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踏上了人生，满身是父辈遗留的伤痕。
在上海出生，像一朵瘦弱的郁金香，缓慢地生长，用自己的眼泪浇灌自己。
初中群、高中群、大学群，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长久的沉默。
好不容易从海外一点点“抠”出同学的踪迹，终于找到组织，混了进去。尤其是初中群，如果不是群主有点超能力，我大概早就摸不着这些人了。
老房子大都拆了，十多个同学去了海外。隔了这么多年，大家居然还能重新聚在一起，简直就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加入群的那一天，我自己激动得不行，同学们却一片沉默。
关系好的同学，还有当年暗恋过我的同学，热情地出来打招呼。其他人则安安静静地看着我，像是在观察一个从遥远地方突然出现的陌生人。
我爱热闹。
哪怕只有三个人，也能搭台唱戏。
于是我开始说话，接话题，抛梗，拉人下水。冷场了，就自己把场子撑起来。总之，捞上一个算一个。
可是，热闹毕竟只是短期表演。
后来，我开始一个个加同学，私下找他们聊天。
聊着聊着，我也有点累了。
你得一个个去敲门。
为什么就没有人来敲我的门呢？
我主动了那么久，也会倦。
同学群真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它加入的门槛只有一条：曾经是我们班的。
曾经坐在一个教室里上过课，一起笑过，一起玩过。即使彼此之间什么都没发生过，也算是一窝。
可真正聊起来，收获却不少。
原来那三年里，发生过那么多事情。
我天天坐在教室里，却根本不知道。
一个人的一句话，一件旧事，一个被重新提起的名字，像一块块拼图，慢慢叠加起来。
原来如此。
原来每个同学的背后，都还藏着那么多故事。
最让我吃惊的是，当年最会交男朋友的女生，后来竟然独身。
原来那个一直文文静静、最守规矩的女生，婚后却抛下家庭，去玩了一场惨烈的爱情游戏。如今，吃素、念佛。
原来那个从前就很淡定的同学，现在依然淡定。
原来当年超级调皮的同学，如今已经成了高级公务员。
当年不爱动的学习委员的头像，是一个踢球人的背影。
那个从前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女生，头像却换成了一个极度夸张的造型。
我看着这些头像，常常会想：
多少青春已经不在了。
多少往事已经消散。
如果真的站在街头迎面走来，我还认得出当年的你吗？
大概，我也变了。
以前的我文静得不得了，现在却成了一个话痨。
其实也不是。
大部分时间，我依然很安静。
只是到了某些场合，如果大家都不说话，我就会自动承担起“话痨”的责任。
有人冷场，我就去捞。
一个不行，再捞一个。
捞上一个算一个。
毕竟，大家曾经是同学。
曾经在同一个教室里坐过三年。
我们曾经那么近。
如今，却隔着这么长的时间，这么远的生活，甚至隔着一片海。
所以，同学，请说几句吧。
什么都行。
说说你这些年去了哪里，过得怎么样。
说说当年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也说说你自己。
别总是沉默。
我还想听听，当年的你，后来变成了什么样。
分不清是哪次复盘，卫东确定了晚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不讨论草案了，是因为李丽突然问：“你们知道大强子走了吗？”同学们惊诧之后，有的追问病因，有的顾及后事，有人质疑消息来源，还有人提议捐点钱，后来开始回忆大强子高中时的轶事。
对！卫东突然想到了导致聚餐不欢而散及第一次线下会议无疾而终的推手，那个丰南路老矿工饭店老板。那地方是董建军订的，说都是传统菜，照顾国外回来的两个同学，老板是高一级校友，好说话，包间不收开台费，他还能签单。老板亲自点菜，按照十二个人菜量下单，孙建平突然想起十二个参会人员影响表决，最好是奇数，董建军顺势拉老板入局，直接安排服务员加了一把椅子。不过那把椅子多数时间空着，大家也很少注意老板什么时候又坐在那。老板一直没参与话题，直到他拿着手机盯着屏幕，嘟囔了一句：“特朗普什么时候能干掉伊朗啊？”从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后来女同学们都加入了战团。
刘部长趁乱时打了个电话，让司机过来接。放下电话后，董建军问刘部长是副局还是正处级，刘部长说能以副局级退休就最好了。董建军笑着说“我感觉你像部级干部。”
刘部长没接话，环顾一周后说：“你们听过一个关于成功的定义吗？就是一个人有点钱，被傻逼们知道了。”说完自己先笑了起来。
卫东当时正在低头翻看计划书草案，无从区分董建平突然站起来和面前酒杯倒了的先后顺序，两个人指着鼻子互骂及丰富的肢体语言交织着其他同学的劝阻像一幕默片在眼前放映，他只是有点感慨，这两个人多年的宿怨想不到竟在这个场合以这种形式爆发了。
死群，极有可能。
群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全部。
每个人都应该，且行且忘且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