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95）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从此正式拉开批陈整风运动的帷幕。需要指出的是批陈整风运动的开展是分级、分阶段进行的。当时批陈的文件是一个一个下达的，有关陈伯达的罪行和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形也是随着批陈的逐渐深入，一点一点透露给群众知道的。同一件事前面提过了后面又提，但说的角度不同，深度不同。现在事隔多年，这些事那些先披露、那些后披露已记不清楚，但对所涉及的几个大问题，以及我的看法，我还是记得的。当时的批判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关于陈伯达的罪行；关于天才论的争论和批判；关于对黄、吴、叶、李、邱问题的追查；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分歧。下面就这四个问题分别论述之。
关于对陈伯达个人罪行的批判：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共先是以批刘少奇一类骗子不点名地批判陈伯达，罪名是唯生产力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下达后，批陈整风运动正式开始。我们单位首先传达讨论的是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和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的有关活动情况。毛泽东在这个《意见》中说陈伯达在会上采取突然袭击，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这几句话把陈伯达的动作说得十分吓人，仿佛是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但其实就是因天才论引起的一场风波。据传达文件说：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夕，陈伯达、张春桥等人在讨论由陈伯达起草的大会《报告》草稿时，张春桥不与陈伯达商讨就将草稿中称颂毛泽东是天才的字句都划掉了。对于张春桥这样无礼的行为陈伯达十分恼火，同时认为这是张春桥反毛确凿无疑的证据。当然，也不排除陈伯达已意识到张此举是针对林彪的。因为从毛泽东发出降温的指示后，连我们民间都意会到毛这样做是在打击林彪。但是就当时公开的政治形势论，无论反毛、反林都是不允许的反党行为。因此陈伯达很可能以为自己抓到了张春桥的把柄。为了反击张春桥，陈伯达不仅将此消息迅速通报了吴法宪等人，并通过吴法宪等人尽可能地散布给了其他与会者；陈还紧急找出了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几条论天才的语录，编印后在大会上散发，以有人反对毛泽东为借口，制造政治风波。结果张春桥引起了公愤。据说有二百多个中央委员和军队将领扬言要揪斗他。张春桥吓得急忙向毛泽东求救。于是毛泽东就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他在文中怒斥了陈伯达，并希望大家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在《我的一点意见》中说：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和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
对于毛泽东的这些话，我认为毫无说服力，也不能证明陈伯达骗了人。第一，无论这个材料有没有马克思的话，或者恩格斯的话也只引了一句话，但只要这些话确实是恩格斯说的，列宁说的，和毛泽东说的，陈伯达就没有骗人。第二，毛说《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那么，哪些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是否他们在这些文章里说的话就都不算数？主要著作和非主要著作谁来判定？是否只有你毛泽东说了才算？第三，陈伯达摘录的列宁关于天才的语录有五条之多，是否列宁说的也不算数？第四，毛说我们中央委员里够天才条件的不很多。但不很多说明还是有的。这说明他毛泽东也不敢明确、完全地否定世上有天才。第五，最关键的是他没有明确否认自己也是天才。文革前和文革初期，林彪在党内外多次散布天才论。最典型一次是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他在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宣传部负责人时的讲话。他说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 林彪发表此论后，数年中毛泽东对此论既不予否定也不予制止，实际是承认了；非但承认了，还高兴得很。因为这种吹捧，不但巩固了他在党内的地位，而且成了他树立马列主义第三块里程碑的重要基石。一九六五年和一九七〇年他两次与斯诺谈话中都对个人崇拜表示了欣赏的态度，就是证据。可现在他又装出一副一贯正确的样子说陈伯达宣传天才论是欺骗人。究竟谁在骗人呢？关于这件事我认为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此时为了对付林彪，自己否认天才论，无异是在自毁这第三块里程碑的基石。这种只顾眼前，不顾以前也不想后来的作风，充分说明了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者。
《意见》还说：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当时我听了就想，这个伟大领袖怎么老是做一些翻脸不认人的事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他批判彭德怀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与不合作，三七开；融合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可当年写诗大赞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又是谁？抗美援朝林彪不肯领军出征，他不得不找彭德怀来，得到彭的支持志愿军才跨过鸭绿江的，这算不算合作？几十年风雨同舟，过程中发生一点意见分歧也正常，值得这样说人吗？如果说彭德怀是同事，意见不合也只好忍耐；那么陈伯达是为你服务的秘书，形同家奴，陈伯达在重大问题上不配合你，你会要他当你的首席大秘书？还能一当三十年？白痴都知道这不可能嘛！毛泽东几个秘书，大家知道的田家英，年轻能干，一直很得毛赏识，不料文革初期就被逼自杀。为什么？我不很清楚。但听闻好像是为了文革前几年他开始与刘少奇走得近了些，对包产到户的观点与刘少奇相似，结果毛就不能容他了。田是不堪羞辱而死的。（文革后有说是被杀的。凶手嫌疑之一是汪东兴。）现在又轮到了陈伯达。古话说伴君如伴虎，此真乃至理名言，血泪的教训啊！