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77）
五月中下旬是查灭螺最紧张的时候。县里计划组织一次公社与公社间的查灭螺对口检查。正在那时候，中国南边邻国柬埔寨发生政变，亲美的首相兼武装部队司令朗诺推翻亲苏、亲华的国王西哈努克亲王。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北京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谴责朗诺是美帝国主义走狗，表示热烈支持西哈努克领导的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的反美斗争。那天天下雨不能下乡，我正在新桥卫生院宿舍前的走廊上来回踱步散心，听见公社广播站的高音喇叭中，中央广播电台一个男播音员正在用铿锵有力的声调宣读毛泽东的《五二〇声明》。我估计我又要回青浦了。果然，不一回电话就来了，通知我明天回单位。这次回站我逗留了十多天，先是单位学习，讨论了三四天毛泽东《声明》的伟大意义，期间还参加了一次县革会组织的抗议美帝国主义策划朗诺政变的示威大游行。接着因为南方十三省市区血防工作大会召开，任屯村有一个文艺小分队要在大会上参加表演，张宜叫我和陆长魁陪小分队一起去上海，作为联络。末了又与站里其他员工一起参加了大会的闭幕式，观看了文艺表演后才回新桥，参加了公社间的查灭螺对口检查。
这次各公社查灭螺对口检查，新桥公社与赵屯公社是一对对子。我与新桥公社血防组的一位同事带领二三十名挑选出来的生产队灭螺员去赵屯公社。那时候虽然中央已有文件说要对崇毛热降温，但地方基层谁也不敢贸然降温，还在坚持天天读，即每天早上要学习一段毛泽东的语录。又因为毛泽东新发表了《五二〇声明》，于是学习《声明》就成了天天读的一项必须的内容。但是怎样学呢？依照我们单位的习惯，是照读一遍《声明》，然后大家谈心得体会。但我不愿这样做。一则是因为农村灭螺员大多文化程度不高，照读《声明》他们未必能理解，谈心得体会恐怕更难。二则是我以前看古人谈写文章经验，说要句句有来历，字字不落空，但不知怎样才叫句句有来历。后来看到范文澜注释的《文心雕龙》，范老对文章逐句逐字作注解，旁征博引、汪洋恣肆，以实例诠释了何谓句句有来历，字字有来历，令我大开眼界，受益匪浅，并由此开始懂得写文章的第一要领是实事求是，不说假话，也不说虚话，更不说废话。这次由于我对《声明》已学过几遍，对声明中提到的一些国际大事也知道一些，尤其对《声明》中引用的那句成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以前读《古文观止》时读过，不仅知道其来历，还知道其背后的故事。于是便想试试也像范老那样对《声明》做解释，看行不行，作为自己对自己这些年来自学成效的一次检验。因为事先准备充分，举例翔实，解释到位，结果获得了很好效果。自己也觉得挺满意。 灭螺员中有两个插队落户的知青，是青浦中学高中毕业的。我从他们的表情看出他们对我的解说也很佩服。这使我对自己的学识水平更有了自信。
大约五月底、六月初，对口检查的事情告一段落，我们又都回到站里不下乡了。什么原因单位领导也没有解释，好象是因为要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二月五日又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这三个《指示》合在一起就成了一打三反运动。这时候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刚搞过，还要打击反革命，哪里有这么多反革命可打？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与我们这种清水衙门单位好像关系也不大，加上春季正是查灭螺最紧要时节，我猜想我们单位就以下乡促生产为由拖了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对口检查结束，春季查灭螺工作可以由下面生产队灭螺员自己进行，再不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就说不过去了。于是全站人员又集中起来。但是，这种运动在我们这种单位实在也搞不出多少名堂，于是名曰搞运动，实际只是不让大家下乡而已。
