳出一条“规律”:每天上午九点,人类都会给我送饭。然而,圣诞节前一天上午九点,农夫带来的不是食物。一个反例,便足以让看似坚固的归纳发生裂缝。
东方文化也不缺这种智慧。
晚年的汉武帝痴迷长生术。有一次他说,相书认为“人中”越长,寿命越长,一寸可活百岁。东方朔听后发笑。武帝不悦,问其缘故。东方朔答道:“臣不是笑陛下,是笑彭祖。”传说彭祖寿八百岁,若按“一寸百岁”计算,那彭祖的人中岂不要长到八寸?一句戏言,足以让相术逻辑显出荒谬。
我觉得比起高密度的价值判断,我更喜欢这种方式: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案例;少一点定性,多一点呈现。
例如谈儒家,与其直接宣布它“与正义无缘”“与科学无缘”,不如看看它的代表人物在具体事件中的表现。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过蒲时遭人扣留,对方要求他承诺“不返回卫国”方可放行。孔子答应了。脱困后,立即返回卫国。弟子子贡问:“盟誓不算数了吗?”孔子回答:“胁迫之盟,神不听。”这件事至少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信”在现实处境中是否存在边界?
《荀子·宥坐》记载“孔子诛少正卯”一事——当然,这段史料历来存在争议。按文中说法,孔子执政不久便处死少正卯,理由包括“强辨”“异议”“聚徒讲学”等。若记载可信,那么它会引出另一个问题:面对异见,儒家政治究竟究竟倾向于包容,还是倾向于整齐划一?
《史记》还记载,齐鲁会盟时,宫廷侏儒戏谑表演,孔子认为“惑乱诸侯”,下令施刑。
这些故事未必能直接得出某个宏大结论,但它们至少提供了讨论的材料。我渐渐觉得,思想讨论里最有价值的部分,不是情绪化的赞美或控诉,而是把一个个具体事实摆到桌面上。事实未必自动生成真理,但它比口号更接近真相。
我这个年纪,早已没有太多激情去愤世嫉俗。对许多人文现象,反而更愿意尝试理解。但理解并不意味着放弃立场。恰恰相反,立场不一定需要靠提高音量来证明。有时候,一只拔毛的鸡,一只没等到早餐的火鸡,一个八寸人中的彭祖,就已经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