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76）
（六十一）促生产去
九大召开前，人们盼着九大召开。因为在人民心中召开九大标志着文革结束，从此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可是九大召开后，文革并没有结束，报纸上还在叫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国内有许多地方武斗还没有结束，与苏联却又起了边境冲突。要准备打仗的呼声甚嚣尘上。那时候我们单位的革委会也成立了，照理，生产也应该走上正轨了。但其实不然，除了短暂的一、二次下乡，绝大部分人仍天天在单位内混日子，既没有革命让你抓，也不叫你去促生产。家在县城的早上来单位露一下面，不一会就回家生炉子、烧饭、抱小孩去了。家不在县城的，很多人只能整天窝在集体宿舍内打扑克争上游。有一个佘铭言，也是我的同乡，一次从家里带了一套线装石印全图绣像、毛宗岗评点的《三国演义》到单位来，偷偷躲在自己宿舍看。大家知道了都争着问他借。其实此书不少人以前都看过，但此时因为无聊，就想再看看。好在此书薄薄的分成好几册，可供好几人同时阅读。后来他又带了一套《水浒》来，同样大受欢迎。当时这两种书还属于封、资、修的禁书。但大家全然不管。可见当时的大家对文革初期的一些禁忌已不当一回事了。
我不喜欢打扑克，就躲在自己宿舍里看书，又或者用清水当墨，在床前的一张八仙桌桌面上练毛笔字打发时间。这张桌面是一大块硬木板做成的，十分光滑，用毛笔蘸水写字水迹不化，效果比写在纸上还好。我也不识这是什么木，以现在的话来说总之是属于较好的硬木。这桌子大概是解放初从哪个地主家没收来的。 那时候凡公家单位使用的家具很多是这样来历。为了排遣无聊和心中的烦闷，我还常在在下午三点后去程军溥和袁芸风家聊天，总要聊到吃晚饭前才回来。那段时间是我生命中情绪最低落的时期。但也许是我少年时代读过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有名的话每当我极度灰心时就会适时地在脑海里闪现：生命於我们只有一次，因此生命不能浪费，光阴不能虚度。于是我就想既然我对革命已失去兴趣，那我总得另找一些事情来做做，甚至下乡去促生产也好。
一次我周末回家休息，突然想起去佘铭言家去串门。佘铭言也是练塘人。我去他家，除了聊天，主要是想探问一下他家除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否还有其他书可借来看看。他家以前开一家卖烟纸蜡烛的小店，大约算小商成分，文革破四旧没有受到冲击，所以他家里还有这些东西。但他不提起这个话头，我也不好意思问。闲谈间他说休假过后要直接去莲盛公社，那里有一个血吸虫病化验点设在任屯村正在工作，他奉命要去看看。所谓直接，是因为从练塘去莲盛没有交通工具。如要乘交通工具就得从练塘乘小轮船先到朱家角，再转去莲盛的船，这样路上要花费整整一天时间。而走乡间小路去，只有七、八里路。我正嫌闲得无聊，听了即问道：我跟你一起去好不好？四清后我跟杨桃源在唐郁做实验也学会了血吸虫检测，自信这个工作也能应付得来。佘铭言说好啊，想去就一起去吧。第二天一早，我整理了一套简单的行装与佘铭言回合，随他步行去了莲盛。在任屯工作了几天，又一起去金泽公社，那里也有一个化验点。前后工作了十来天我才回青浦。单位负责人张宜居然不闻不问，也不知他是否知道此事。此后，我一直盼着再有这样的机会去促生产，却一直没碰到。因为那时下面各公社的血防工作也基本停顿着。这任屯村和金泽的两个化验点是我们血防站办的还是他们公社卫生院办的，我也不清楚。当时我算了一下，从一九六四年四月进血防站参加工作到现在已五年多，实实在在在工作的时间只有开始的两年左右，后来因为就没有认认真真地下乡工作过。虽然这是因为开展了四清和文化大革命，而且我的工资十分菲薄，但每想起这一点心中还是免不了会产生无功受禄的愧疚感。