其时天气渐渐炎热起来，怕下乡的人适得其所。一天，原副站长钱国玺来找我，说上海血吸虫病研究所新近研发出一只灭钉螺新药，要求本市以及外省的几个血吸虫病重点流行县协助他们做新药效果测试的实验，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很感突然。因为这种带点科研性质的工作以前都是由杨桃源、程军溥这样受过正规学校专业教育的老血干带队做的。虽说杨桃源在文革初期受到批判可能不适宜再带队作实验，但血防站内还有好几个卫生学校毕业的老血干如程军溥、宋万晟等都可以，为什么不叫他们做而要叫我做？但是，老钱不说为什么选中我，我也不好问。我想，既然这是领导交待的任务，不管怎样自有领导的考量；而且我也正烦着那种无所事事的日子；再说这个工作还有一点挑战性，几重原因下我就接受了。我一个人当然不行，老钱又找来陆长魁和曹黄梅二人。他们与我一样都是半路出家的小青年，且曹黄梅与我一样都还是临时工身份。就这样，我们三人成立了一个实验小组，开始做这只灭螺新药的测试工作。
测试药物效果，无非是看用药后钉螺的死亡情况。但怎样测试，要合符科学规则。我们不太懂，就先找来一批文革前出版的医药杂志，将上面刊登的医药实验报告作参考，看人家是怎样做科学测验的。最后我们确定以不同的药浓度和喷洒剂量、以及气温、地理环境等几个因素，分成若干组，加上不用药的对照组，每天分别捉一定数量的、喷洒过药物的钉螺鉴别死活，计量不同组别钉螺的死亡率，以测定药物的效果和灭螺的最佳剂量。这就需要大量活的钉螺供实验使用。由于我们县已难以找到还有高密度钉螺的地方，在征询了市血吸虫病研究所以后，我打电话到江苏吴江县的血吸虫病防治站询问，结果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当时青埔至平望的公交线刚开通不久，但车次不多，去吴江还要在平望转车。因为在单位内找不到陆长魁，也无人知他去了哪里，就不想因等他而浪费时间，与曹黄梅两人匆匆拿了些盥洗用品就乘车去了吴江。经吴江县血吸虫病防治站人员的指点，我们又乘车到吴江至平望公路边的一个公社，在一条水渠里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捉到了好几斤钉螺。我们选了城西公社一个生产队的一块地做试验场地。主要考量的条件一是离单位不要太远，二是钉螺放在这个环境钉螺中不易扩散出去。后来钉螺不够，我又去邻近的昆山县洋湘泾公社一片湖边湿地中捉了一批钉螺。那时候天气已热，我们每天上午去乡下，下午在站里做实验。经过前后一个多月的辛苦，终于完成了测试新药效果的试验，并写出了实验报告。
那天我和曹黄梅在吴江一条沟渠边捉钉螺的时候，碰到一个苏州城里来这里插队的知青。他看见我们蹲在渠边捉钉螺很好奇，问了我们一些防治血吸虫病的常识。我们也问他插队务农的感受和生活状况。他说他们插队根本养活不了自己，一天工分值只有几毛钱。不过他有办法搞些外快。他说他认识一个画家。这样的画家在苏州城里有不少。他们与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订有合同。公司下订单，规定画面内容、大小尺寸和数量，完成后由工艺品公司出口到国外。由于合同数量比较大，这些画家自己来不及画，就找一些有绘画基础的插队青年帮他们画，画好了由画家检查、修补后签名交出去。因为他以前自学过绘画，这个画家还是亲戚，就给他指了这条生财道路。现在这里的插队知青有不少都在找老师学画画、练书法，有的也已经像他一样，在靠画画赚钱了。我问他们都画哪种画？他说油画、水墨画都有，反正你学什么就画那种画。我又问他们的收入。他说画家给他们的钱也不多，但比起挣工分要强好几倍，已经很知足了。我又问他们画画会不会影响生产队劳动。他说当然会影响。但他们只要交一点钱给生产队，生产队也不管他们出工不出工。他们一般每个月在生产队做几天农活，装装样。不过农忙时就不能画画了，必须参加生产队劳动。这种情况我以前是从未听说过的。这显然不符合毛泽东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精神。但我为他们感到高兴。我也庆幸他们生在苏州这座文化古城中，先天占了优势。苏州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有清一代，苏州府出的状元多达二十多名。苏州最后一个状元是陆润庠，我最初学书临的字帖就是他写的《读书乐》。民国以来，居住在苏州的擅长书画的艺术家有不少，这是别的城市难以具备的优势。
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去吴江。后来因为工作关系去吴江的次数就多了。记得有一次我还抽空去了离吴江县城松陵镇几里路远的太湖边的一个农场，看望了正在那里劳动锻炼的我的三姐的男朋友、后来的三姐夫。他是六九届的复旦大学毕业生。六八年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指示后，所有大学的学生都先被发配到各地农场劳动锻炼。他们那个农场的学生来自上海和别的省份好多所大学。农场是筑堤围垦太湖水面面积建造的。我去时他们都住在一排排烂泥糊竹篱笆作墙的草棚里，睡的是大通铺。棚外烂泥杂草，像样的路也没有一条；棚内阴暗潮湿，与生产队的牛棚并无二致。