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93）
三，我开始参与血防联防工作。
一九七〇年十月某日，徐福冑来血防站找我。我与他从来没有打过交道，仅知道他文革前在县委工作，现在是县除害灭病办公室工作人员，因此很奇怪他来找我为什么事。他对我说：江苏省的太仓、昆山县和我们上海市的青浦、嘉定县现在结成了血防联防关系，最近准备要召开一次会议。听说赵屯公社万狮大队这方面工作做得不错，想听听他们有什么好的经验。这件事本来应该是我去做的，但最近我工作太忙分不开身，你可否帮一下忙，替我去跑一趟？血防联防是不久前才开始的新鲜事。大约今年五、六月时候，上海市的金山、青浦与浙江省的嘉善、平湖四县建立了跨省市的血防联防协作关系，并在平湖县召开了第一次联防协作会议。当时我们站里也有人去参加。至于去了哪几个人，我们站里搞血防工作的人大多都不清楚。我是在一个专管食品卫生的同事参加会议后回来，带了几罐大如鹅卵的平湖糟蛋给大家见识，才知道他去平湖参加了这个会议。为此，当时我们血防组有人还很有意见，说搞血防的没有去参加会议，倒是搞食品卫生的去了。现在听徐福胄这样说，知道又要开血防联防会议了，而且联防的范围也扩大了。我见老徐话说得这么客气，倒也不好意思推辞，心想反正我现在也没有事做，替你跑一次就跑一次吧；再说，过去工作上赵屯公社我联系较多，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老徐见我答应，就说他已经打电话给老吴（赵屯公社血防组长）了，老吴已经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就等明天你去了就开。他又交待我开座谈会的要点，主要是了解一下他们大队与昆山县毗邻社队是如何开展起血防联防工作的，特别是在联防工作中如何搞好团结、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共同搞好血防工作的经验、体会。尤其有好的事例，要尽量多挖掘一些，越具体越好。
第二天早上我乘轮船去赵屯，到时已是中午。公社血防组组长老吴早已做好了安排，见了面匆匆吃了中饭就一起去万狮大队。万狮是赵屯公社最北面、唯一一个孤悬在吴淞江北的大队。因为交通不便，一度曾划给江苏昆山县，但遭到全大队干部社员反对。公社通知开会，干部一个也不去。原因是上海各方面条件，如化肥、农药的供应，政府的贷款等等都比江苏好。最后这个大队仍留在上海市。走了几里路、乘渡船过了吴淞江到大队部，我发现参加座谈的人早已等候在那里了。这在农村开会是少有的，一般都是召集开会的要等候来开会的人。这现象说明公社、大队对这个联防会都很重视。我按徐福胄提的要点，请他们说说如何开展血防联防的经过和联防前后的变化。他们说，我记。开了一个多钟头的会，看他们也讲不出再多的新东西，再说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血防联防这个新事物，提不出什么要问的问题，就结束了座谈会。回到赵屯，正巧还赶上下午从昆山回青浦的轮船，当天就回到青浦。
那天晚上我将白天开座谈会的情况回顾了一番，总结了几条我自以为是的经验。第二天我到县革会除害灭病办公室找到徐福胄，向他汇报了万狮座谈会的情况，交了差就准备回去。不料徐福胄又提出要我将调查的材料写成一个介绍经验的发言稿。又说发言稿不要太长也不要太短，一般以三千字左右为宜。我过去没有写过这种东西，也不知怎样写，但我接受了这个挑战。原因是我一向喜欢文学，愿意试试。以前在学校读书时写作文，老师出题目，写长写短都由自己掌握，文革中写大字报更是没有格式要求，直来直去，心中怎么想就怎么写，只要将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注意文字上不犯政治错误来就行。现在一动笔，才觉得这经验介绍还真不太好写，好像有一定的格式，也有许多规矩，更要紧跟目前政治形势，语言上也有许多带强烈时代感的特定语言，而这些我都不熟悉。最难的是总结了一条经验，没有多少事例可作佐证，显得说理太单薄。于是只得尽量回忆座谈会上听到的事，有些当时以为不重要没有详细记下的，现在想想有用处，就抓住只言片语或一点事实，尽量添油加酱地加以补充完善。一个人躲在宿舍里写了好几天，请同事提意见，反复易了好几稿，才算勉强交差。我很汗颜，因为这稿中的所谓经验，差不多一半是被拔高、誇大了的，违背了文章务实的原则。我以为这样的稿子不能用。但徐福胄看了没有说什么，修改后又交给我誊写清楚，然后交由农业局调来的一个女同志小李打印。誊写时我发现稿中差不多小一半文字已不是我原来写的了。原稿上勾勾划划，还有稿纸边上的一段段文字，都是徐福胄修改、添加的。这些修改有些是属于文字上的，使语句变得更通顺；而添加的则是将我原来文中提到的事情的性质，变得更高、大、上、更符合当前的政治要求了。
县除害灭病办公室文革以前属于中共县委的一个办事机构，主要任务是从党委一条线，发动群众性的防治疾病工作。一月革命时办公室被夺权，正副两个主任都受审查，这办公室实际是取消了。一九七〇上半年办公室曾一度重建过，但没有一个有分量的人坐镇，没有权威也从来没开展过工作，不久就无疾而终了。现在是第二次重建。什么时候重建的我不清楚，直到这次去县革会找徐福胄，才知道这新成立的除害灭病办公室主任，就是文革前的赵屯公社党委书记、六六年初调任县委教卫部长的魏尧贤。工作人员除了徐福冑，还有我们站里原副站长钱国玺和防疫组的员工陆大富，此外一个女同志小李是从农业局调来的。