以前，我对文人能混到田、陈那样的高位，觉得也足以光宗耀祖了，私心很是羡慕。但现在看了他们的下场，对照文革中许世友、韦国清这些军头嚣张跋扈的威风，以及毛泽东对陈再道的处置，意识到在中国这种社会中，一个文人的地位是远远不及一个手握兵权的流氓、土匪高的。陈伯达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不过是一个倡优蓄之的奴才而已。而通篇《我的一点意见》，不过是强词夺理的欲加之罪！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其中说陈伯达历史上曾经被捕叛变、投靠和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说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派工作组，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等等。听了这个材料的传达，我心中说不出是一种怎样的滋味：一个堂堂中央发出的文件，怎可以颠倒是非到如此程度！刘少奇被捕叛变，陈伯达被捕叛变，中央高层中被捕叛变的何其多！这些人，难道过去都没有经过组织审查？为什么过去历次运动都没有查出来，到了文革就查出来了？究竟是过去有人包庇，还是现在欲加之罪？说陈伯达投靠和追随王明、刘少奇，我就更糊涂了。这几十年他追随的难道不是你毛泽东？当了你的秘书难道就不能与别人有一点来往？说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证据何在？说他大派工作组，那更是明目张胆在篡改历史！文革初期他率领工作组进《人民日报》社夺权，谁都知道那是毛泽东亲自派遣的。不然，他有这个胆量擅自去《人民日报》社夺权？北京高校的工作组，以前不一直说是刘少奇、邓小平和北京市委派的吗，那关陈伯达何事？若说陈伯达在文革中有罪，我以为他的第一条大罪就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他进《人民日报》社夺权后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个社论是陈伯达写的。这是文革初期实行资反路线的总动员令。但是，我从来不见毛泽东批判过这篇社论。即使一九六六年十月后在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中也没有被批判，真不懂其中的奥妙。
接着有一个文件是传达中央军委座谈会和华北会议精神的。据说一九七〇年十二月，驻守华北的第38军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个报告转毛泽东。报告中揭发陈伯达曾在七〇年那个时候从唐山跑到保定，还去了内蒙，到处开会、讲话。毛泽东批示说：北京军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说乱跑。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文件还特被提到陈伯达去华北是穿了军装去的。意思陈伯达冒充军人，插手军队事务，有不可告人目的。当时我一边听传达一边想：怎么连陈伯达穿军装都是罪了？文革中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有已经下台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等，有哪一个没有穿过军装？在新闻纪录片里我们看到这些人都穿过。我叹息为罗织罪状，毛泽东已无所不用其极了！
陈伯达当时为什么事跑到华北去？文件没有说，我们也不清楚。但文革后我看到一份资料，说当时中央常委有个分工，除了毛、林，其他常委都分工负责一个地区。陈伯达分工负责华北，而华北是防御苏修入侵的前线，因此陈伯达就到华北去跑了一转。中央常委这个分工，38军的头头可能不知道。他们揭发陈伯达我猜不过是跟风，看到陈伯达被批判了也来落井下石。但毛泽东应该清楚啊！看他写这个批示振振有词，不知他是老而健忘忘了常委有这个分工，还是故意装糊涂，好让陈伯达多一个罪名？
华北会议的结果是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李雪峰、军区司令郑维山被免职。中央新任命李德生为军区司令，谢富治为政治委员，纪登奎为副政委。陈伯达则一下子又被加了好几个罪名：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野心家、阴谋家。这是周恩来在会议结束时宣布的。我不知这些罪名根据何在？但我知道这些罪名任何一个都可置人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说实话，与林彪一样，我对陈伯达也并无好感。他用他对马列主义理论的一点了解为本钱，长期替中共作伥，毒害人民思想，今日得此下场并不冤枉。他虽然号称中共首席理论家，但据我看他并不真懂马列主义。因为马列主义的精髓，就是鼓动被压迫者起来造反。《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干什么？不就是造反嘛！甚至，他还不懂中国传统的道义。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安亭事件发生，这是上海部分工人对中共上海市委长期压迫他们的反抗行动。按中共的革命逻辑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需要，他原是应该支持的。但他却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名义发电报给上海工总司队员，要他们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立即回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而这些人若真的回去了，势必会受到上海市委严厉镇压。为首者掉脑袋也说不定。这一点陈伯达心中不会不知道。所以陈伯达此举暴露了他实际是站在资反路线上反对革命，站在官僚统治者一边镇压被统治者反迫害的反抗行动的。他这种做法，与他宣传的马列主义好像也是相反的。再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怎样起来造反的？令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冒着被打成反革命危险造反的，除了他们受上海市委的迫害因而心有不平，很大程度还不是被毛泽东、包括中央文革煽动起来造反的吗？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他煽动人们起来造反，可等上海工人真起来造反了，又骗他们要服从大道理，置他们的生死不顾，这还有一点做人的道义吗？所以，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他陈伯达不仅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连起码的人性也没有，而只是一个高高在上、庸碌颟頇的官僚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