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同行
(8): 有难同当
爸爸在新民县医院工作的时间共两年多，妈妈只有一年半，离开新民后，几乎没再有过联系。我甚至不知道，在那么短暂的时间里，爸爸妈妈是怎样工作的，和那里的人，那个医院有怎样的故事。
199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家里来了三位陌生的客人，他们是新民市医院领导，专程代表医院来看望爸爸妈妈的。他们口口声声称呼爸爸“老院长”，并告诉爸爸，新民县已晋升为县级市，过去只有几十名职工的医院已经成为有800多名职工的二级甲等医院，他们说，当年爸爸当校长，妈妈兼老师的助产、护士学校培养的学生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是支撑着这个城市卫生事业的骨干力量。他们还如数家珍般地讲起新民县医院初创时期的件件往事。他们说，爸爸不仅是这个医院最早的院长，也是多年来最让这里的人们怀念的院长。
在那之后，好几封来自新民市医院的私人信件寄到家里，有五十多年前的同事殷切地问候失联多年的爸爸妈妈，恳切地邀请他们去新民做客，有一位署名“王泽民”的老同事在信中写道：“二位老同志，我们虽然在一起只相处一两年的时间，但你们的高尚品德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直在怀念着你们，只是因没地址，没法通信。”妈妈告诉我，这是一名很有能力的医生，曾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好在已经平反，还当上了政协主席。还有一位二十几岁的陌生人写信给爸爸：“我与您素不相识，但听很多人讲过有关您的事，符喜林，王泽民，武桂云……，您还记得这些熟悉的名字吗？建院至今，已近半个世纪的光景，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很多人都没有忘记您。”可是当时的爸爸，已经失去自理能力，没有可能重返新民和他的旧识老友相会了，这是爸爸永远的遗憾。
1950年代的中国，战争结束，建设开始了，正是各方面人才发挥作用的时候，是知识分子大展身手的时候，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知识的人成了最可疑的人。政治风云变幻，运动更是高潮迭起：批胡适、反胡风、批武训、反右派、大跃进、放卫星、拔白旗、反右倾……。
爸爸妈妈到锦州的第二年，一个轰轰烈烈的运动开始了，它的名字叫“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所有的被运动者集中在锦州中学，听报告，开检讨会、写材料、“向党交心”、人人过关。这个运动持续了整整一年。
这一年里，我的爸爸妈妈和同一代的知识分子是怎样一天天熬过来的，他们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苦痛和挣扎，怎样罔顾事实的对自己进行了无情无理的批判和否定。我不愿也不敢想象。无奈地翻看档案袋里那一叠叠的“交心”材料，心情无比沉重。
从那时起,妈妈纯净的脸上就多了一种表情：恐惧。爸爸开朗的面容上增添了一丝沉重。可是“运动”并不因妈妈的恐惧和爸爸的沉重而停止，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如期而至。
1955年的“反一长制”运动，爸爸受批判，妈妈受株连。不懂政治的妈妈最大的兴趣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1959年,爸爸成了“反党宗派集团”重要成员，妈妈也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了一个“反党集团外围”的帽子。妈妈离开了教学岗位，转行到了图书馆，尽管头上压着帽子，根本看不到“政治前途”，妈妈一天都没有懈怠，她充分发挥自己既懂医学又会外语的优势，在这个一般人认为轻闲自在的岗位上，对图书馆的工作进行了突破性的改革。
1968年底，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妈妈被以“特务”罪名专政。当年为解放区提供药品、财物的一件件往事，成了妈妈“搞情报活动”的证据。
这是多么匪夷所思的事情。那个负责给爸爸妈妈传送信件、药品的通讯员邱德新被一次次审查、批斗，一定要他承认投奔解放区是别有目的，是执行“特务”活动，给爸爸妈妈送信是搞“反动情报”。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终于烧毁了他，爸爸曾经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含冤自杀了。爸爸就此也成了“钻进革命阵营的隐藏很深的特务”被进驻医院的解放军宣传队刘队长分到了“住院部连”当“战士”，先后做医生、护士、护理员工作。
那时候，我和姐姐已经下乡，爸爸妈妈刻意对我们隐瞒了家里的状况。我知道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是八十年代了，当年妈妈被关押在医学院的“群众专政指挥部”，爸爸当了护理员，每天在医院苦干，13岁的弟弟在16中上学，每天一个人独来独往。没有妈妈的家，饭谁来做，衣服谁来洗，卫生谁来打扫，爸爸和弟弟每天怎样饥一顿饱一顿的度日，他俩每天晚上会在家里做什么，心里天天都会想些什么？几十年来，这些问题常会在我脑中浮现，禁不住一次次心酸落泪。
弟弟告诉我，那时他上学的路上，要经过关押妈妈的二层红楼，他每天一边走一边向上伸直脖子目不转睛地望着一个个窗口，但一直都没有见过妈妈。妈妈却在窗口看得见弟弟，她在每天上学下学的时间里都会站在窗口向马路张望，看见弟弟一个人孤零零地走着，神情麻木，脚步迟缓，让她放心不下。妈妈曾对我说过，因为每天都会看见弟弟，想起我们和爸爸，她才能坚持下去，没有做出和高伯伯一样的选择。我真是既心惊又庆幸。
为澄清事实，爸爸向专政队提供了所有的线索和有关人员，让他们去调查，可是直到1969年底，专案组才得出结论：对爸爸妈妈的“特务”指控是“查无实据”。
原来，所有当时在小北屯“解放区”的人员都被关押审查了。新民县第一任县长谢庸夫早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一直被劳改。县长、县委书记郭巩给爸爸写的证明材料被注为：“该人是历史反革命，走资派。”邀请爸爸去小北屯又一直和他在一起工作的贾一鸣在1968年自杀，其余的人不是历史反革命，就是走资派。
爸爸妈妈一生都在这条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执着地前行。在选择的同时，他们也在不断地放弃：放弃舒适，放弃安逸，放弃享受，放弃金钱，放弃财富，放弃升官，放弃功名，放弃利益。爸爸妈妈是两手空空离开这个世界的,却留给了我们最有价值的遗产：他们坚守一生的人格、价值观和他们的爱,对家人、对亲友、对同事、对邻居、对相识的或偶然相遇的人们的深深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