这次苏、沪四县血防联防会议我仍无缘参加。我们站里有哪些人参加我同样不清楚。说实话，那时候因为很少人有出外旅游机会，这种出去开会的机会就是公费旅游的优差，因此也有竞争。我自问这种好事一般轮不到我头上，所以开会没有份我也不放在心上。当时，我以为去赵屯写这个经验总结是临时性的抓差，是因为我在赵屯工作过，现在我的差事已经完成，以后开会写材料这种事不会再找到我。谁知后来每次开联防会徐福胄就来找我帮他写材料，前后与他合作了好几年。虽然他没有刻意教我怎样写东西，但这些年我写的东西都经他修改，从中也让我摸到了一些写文章的门道。我心中明白这些文章都属于党八股。但党八股也有党八股的格式，不懂你就写不好，所以他也算是我的半个老师了。由此我也想到了过去的科举考试，莘莘学子整天研究的就是写这种文章的技巧，在起承转合、代圣立言中转圈子，难怪千百年来文明进步不大。
那年冬天，我还有一次陪同魏尧贤一起到徐泾蟠龙去了解什么事情的经历。为什么由我陪同，我估计也是因为我相对比较熟悉蟠龙的缘故。魏尧贤文革前在赵屯公社当党委书记，六五年秋季我在赵屯工作为灭螺砍树问题与他打过一次交道。以后为准备联防会议材料事我去找徐福胄也见过他多次。我不知他是否还记得我，是否记得与我在赵屯五里大队处理社员宅基树的一段经历。然而因为这一段经历，我内心一直对他很敬重。文革中他的立场是与造反派对立的，我并没有因此而敌视他。这次去蟠龙，一路上我也尽己所能照顾他。中午在饭店吃饭，为省事，且乡下小饭店也没有什么东西吃，征得他同意后，我每人买了一碗肉丝面。吃后老魏很客气地要给我钱和粮票，因区区三两粮票和一角几分钱，我不好意思收，就推辞算我请客了。或许是这次经历给他留下了好印象，但主要是当时开展的血防联防工作，一年分别要与浙江、江苏的毗邻县召开四次会议，准备会议材料徐福冑一个人忙不过来，经常叫我去帮忙，一九七三年春办公室调整人员，小李回农业局，钱国玺、陆大富回血防站，老魏就把我还有黄樑豪、顾云林三人同时调去除办工作。此后我在县除办一直工作到一九七八年四月申请去香港为止。如果算上以前借用的时间，我在老魏手下工作了也有七年多。期间与老魏也发生了一些恩怨，这些事后面还会谈到。
四，《参考消息》扩大订阅范围。
《参考消息》是中共新华社编印发行的一份党内小报，主要刊登一些外国报刊报道的国外的消息和国外有关中国的消息。创刊于一九五七年。发行对象是县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党支部和公社党委以上干部。《参考消息》之名我在读初中时就听说过。但当时听说只有公社党委书记以上干部才有资格看，所以十分神秘。我最早看到《参考消息》是一九六四年在徐泾中央血防试点组内。后来在单位我知道只有党支部有一份。我们这些临时工平时连党支部办公室都不敢踏进一只脚，自然看不到。但到了文革造反后，党支部瘫痪，邮递员每天发来的报纸一大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都有，也包括这份《参考消息》。开始，大家还不敢拿来看。渐渐看没有人管，也会偷偷拿来翻看一下。到一九七〇年夏季，《参考消息》扩大发行对象，像我们单位国家干部编制的员工都可订阅，于是《参考消息》就不稀奇了。一些订了《参考消息》的老血干看完了就丢在办公室内任由大家看。因此我们这些没有资格订阅的临时工也不客气，只要人在单位内，我是几乎天天不落空要看的。
我喜欢看《参考消息》，是因为从它刊登的报道中多少可以了解到一些国外的情况；另外也可了解到外国对中国一些政策或事情的看法。这扩大了我的眼界，也从中学到了一些外国记者观察、分析事物的角度和方法。但不久我就发现，现在《参考消息》的风格与我文革前看到的似乎已有些不同。报上刊登的外国评论中国的文章，好多其观点与中共向人民灌输的观点相似，不像以前有相当数量的报道其观点是揭露和批评中共的。这就引起了我的警惕。我开始意识到现在《参考消息》发行范围是扩大了，但言论的尺度却收紧了。《参考消息》的职能已从介绍外国政治、经济、文化变成了中共对人民另类的洗脑工具。而且这种洗脑方法更隐秘，更难识别，因此也更可怕。从此，我对《参考消息》上的文章也不是无条件相信了。
当时我看《参考消息》，对转载香港《星岛日报》特约记者梁厚甫的文章最喜欢，几乎凡有必看。他常常从经济角度分析美国社会和政治的现象，观点犀利，分析透彻，一针见血，而且要言不烦。我对他的学养、识见十分崇拜，常常想多了解一些他的情况而无从得知。直到前些年我才在网上查到他的一些资料：原名梁宽，广东顺德人，早年毕业于岭南大学英文系。抗战时居住香港，一九五九年移居美国。常以特约记者身份在香港《星岛日报》、新加坡《南洋商报》、马来西亚《中国报》上发表国际评论，在美国，香港和东南亚各地颇具影响。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有《梁厚甫通讯评论选》。
