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潭西湾的
出生于安庆乡村，在徽州完成中学学业后考入大学，自此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一路以好奇探索未知，以思考理解世界，在实践中认识时代，书写人生， 享受生活。
——一个留学生送报和送披萨的日子
一
1991年，我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电气工程系读研究生。
加拿大的UBC温哥华校园，图片来自网络
我的导师是 Michael Beddoes 教授，一位已经接近退休的老教授，我算是他的关门弟子。
那时候，我做的研究有一个今天听起来颇有年代感的名字——“能说话的打字机”。
简单地说，就是利用人机工程、计算机和语音处理技术，设计一种能够快速输入文字的键盘系统，再把输入的文字实时转换成声音，让机器把打出来的文字“说”出来。今天，文字转语音早已进入手机、汽车、导航和各种人工智能系统；但在三十多年前，把快速文字输入与实时语音输出结合起来，还是一个颇为新颖的研究方向。
那一年，妻子和两岁多的儿子也已经来到加拿大，一家三口终于团聚。
可没过多久，Beddoes 教授的科研经费出了问题，我原来依靠的研究助学金也随之中断。
妻子初到加拿大，人生地不熟，又要在家照顾年幼的孩子。房租、食品和每天的生活开销，一下子都成了现实的问题。
当时留学生在校外工作的限制很多，我没有正式的校外工作许可，要找到一份正常工作并不容易。
可生活不能停，书也不能不读。
最后，我找到了两份零工：清晨给《温哥华太阳报》（The Vancouver Sun）送报纸，晚上送披萨。
从那以后，我的一天被切成了三个截然不同的部分：
凌晨送报，白天做研究，晚上送披萨。
好在此前我用省下来的一点钱买过一辆二手雪佛兰。那是一辆已经颇有年头的美国车，谈不上漂亮，却成了那段日子里最离不开的伙伴。没有它，我很难想象自己怎样凌晨去送报，白天赶到学校，晚上再开出去送披萨。
二
每天凌晨四点半左右，我就得起床。
外面还是一片漆黑。
我开车去领取当天的温哥华太阳报，把一摞摞报纸装进车里，再沿着固定路线驶向 UBC 附近的 海滨大道（Marine Drive） 一带。
海滨大道靠近 UBC 的一带环境很好。道路两旁绿树很多，不少独立住宅藏在树木和庭院后面，房前是草坪、树篱和车道。靠海的一侧地势较高，有些地方白天还能望见海湾和远处的群山。
只是这些风景，我很少真正看见。
我送报的时候，天总还没有亮。留在记忆里的，不是海湾和群山，而是一栋栋沉睡的房屋、门前偶尔亮着的灯，还有一个个等着我投报的信箱。
刚开始送报时还是夏天。后来秋天来了，白昼越来越短，温哥华漫长的雨季也随之而来。
温哥华的冬天不像加拿大内陆那样冰天雪地，却有仿佛下不完的雨。
凌晨四五点，街上几乎看不见行人。雨水不停敲打着挡风玻璃，雨刷一下一下地摆动。车灯照着湿漉漉的路面，我开着那辆旧雪佛兰，在安静的街道上慢慢穿行。
停车，拿起报纸，下车，把报纸送到门前或信箱里，再回到车上，赶往下一家。
一户，又一户。
有时候雨下得很密，衣服和鞋子都湿透了，也只能继续。等住户早晨起床时，报纸就应该已经在那里。
大约七点前后，报纸送完。我再赶回学校，八点多已经坐在实验室里。
几个小时前，我还在黑暗和雨水中挨家挨户地送报；几个小时以后，已经面对着计算机和实验设备，研究怎样让一台机器把输入的文字及时、清楚地“说”出来。
当时并没有觉得这种转换有什么特别。
每天只是看着时间，把一件事做完，再去做下一件事。
三
送报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就是每个月收取客户的送报费。
报纸的订阅费是固定的，由报社收取；而送报费是多少，并没有统一标准，更像是客户根据自己的意愿给的酬谢。在规定的日期，有些客户会把钱装进信封，放在信箱里等我去取，也有人什么都不留。
时间久了，我慢慢发现，房子的大小和一个人的慷慨，似乎并没有什么必然关系。
有些看起来很普通的家庭，给得相当大方；有些住宅十分气派，留下的钱却不多。也有客户一时忘了，我有时会留下一张小纸条提醒。
刚开始做这种事情，心理上多少有些不自在。
白天，我是大学里的研究生，面对的是计算机、程序和实验设备；清晨，却要挨家挨户去送报，一个月下来，再去收这些几块钱、十几块钱的送报费。
可这样的感觉没有持续多久。
这些看起来零零碎碎的钱，带回家以后就是房租，是食品，是牛奶，也是孩子每天的生活开销。
妻子在家照顾两岁多的儿子，我得承担起一家人的生活。
慢慢地，我也想明白了：只要是靠自己的劳动挣来的钱，就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
四
清晨送完报纸，白天在学校做研究。到了晚上，我又换了一个身份——披萨外送员。