一九七〇年一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决定重建十三省市区血防领导小组，由上海市革会主任张春桥任组长，卫生部军管会主任谢华和上海市革会领导成员徐景贤任副组长，具体工作由徐景贤负责。文革前，中共建有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领导小组，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任组长，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和中央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任副组长。一九六五年四月柯庆施病故，接着文革开始，九人领导小组事实上停止运作。这次重建领导小组，让人意会到血防工作又要上马了。不久，上面通知将在上海召开一次南方十三省、市、自治区防治血吸虫病大会，届时十三省市区都要派代表来。青浦要准备一个任屯村前后对比的材料在大会上发言；还要搞一个文艺小分队在大会上表演一个节目，以体现任屯村社员现在生龙活虎的精神面貌和身体健康状况。
大约在三月里吧，原县除害灭病办公室工作人员顾肇康来血防站找我和陆长魁，说要我们一起参与写一篇任屯村的发言稿。当时我根本不懂怎样写这种文章，但他既然找到我想必是领导同意的，且当时我们也没有事情做，想去学习学习也好，就答应了。顾寿康邀请了两位任屯村的干部来与我们一起议了几次发言稿要点。其实都是顾寿康提问，两位任屯村的干部回答一些情况，我和陆长魁只是旁听而已。然后，我们就由得顾肇康一个人去写了。至于他这个发言稿写得怎样，我和陆长魁也没有再过问。不久春季查灭螺开始，我就下乡到新桥公社去了。
七〇年四月中旬，正是春季查灭螺开始的时候。终于，一天张宜召集全站员工大会，向我们宣布下乡促生产任务和人员分派名单。我单独一人被分派到新桥公社。促生产原本是我所期盼的。但当真的要下乡了，离开无聊然而相对舒适的生活，我又有点留恋了。我以前去过新桥多次，但都是去参加什么会议、检查，没有在新桥工作过，因此这是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新桥公社在青浦与赵屯的中间，当时交通除了有青浦至赵屯、昆山一天两班的轮船，也可搭乘青浦至安亭的公共汽车，在一个小招呼站下车后沿一条拖拉机路步行三四里到新桥。新桥原来没有集镇，是因为成立了人民公社，才在大盈江边选了一个地方，建了几所房子作为公社所在地；又造了几排房子，开了一间百货店，一个邮局、一个银行、一所卫生院、一所小学和一个小旅馆，成了一个小集镇。因为房子都是造在原来的农田上，一下雨，路就成了烂泥塘。总之，条件设施很差。那时候我们下乡还是自己带行李铺盖，不住旅馆的。公社血防组的人将我安排在公社卫生院内和一个姓冯的青年医生同住一间小房间，吃饭就搭伙在卫生院食堂。我在新桥公社，白天与公社血防组的人一起去各个大队看看正在进行的查灭螺工作，逢到下雨天不能下乡还有晚上无处可去，就只能呆在宿舍里看看书，或在房间前的几米长的走廊来回踱步活动身子。生活之枯燥可想而知。
冯医生比我大几岁，原是学中医的。记得一九六一或六二年，这一年初中升中专技校，有一批学生考取的是中医带徒。我不知道这是全国性的，还是上海市如此，或仅仅是我们县如此。在我们县是选择医术比较高明的老中医，以传统带徒的方式带一批中专学生，平时跟师傅看诊写医案、抄药方，每年集中几次，另有卫生学校老师讲课、考试、评分。我家隔壁有一个女孩就考上了中医带徒。想来冯医生也是那一届的学生。那时候乡村医生因工作需要，虽有中西医之分，但无论中医、西医都要懂一点。我看这个冯医生很好学，下班后呆在宿舍也总是看书，与我兴趣相同。所不同的是我看文史方面的书多，而他看的都是中西医书。有几次我发现他下班后吃过晚饭就拿了一个手电筒匆匆出门去，很晚才回来。我问他是否回家去了？他说不是，他的家在青浦，他是去看他的老师的。我有些奇怪，这么晚了去看老师做什么？