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崇高：现代科幻电影沦为文明的“系统维护手册”

以下观点来自油管安争鸣。

 

一、 两种内核相反的科幻：探索 vs 灾难

我一直有一种朴素的期待：在浩瀚无垠的宇宙尺度和深不可测的物理定律面前，人类的心灵会自然而然地感到一种超越自身理性的“崇高”。我们应当被强烈的好奇心所驱使，激发出无穷的想象力，从而“用想象力去勾勒未知”。这才是我以为的、或者说我所期待的科幻故事最核心的主题。

然而，审视当下的主流科幻，现实显然令人失望。

今天的科幻创作者在面对宇宙和物理定律时，感受到的不再是惊叹，而是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断子绝孙的焦虑。于是，他们笔下的故事主题清一色地变成了：如何通过科学手段实现生存，或者如何通过科学手段使文明得以延续。

直白地说，我期待的科幻可以被称为“探索科幻”，而现在的主流科幻则是一门心思的“灾难科幻”。虽然都冠以“科幻”之名，但两者的内核完全相反：

• 在我的想象中： 科学不是为了征服宇宙，而是为了理解宇宙。宇宙越大人就越谦卑，未知越深人就越好奇。科幻故事的高潮不应该是打败敌人、赢得胜利，而应该是终于触摸到了那团未知的迷雾，终于理解了过去无法理解的存在，终于见证了奇迹。

• 在现实的商业大片里： 故事几乎都在把被逼到绝境的“活下去”作为推动剧情的唯一引擎。这样做确实能带来宏大的史诗感和强烈的剧情冲突，但也让科幻丧失了其作为特殊题材的独特性，以及本该有的形而上的价值。

正如我挚爱的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的《索拉里斯星》。那片神秘的索拉里斯海洋没有入侵地球，没有毁灭文明，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把人类当做对等的智慧主体。真正令人震撼的，是人类第一次面对了一种永远无法纳入自身认知框架的智慧。这种震撼不是来自外在的危险，而是来自于认知边界本身。

二、 生存意志的涌现与超越性的丧失

作为一个历史和社会学爱好者，我深知这种转变并非偶然。我所期待的那种用想象力勾勒未知的科幻，其继承的是18至19世纪的西方美学传统。

在西方美学中，“崇高”（The Sublime）是指一种超越日常经验的、因巨大或强烈而令人产生震惊、震撼甚至带有一丝恐惧的审美情感。它与令人愉悦和谐的“美妙”不同，崇高带有一种压倒性的力量，它先让人感受到自身的渺小，进而激发出精神上的伟大感。这种震撼是形而上的，甚至带有宗教般的意味。18、19世纪的天文学家们普遍拥有这种体验，卡尔·萨根后来写的《暗淡蓝点》，其实就是这种精神传统的延续。

然而到了20世纪，情况完全变了。

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到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生命越来越被解释成基因为了复制自己而制造出来的“机器”。说到底，人类不过是一套能够自我复制的化学系统：

爱情不过是繁殖策略，道德不过是群体合作策略，文明不过是提高生存效率的工具，艺术不过是性选择，宗教不过是适应环境的文化机制……

如果一路推到底，整个宇宙里唯一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继续复制”。用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话来说，这就是“生存意志的涌现”。但叔本华是用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生存意志的，他认为真正具有主体性的人，应当是否定盲目的生存意志的。

不幸的是，在现代的灾难科幻片里，我完全看不到这种超越性。它们的思考完全停留在“如何让文明继续复制下去”的阶段，而没有一个创作者愿意退后一步，去触及那个终极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让文明继续复制下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多科幻已经彻底沦为了现代科学世界观的延伸，从而丧失了文艺的本质属性。

三、 现代文明的精神结构：被缩减的技术系统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妥协社会》中曾犀利地指出：

“在现代社会，生命已经降格为了生存。而当生命越像生存，人们就越怕死。死亡恐惧症使生命变得极其短暂，被缩减为一个待优化的生物学过程，从而失去了所有形而上的维度。它被剥夺了所有能创造意义的叙事，它不再是可讲述的，而是可测量、可计数的。”