五，斯诺访华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出一幅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与美国记者斯诺一起检阅群众游行队伍的照片。并报道了毛泽东十二月十八日会见斯诺的消息。报道对斯诺的称呼定位为美国友好人士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消息我不知对社会引起了多大轰动，但在我们单位内却引起了大家好一阵热议。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很多中国人对他不陌生。一九三六年抗战爆发前夕，他就访问过延安毛泽东等一群中共领导人，并写了一本《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的书，将中共介绍给世界，引起世界轰动。由此，中共才算是开始登上了世界舞台。斯诺在他的笔下将毛泽东等人描写为一群有理想、有斗志、为中国的前途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志士，认为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这种宣传不仅影响了美国人，在美国政府、军队内出现了亲中共派，更影响了大批中国知识青年。他们不惜抛弃舒适的生活，从大城市来到贫苦落后的延安投奔革命。而这些人后来又都成了中共夺取政权的重要资本，成了中共的重要干部。因此之故，毛泽东等人对斯诺一向视为自己人。现在斯诺来华访问受到毛泽东和中共高规格接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中国自开展文革以来，这几年很少有外国人来访，尤其是从美帝国主义国家来的。因此，斯诺来华访问，而中共又如此高规格作报道，其背后是否还暗藏着什么讯息？以中共一贯的行事风格，仅仅因为老朋友来做客，好像不应有这样的大动作。但我们猜疑归猜疑，却也始终猜不透其中究竟。直到第二年春发生兵乓外交，我才开始怀疑中共是不是想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而邀请斯诺访华的？我认为中共高规格报道斯诺访华消息，就是为转变对美政策开始向人民造的舆论。从国家大政考虑，以中国一国之力对抗美、苏两个大国，可谓是不自量力。而自一九六八年苏联在有限主权论旗帜下入侵捷克，中共将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然后六九年又与苏联在珍宝岛打了一仗后，实际上中共已将苏修视为头号敌人。以中共一贯的统战策略，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集中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拉拢美帝来对付苏修，不是没有可能。不过这一切在当时还仅是我个人的猜测，等到后来中共公布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消息后，我才肯定我的猜想是真的。
六、野营拉练。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毛泽东对军队做了一个批示，说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又说：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显然，这是因应要准备打仗这个大前提而发出的指示。于是，大批解放军和全国几乎所有的初中学生和大学生，纷纷在寒冬腊月奔走宿营在野外，进行野营拉练。全国各地城乡又出现了如红卫兵全国串联时的景况：公路上风尘仆仆地走着一队队举着红旗、捧着装在镜框里的毛泽东像，背着枪和背包的军人，或仅仅背着背包的学生。不知他们从何哪里来，往哪里去。有时还会见到数十辆大卡车，拉着大炮轰隆隆地列队经过的壮观场面。卡车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用草绿色帆布遮盖着的炮身上插满了伪装的树枝。指挥官则坐在吉普车或三轮摩托上，挺着脸，戴着墨镜，腰里别着手枪，旁边还有一个背着冲锋枪的警卫，威风十足，让人错觉以为大战即将爆发。野营拉练是个军事训练的术语，野营是指在野外宿营，拉练是指军队拉出军营去长途行军练兵，都是为了提高军队的体能和实战能力。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让我们警觉到，一直以为战无不胜的解放军，原来快要变成老爷兵了。这让我们对解放军有了一种新的认识。想想也是，从五十年代初至今，军队已经十多年没有打仗了，军队状况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我在一次参加征兵体检时见到县武装部的一个干部，人胖得像皮球。我想他走路快一些恐怕也要喘气，一旦打仗怎么走得动路？当时我没有进一步细想，现在却豁然懂得了一个道理，军队只有在战争环境中才能越战越强。在和平环境中，再强大的军队，如果长期不打仗，又不严加训练，也会慢慢疲软下去丧失战斗力。我想起六六年时见到的红卫兵大字报，说朝鲜金日成诬蔑我志愿军抗美援朝轮番派军队入朝，是将朝鲜当成练兵场。当时我觉得金日成这小子忘恩负义，现在一想，最初志愿军入朝确实是一心想帮朝鲜人民军抵抗美国军队的，但后来战场局势稳定后，中共不撤兵确开始轮番派军队去朝鲜，恐怕也真有一点去练兵的意思。那么派军队去越南，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目的呢？我虽然无法确定，但从此对中共援外的目的要想得比较复杂一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