因农场新办，副食品全靠从外购买，供应不足，且学员劳动强度颇大，普遍都叫吃不饱。那次来时我是从苏州转的，刚巧在苏州一家商店看到有好多年没见过的五香牛肉干卖，虽然价格颇贵，也忍痛买了一斤。此时我就将牛肉干全给了他。后来我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才知道余秋雨当时也在这个农场内。据三姐夫后来告诉我，那时候他在场部当通讯员，余秋雨在场部当秘书，两人认识，但后来离开农场后就没有了联络。三姐夫在这个农场待了一年半。一九七〇年八月分配到上钢一厂。又是因为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要接受再教育这个指示，他们大学毕业生不能直接当技术员，还得先去车间当工人。三姐夫分配到无缝钢管车间，战斗在第一线，站在机器上用铁棍撬钢管，工作累且不说，还很危险。工作仅一年，就不幸出了工伤事故，一条腿被两条滚轴碾烂，一直碾到大腿根，幸亏另一个工人看到及时把机器关掉，否则连命也没有。
那年八月，市血吸虫病研究所在川沙县江镇公社召开新药鉴定会，我去参加了。川沙并不是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上海市流行比较严重的县是青浦、金山等几个，这个会议放在江镇召开，我想主要是因赤脚医生出了名，来轧时髦的。主持会议的正是我刚参加工作时在徐泾中央试点组见到的市血吸虫病研究所的老王。在这次会议上，一个坐在我前一排的人正悄悄对坐在他旁边的人在讲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王桂珍的事。说她的许多先进事迹是虚假夸大的，又说她的舅舅有历史问题等等。总之，这个先进人物是吹出来、捧出来的。说实在话，此类事在大陆到处都有。譬如我们单位的学毛选积极分子黄幼龄就是这样。许多过去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先进代表，文革初期揭发出来绝大多数都是名不符实的。平心而论，我以为倒也不是这些人都坏或一点好事也没有做过，而是远没有表彰的那样好。吹得太过分，熟悉真相的人难免会不服气；又因为被捧的人得到了许多好处，难免会引起人的嫉妒，于是就偏要揭一些短处来出出他们的丑。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不奇怪。我推断这说话的人应是熟悉王桂珍的本地人，想来他说的也不会是无中生有的造谣。两年前毛泽东亲自批示发表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所以这王桂珍也算是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典型了。而此人敢公开说王桂珍的坏话，看来胆子也真不小。
后来有一次我参加市卫生系统召开的会议，市革会分管文教卫生的书记徐景贤到会讲话。他在讲话中说到了王桂珍。一九七四年中央卫生部遴选代表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在欧洲某个国家召开的大会，名单中原定有王桂珍。因得知王桂珍正巧在怀孕，就取消了她的名字。王桂珍知道后为了不失去这个出国机会，提出愿意打掉胎儿。当时王桂珍已三十岁，那时候已属于晚生的高龄孕妇了，卫生部领导刘湘屏就劝她先把孩子生下来，说以后还有出国机会的。但王桂珍不听，执意将胎儿打掉了，终于获得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我无法确定徐景贤这样说是在赞扬王桂珍服从大局，为了参加会议不惜将胎儿打掉，还是在委婉批评王桂珍不该为了出国而打掉胎儿？不过我的感觉徐景贤不像是在赞扬她，而是在批评她。毕竟，为了出国打掉胎儿，在中国人重视传宗接代的传统价值观看来是不对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时中国人绝大多数不要说出国，连国内旅行的机会也不多，因此出国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换别人恐怕也会做这样的决定。一九七五年，王桂珍经周恩来提名到中央卫生部担任卫生部党委核心组成员，成了副部长一级的领导干部。一个小学文化水平的赤脚医生，因为一篇调查报告因缘际会得到最高领袖青睐，平地青云竟当上了中央副部级干部，这种近乎传奇的故事好像在封建时代也很少听见过。唯有评弹《珍珠塔》中落难公子方卿中状元任七省巡抚一事可媲美。文革结束后，听说王桂珍被免去一切职务回江镇，受到一段时间的审查。经查与四人帮没有实质关系，才让她重新当了农民。这又好比是《南柯梦》的翻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