韩炳哲剖析的是现代文明的精神结构。如果把这个理论套用到科幻作品中，原本很多令人感到困惑的现象突然之间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从古至今人类一直都很怕死，但死亡的恐惧很少成为整个文明的唯一主题。因为过去的人类将死亡放置在一个更大的叙事里：对苏格拉底来说，死亡是真理的一部分；对早期基督徒来说，死亡是救赎的一部分；对传统文化而言，死亡是轮回、天命或家族延续秩序中的一环。这些叙事未必真实，但它们提供了一种重要能力——让死亡成为一种可以被讲述的事件，而不仅仅是一场生物学上的终止。

现代社会则倾向于把生命翻译成数字：心率、血氧、BMI、每日步数。当数字成为唯一真实的东西时，生命便失去了叙事，沦为一个有待优化的系统。

在现代科幻中，这种对应关系达到了惊人的高度。现在的作品极少讨论“人为什么活着”，它们更喜欢讨论：延长寿命、殖民火星、上传意识、战胜衰老、避免灭绝、保存DNA、备份数据库……

保存、延续、备份、上传、复制——这些关键词全都不属于宗教、哲学或文学，它们是纯粹的**“系统维护语言”**。

在这些故事里，人类文明仿佛变成了一台服务器，其最高目标就是“不要宕机”。高潮不再是发现了新真理或邂逅了新生命，而是：服务器恢复运行、驾驶舱成功对接、飞船重新启动、基地重新供电、基因库保存完成。 全都是危机的解除，全都是系统的重启。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代科幻作品里极少出现“殉道者”。就像日本动画《地。-关于地球的运动-》中那些为了捍卫“地动说”而甘愿被教会处死的学者一样，殉道意味着相信有一种价值超越了生命的价值。而现代科幻里的英雄选择赴死，全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来。这固然也是一种高尚，但它不是追求真理的那种高尚。

现代主流科幻将宇宙从一个崇高令人敬畏的“谜”，降格为了一个充满风险的“环境”；科学从理解世界的“工具”，退化成了延长生存的“手段”；人类的想象力，也从让有限生命变得无限的“能力”，退化成了设计逃生方案的“智巧”。现代主流科幻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科学唯物主义走向绝路之后的精神荒芜。

四、 去魅时代的文艺凋零与个人的精神出逃

这种精神维度的收缩，不仅局限于科幻，而是蔓延到了所有严肃的文艺作品中。

读古典文学或莎士比亚时，我们会发现古典文艺特别喜欢塑造“不可替代的人”（比如荷马史诗里的英雄）。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宇宙，充满矛盾、宿命与不可解释性，因此魅力无穷。但今天的严肃文艺作品里，人物越来越像某一种社会议题、心理类型、身份标签或创伤经验。他们确实有血有肉，但却极其容易被解释、被分类、被心理学化。

用韩炳哲的话说，这叫“可测量”；用更通俗的话说，这叫“去魅”。

很多人把去魅理解为迷信的消失，认为这是进步。然而，一个东西被彻底去魅之后，也就意味着它无法再唤起人们的敬畏。世界越来越容易被解释，却也越来越难以令人敬畏。而文艺最深的使命，恰恰不是提供更多的解释，而是唤起人们的敬畏。

正因为这种“精神维度上的收缩”，最近这些年，21世纪的严肃文艺作品已经越来越难以吸引我、震撼我。反而是那些被认为“不严肃”的作品，重新点燃了我的热情：

• 比起精密计算的《星际穿越》，我反而更喜欢《哥斯拉大战金刚》，因为那些物理公式带给我的震撼，远远比不上哥斯拉这样的远古巨兽。

• 比起一味写实的现代题材，我更喜欢《权力的游戏》这种奇幻作品，沉迷于瑟曦·兰尼斯特和珊莎·史塔克那种充满矛盾、无法轻易被标签化的人物。

• 比起各大布克奖、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我更喜欢富坚义博的漫画，像西索、酷拉皮卡这样充满不可解释性和强烈宿命感的人物，才真正具有文艺的魅力。

结语

以上种种，皆是我个人的偏见。我之所以对现在的科幻作品充满苛责与失望，恰恰是因为我太热爱这个题材。这种“因爱生恨”的背后，是对那个曾用想象力勾勒未知、在星空前感知崇高的黄金时代的深切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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