和凌晨送报的安静不同，晚上的披萨店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订单一来，就得马上忙起来。披萨做好以后，要尽快送到客户手里。没有外送任务的时候，也不能闲着，要留在店里帮忙：整理食材、做披萨、洗厨具、擦台面、扫地，打烊以后还要收拾厨房。
常常一直忙到午夜。
披萨店给的是最低时薪，对送餐的人来说，客人留下的小费就显得格外重要。
这份工作也让我接触到许多在大学里很少遇见的人。
有晚上聚会的年轻人，有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夜宵的普通家庭，也偶尔会碰到不好说话、甚至故意挑毛病的客人。
不过，大多数人都很友善。
其中有一位老太太，我一直记到今天。
那天我给她送去一个披萨。具体是怎么聊起来的，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她后来知道，我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在 UBC 读书，妻子刚到加拿大不久，家里还有一个两岁多的孩子。
听完以后，她给了我50加元小费。
1991年的50加元，对我来说绝不是一个小数目。
我很吃惊，也觉得不好意思，想把钱还给她，她却坚持让我收下。
后来，我没有记住她的名字，也想不起那天我们究竟说了些什么。
可那50加元，我一直没有忘。
并不是因为钱本身，而是因为在一个年轻留学生生活最紧的时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只因为听说了他的处境，便愿意伸手帮上一把。
岁月会模糊很多细节，但这样的善意，反而会留得很久。
五
披萨店还有一个小小的好处。
每天午夜左右打烊，如果店里还有当天没有卖完的披萨，有时我们可以带回家。
今天看，不过是几块剩下的披萨；可在1991年的那段日子里，对我们一家却很实在。
妻子白天一个人在家照顾孩子，也很辛苦。能少买一点食品，第二天多一顿现成的饭，都是很实际的帮助。
而那辆旧雪佛兰，开到后来，也越来越显出“老爷车”的本色。
车一发动，不知什么地方便会发出一连串噼里啪啦的响声，有时候密集得像机关枪。
两岁多的儿子刚听见时会害怕。时间长了，他也知道，只要楼下传来那阵熟悉的响声，就是爸爸回来了。
这个画面后来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深夜，一辆破旧的雪佛兰噼里啪啦地开进来；车里坐着忙了一整天的父亲，旁边还放着几块从披萨店带回来的披萨。屋里的孩子听见声音，虽然还有些害怕，却已经知道爸爸到家了。
后来这些年，我当然开过比那好得多的车，也吃过比那好得多的披萨。
可真正留下来的，反而是那辆会“打机关枪”的旧雪佛兰，还有那些午夜带回家的披萨。
那样的生活持续了大半年。
从夏天开始，经过秋天和温哥华漫长的雨季，一直到第二年春天。
每天大致都是同一个节奏：凌晨四点半左右起床，天还没亮就出去送报；七点前后结束，八点多赶到 UBC；白天读书、做研究；晚上再去披萨店，一直忙到午夜。
睡上几个小时，第二天重新开始。
现在想来，我自己都有些惊讶，当年究竟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其实那时候并没有想得那么复杂。
钱不够，就想办法挣；白天不能耽误研究，就把挣钱放在清晨和晚上。
我心里始终有一个很简单的念头：眼前的困难总会过去，书还得继续读下去。
六
后来，生活终于渐渐稳定下来。
经费问题解决以后，我从 Michael Beddoes 教授那里完成了硕士学位。随后换了导师，研究方向也转向远程医疗机器人。有了稳定的科研经费，我终于可以把主要精力重新放回实验室，不再依靠送报和送披萨维持生活。
我们的家庭也在这些年里慢慢发生着变化。
妻子刚来加拿大时，长子才两岁多。后来，我们又有了第二个儿子。到1996年我完成博士学位时，小儿子也已经两岁了。当初来到温哥华时还是一家三口，几年之后，已经成了一家四口。
那几年其实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事情。
更多的时候，只是在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钱不够，就去挣钱；车坏了，就想办法修；实验做不出来，就重新试；研究遇到困难，就一点一点往前推。
1996年，当我终于拿到博士学位时，两个孩子都还很小。
那张博士文凭，对我来说当然意味着多年学业告一段落，但它也让我想起了此前那些并不起眼的日子——凌晨四点半的闹钟，海滨大道黑暗中的门灯，温哥华没完没了的雨，一辆噼里啪啦作响的旧雪佛兰，以及午夜带回家的几块披萨。
它们原本只是生活里最普通的片段，后来却成了我记忆中最清楚的部分。
很多年以后再想起温哥华，我首先想到的已经不是那里的山和海，而是那些天还没有亮就已经开始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