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219）
三，毛、林矛盾的起因。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时，林彪成为毛泽东唯一的亲密战友和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被称为副统帅和毛主席的接班人。人们在三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时，还要高呼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当此时也，很多人真的以为毛、林两人亲密无间，林彪这个接班人是当稳了。那时侯，我内心虽认为林并不是毛理想的接班人选，怀疑林彪的地位今后还会有变化，但也认为今后即使真有这种变化，至少也要等到刘少奇问题解决以后才会发生。我实在想不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仅仅半年左右，毛、林两人的矛盾就产生了。
矛盾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不过据我观察，矛盾最初的起因是林彪要稳住军队，反对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揪斗军队高干。这就势必要与中央文革发生冲突，并进而在毛、林的关系间造成裂隙。而矛盾的爆发点则是军队将领利用支左的机会，堂而皇之地主宰了地方的文革运动，以《军委八条》为尚方宝剑镇压了全国几乎所有的造反派。文革险些因此夭折，毛泽东的文革进程也因此被打乱。这是与毛泽东的期望相反的。由于军队是林彪具体主管的，于是因为这次镇压，毛泽东开始怀疑林彪在暗中搞鬼。这又使毛、林两人的关系貌合神离，暗斗加剧。
文革初期，中共中央曾有明令规定：军队军以下单位不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准组织战斗队，只进行正面教育。同时也规定军队不准干涉地方文革，地方也不准干涉军队。中共做这样的规定，主旨是为了稳定军队。搞文革天下再乱，只要军队不乱，就能保证政权稳固。这一点不单是毛泽东的主张，也是林彪和中央军委的共识。军队将领对此非常欢迎，因为有了这个禁令，军队干部基本上就免除了像地方当权派一样遭受文革冲击的危险。所以，文革刚开始时军队干部大多对文革没有反感，反而很积极。当时陈毅、叶剑英、贺龙、徐向前等几个老帅常常出来发表公开讲话，表示他们对文革的支持和关心。后来我看戚本禹《回忆录》，他的说法也一样。他说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刘、邓，军队是拥护的。那时部队的主要领导，包括一些老帅和将军们都表现得非常积极，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也很好。中央文革要成立《快报》组，吴法宪从空军调了一些优秀干部来给我们。但是，这个禁令很快就被打破。而这些老帅和将领对文革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看法也改变了。
首先打破这个禁令的是军队院校的学生。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普通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和学生造反派在社会上横冲直撞、叱诧风云，一时成为天之骄子。军队院校的学生看了自然也不甘寂寞。他们以自己也是学生、也要批判修正主义为理由，不理会禁令纷纷起来造反。听说这些造反学生最初遭到了纪律制裁，但后来好像是得到了中央的默许。因为不仅军队院校学生造反的越来越多，连不是学生的一些属于军队系统的人也公开起来造反了。当时有一个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有一个新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听说都是一些部队文工团的人，相互斗得很厉害。这些人神通广大，还能够见到毛泽东。而当军队院校学生造反派起来后，不少军队负责人就开始遭到他们的冲击。如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长的邱会作，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学生造反团体红色造反纵队（红纵）抓去批斗，遭到残酷殴打。
据当时的红卫兵小报说：邱利用职权长期玩弄女性，文革开始后也不收敛。一天，解放军总医院北京301 医院军医蒋永彦看到一名女护士偷偷在哭，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护士说邱部长要她晚上去陪他睡觉，她不愿去但又不敢抗命。蒋永彦听后愤而向中央军委揭发，事情遂暴露出来。邱被抓后，从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到十一月十七日，连续被批斗了四十多天，最后昏倒在批斗会场，被送去301 医院抢救。邱曾是林彪四野下属，经人提醒，邱写信向林彪求救。林派人持他的手令将邱救出。这个事情，由于当时的第二军医大学落户在上海，《红纵》在上海也是小有名气的造反派组织，所以关于邱会作的事情我们上海人大多都知道一些。