他说他每当碰到疑难病人，自己对诊断、处方用药没有把握，就去向他的老师请教。老师以前也是卫生院医生，已年老退休在家，因为是地主成分，他只能晚上偷偷地去，不然给人知道会有麻烦。我听后不禁肃然起敬。不要说在这文革期间，就是文革前很多人也对四类分子避之唯恐不及，他却不怕政治麻烦仍去请教老师，不是特别好学又重情谊的人不会那样做。后来，我又了解到他的夫人也是学医的，在县城培训教师的红专学校当校医。他家也安在青浦。有几次他护送急症病人到青浦县人民医院去，到傍晚他又搭青安线的公交车，乘几站下车再走几里路匆匆赶回来。我以为他晚上要值班。但他说不值班。我问他为什么不在青浦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再乘轮船回来？他叹了一口气，说医院革委会的某人不准他在青浦过夜，一定要他当天赶回来。我认识这个某人，原是医院的造反派小头头，成立革委会时成了医院负责人。我说，你这是因公出差，没有交通工具了，等第二天乘船回来是合情合理的事，某人这个规定太没有道理。冯医生对我说，某人与他都是中医中专毕业，但医术不及他，病人来医院常常指名要找他，而不找某人；又他的老婆在城里当校医，而某人的家在农村，老婆是社员，也比不上他。所以平日里就对他有些嫉妒，现在当了头头，就更处处刁难他。冯医生又说：如果我硬要在家里住一晚，到第二天早上再乘船回来，某人也是奈何他不得的。但我不愿看人家脸色，听人家闲话。我跟老婆说，我们是夫妻，日子长着，不在乎在一起多一晚少一晚。因为我自己有过被黄樑豪利用职权报复的经验，因此很同情冯医生的遭遇。说起来，这某人在文革中的观点与我是属同一派的，但我对这个某人丝毫没有好感。后来我离开新桥后，就没有与冯医生有联系。一晃几十年，前几年我在网上偶然看到青浦中医院所列的名中医名录，冯医生也在内，心中很有些欣慰。天道酬勤，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点也不差。
关于中医带徒这件事，我在这里要顺便多说几句。因为整个毛泽东时代官办中医带徒的好像就这么一届。中国传统的中医人才培训，一贯是采取师傅带徒方式进行的，直到民国后才有中医学校开办。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乃至六十年代，我们县乡村的医务力量还是以中医为主。有好多个公社卫生院里有那么一个、二个医术比较好的中医，但他们的成分往往都是地主或小土地出租。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医术比较好，找他们看病的病人自然比较多，赚到的钱也就多。在解放前的农村，一个家庭若有多余的钱，通常就是去买一些土地作为家庭的恒产。于是到了解放后这些医生就成为地主分子。也有的在土改前就将土地划归老婆名下，由老婆去顶地主分子的帽子，自己算自由职业者。但他们的实际政治待遇还是介于敌我之间，得夹着尾巴做人。随着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这些人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六十年代初由于大跃进失败，刘少奇主持党中央工作，为了尽快恢复生产，阶级斗争也稍有缓和。下级党委顺应形势，也采取一些措施加强统战工作。当时，在抢救祖国医药遗产口号下，我们镇上一个地主成分的名中医还被请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去讲学，住在上海市区，上课学校还用小轿车接送。也就是在那个时侯，县里办了一届中医带徒，担任带徒任务的老师，有不少是地主分子。冯医生就属这种情况。而那个年代出现中医带徒这件事，我以为多少也反映了那几年阶级斗争状况的变动。就我个人的感觉，一九六二年是毛泽东时代政治最宽松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