那个时候，人们对军队只搞正面教育，不搞四大是否正确就有过议论。因为根据毛泽东的反修理论，阶级斗争无处不在，军队内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人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这是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就明确说过的。对于军队军以下单位不搞四大，很多人认为这仅仅是暂时的斗争策略。因此，当军队院校学生冲破禁令起来造反时，很多人并不认为这是多严重的违法行为，反而认为这是文革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一些军队高干被批斗，他们也不认为有何不妥，既然地方党政中的很多走资派都被批斗了，军队中的走资派难道就可特殊化，老虎屁股摸不得？对于这一点，我当时也是这样的想法。群众有这样的看法，军队高干当然奈何不得。问题在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人也对军队造反派表示支持。比如张春桥，我们上海人都知道他是支持红纵揪斗邱会作的。甚至当邱会作获得林彪搭救并重新掌握军委后勤大权后，红纵在军队内部受到批判和打压，可张春桥在当时的公开讲话中仍然强调红纵在参与地方文革中站对了队，是正确的。张春桥这样说，分明是在与林彪、邱会作等军队高干唱反调。这样，那些军队干部不仅开始对文革不满，对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中的 激进派也开始憎恨起来。
当时，军队高干被军队院校造反派批斗的情况还不算严重。但有好多地方当权派虽然现在不属军队干部，但过去都曾在军队任职过，与很多军队现职干部是老战友，彼此有着深厚的情谊和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人被造反派批斗，也激起军队干部的同情和愤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地方群众造反派出现后，造反派在批斗地方走资派和追查整群众的黑材料时，有不少地方当权派为逃避批斗而躲进当地驻军军营接受军队保护，并把整群众的黑材料藏到军营保管以便秋后算账。当造反派与军队交涉要求军队交出当权派和黑材料时却都遭到了拒绝。于是不少地方因此发生了造反派围攻或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亦即文革之火终于烧到了军队。
以上两种情况客观地说，最先违反中央规定的都是军队的人。照理，军队领导对这种情况应该引起警惕和自省，分别加以约束和疏导。但当时情况复杂且混乱：一方面中央文革在鼓动军队院校学生起来造反，以冲破原先的禁令，让文革得到发展。而这种情况又让军队干部认为文革派想插手军队，搞乱军队，因而起来抵制；但对各地驻军违反禁令干涉地方文革包庇走资派的行为却又认为理所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原因是军队一向在社会上享有特权，认为无人敢挑战军队的权威，区区造反派的抗议根本就不在他们心上。此外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是因为军队干部的特殊化和腐化程度比之地方干部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害怕军队不准组织造反队的禁令被冲破以后，他们也会像地方党政干部那样遭到批斗，甚至打倒。
关于这一点，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也有提到。他说：从军队机关院校开展批判资反路线开始，军队与中央文革的矛盾就开始尖锐起来了。军队内部的矛盾本来就是很复杂的。当时军队里面有的领导搞特殊化的情况，比起地方来有过之无不及。由于部队在管理上都是讲服从命令听指挥的，所以一些干部的作风也十分霸道。这些情况从文革运动一开始就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所以客观地讲，邱会作当初被红纵学生批斗并非无辜受害，而林彪救邱会作之举也非全然出于公义。否则被邱会作侮辱的众多女性，她们的公义何在？而军队干部与中央文革发生冲突也并非错的就是中央文革。如果一定要说谁有错，那只能说毛泽东不该发动文革揪什么走资派。因为正是中共的独裁，造成了遍地的走资派。其情形就如现在的中共官场几乎无官不贪，造成这种局面的同样是中共的独裁体制。就如现在的习近平，他也与毛泽东一样，一方面拼命要维护这个体制，不准人民批评、反对这个体制，唯恐共产党丧失政权，资本主义复辟；另一方面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欺骗人民和打击党内异己，于是他就有选择地开展反腐运动，把反腐当成打击政敌的武器。而当时中央文革起的作用，在某些方面其实也就如现在的纪委和反贪局一样，都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并非特别邪恶。
（按：我说邱会作被红纵批斗并非无辜受害，林彪救邱会作也并非全然出于公义，有稍后的事实证明。邱会作被救后，从此死心塌地忠于林彪。由此邱不但没有因为生活腐化而贬官，反而升官成了军委办事组成员，成了林的四大金刚之一。一九六六年八月时，林彪曾公开鼓吹过一个著名的大节、小节论，认为乱搞男女关系等都是小节；突出政治、忠于毛主席才是大节。提拔干部要注意大节而不要斤斤于小节。显然，在林彪看来邱会作犯的错误是属于小节的小错，大节是好的，可以重用。但是邱会作升官后立刻对蒋永彦进行报复。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蒋永彦无端被下放到青海马场劳改，直到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才解除劳改回到北京。而为了整肃红纵，不让第二军医大学再受张春桥保护和上海造反派的影响，一九六九年九月邱利用职权将第二军医大学从上海调迁到西安，将原在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迁移到重庆，又将原在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调到上海。如此大动干戈，无非是为报一己之仇。后来，第二军医大学在林彪垮台后才又调回上海。所以单从这些事，人们就不难看出林彪、邱会作都是些什么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