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181）
大约九月中下旬，我们又一次下乡促生产。这次张宜将原除害灭病办公室副主任庄仁中分配与我一起去赵屯。因为有了一次与张凯一起下乡的经验，这次与庄仁中一起下乡我也无所谓了。
与张凯相比，庄仁中是一个比较粗线条的人。他是本县凤溪公社人，中等身材，有一对鼓鼓的金鱼眼。据批判资反路线时他向群众作的检查说，他最早是抗战时期参加地方自卫队的，为的是一日三餐有三勺两洸汤吃。我们问他什么叫三勺两洸汤？他说就是每餐有三勺子饭和两勺子菜和汤。我们这儿有句老话叫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据此我猜测他原本大概是个不安心务农的乡村混混。又据我所知，抗战时期青东地区有好几支民间自发的自卫队和游击队，还有纯粹是土匪，都打着抗日旗号。在这些武装部队中，有一支是中共党员顾复生建立的。他将队伍拉起来后，按照上级党的指示有计划地吞并其他的小股武装，最后成了青东地区最大的武装力量，隶属中共淞沪游击队，后又纳入新四军。庄仁中所在的自卫队也是被顾复生部队吞并的。而他成了中共麾下游击队的一员后入了党，解放后论功行赏，他也分得了一个小官职。庄仁中文化程度不高，工作能力不强，理论水平当然更不行。文革前他在担任县除害灭病办公室副主任期间，我们所知他的最大功绩就是一次到金泽公社去视察，有人热情招待他请他吃大闸蟹，还拿了一大篓回家，结果他将招待他吃喝的、在我们血防站工作的黄某，发现培养成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标兵，还发展她入了党。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得到我的尊敬。但他与我一起下乡，我也没有故意轻慢他。
在赵屯，公社血防组的人也不是天天陪我们的。当时无政府主义严重，公社血防组的人高兴来就来，不高兴来我们也没有办法。碰到这样情况我们只好自己行动。一天下午也是我与他两人单独行动，走到石浦大队。那里有一个青浦到昆山轮船的停靠站，此时正是轮船即将经过的时候。他突然提出建议，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昆山游玩一转，第二天再回来。开始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或故意考验我，我没有理他。他见我不出声也不点头，就死乞白赖地游说我，说到了这里去昆山看看，没人知道，没有关系的。我才知道他是来真的。在那个时代，我们接受的教育都是工作要认真、严肃、负责，严禁借公济私、游山玩水的。因此这种行为在我看来也是很荒唐的。然而这样的话竟出自一个曾经当过领导干部的人之口，真是令我又气又好笑。这样的建议我当然不能接受，就不再理睬他。看时间差不多了，我回公社去，他也只好灰溜溜地跟在我后面回公社。
这次经历使我近距离从庄仁中身上见识到了一种与张凯不同的中共干部的类型。在这吊不浪当作风的背后，我闻到了他身上至今仍在的一股农村二流子的痞子气。在我接触过的中共干部中，我知道有不少人参加革命前其实都是这样农村或小城镇上的混混，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但有一点农民或小市民的狡猾和小聪明。这些人在当了中共干部后，有的努力装斯文、装沉稳，也颇努力学文化，努力要让人尊重他，但偶尔也会暴露出原来的本相；有的虽不努力装斯文，但在党纪国法约束下一般也不会乱来；但还有少数人如庄仁中那样，也许是因为文革党组织被打散了，党纪也无人管了，他也不装了，大大咧咧，于是出现了刚才这一幕。第二年，庄仁中被安排当了新成立的县救护车站负责人。这个与我在一起时曾经小丁长，小丁短的人，从此见了我就不太愿意理睬人了。
这里再说说我们血防站的两个当权派。我进血防站工作第一个认识的当权派是时任副站长的钱国玺。当时在徐泾蟠龙，他与我们住在一个楼上。关于他那时候的情况我在前面已经说到过一些，这里就不重复了。文革开始后，群众并没有怎样批判他，但揭出了他的生活问题，即与一个当时还是临时工的女青年发生了婚外恋。因此之故，后来成立站革委会就没有结合他。一九七〇年重建县除害灭病办公室，他被调去办公室工作，没有任何职衔，只是工作人员身份。不久，也许是不受新任办公室主任魏尧贤的欢迎，他又回到血防站工作。此时，他仅存一个党员身份。
对于他是怎样参加中共革命的经历我并不清楚。我只知道他原本是中药店学徒或中医学徒，是刚解放不久就参加革命并入了党的。五十年代他曾经当过青浦红十字会医院（青浦县人民医院前身）的副院长。什么时候调到血防站的我不清楚，反正从我进血防站第一天起他就是副站长。从我同他长期的接触中我认为：他可算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型的干部，举止斯文，对知识分子也比较尊重，但可能比较胆小怕事。他的家在农村，老婆是农村妇女，这难免使他生活上、思想和作风上也受农村经济的约束和农村文化的影响。我觉得他思想并不激进，政治上随大流，因此待人也比较随和。我觉得当时我能通过三个月临时工试用期不被淘汰，与他的赏识分不开。当时我们镇上一起去血防站当临时工的青年有十个，三个月后只留下四个。四人中我的学历最差，连初中也不是正规的，成分也不太好。再后来我写毛泽东语录的红海洋，搞灭螺新药效果测试，都与他的推荐分不开。这些事在他而言可能仅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但在我而言，在这种极左思潮横行的时代，能得到领导重用，相对政治上的压力就减轻了许多。总之，就我所接触到的一些中共干部看，我认为他的为人还是不错的，不失忠厚二字。但是在那种非常时期，他因为生活上的一点错误就被革命淘汰，相比好多思想、作风不如他的，不仅还继续当官甚至还升了官，也只能说是他命运不济了。一九七八年我离开青浦后，他的处境是否有所改善，我就不知道了。
最后来说说张宜。他是江苏启东人，与钱国玺年纪相仿，可能比钱国玺还要年轻些。他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他在文革作检讨时应该提到过，可是我忘了。我只记得他在上海刚解放时好像就是一个医疗队的队长，一九五一年六月成立青浦县血吸虫病防治站，他就是站长兼党支部书记了。那时他还只是一个二十多岁风华正茂的青年。一九六一年大陆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枯木逢春》，讲的是一个血吸虫女病人苦妹子获得政府治疗后结婚生子生命得到重生的故事。而影片中有一个年轻的血防站站长，工作风里来雨里去，认真、负责，据说就是以他为典型创作的。可见那时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年轻干部。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不知什么原因他也被划为右倾，直到一九六二年才获甄别平反。
我对他的看法是：他虽然也是一个年轻的老革命了，但基本上还是一个学生，单纯得很。为什么说他单纯？有两件事可证明。一件是五七年反右。上级分派各单位划右派分子的名额，这是硬性规定，张宜不能不执行。但血防站完成任务了，张宜可以向上级交差了，因为新华书店少划了一个，县委找到张宜要他在血防站多划一个以完成全县名额，美其名曰顾全大局，而他竟答应了。结果将一个原本是反右积极分子的人划为右派。此人稍后被开除公职送农场劳改，弄到老大年纪仍单身一个。这件事张宜固然是害了人家一生，我想他自己也会一世良心不安；但此事也凸显了他的单纯，身为政治干部却不知道政治的厉害，更不懂得你划人家一个右派，将会给人家带来怎样的灾难！第二件事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当时二月逆流镇压造反派行动在青浦已经开始。许多原来已经向造反派承认了执行资反路线错误的当权派此时都纷纷改口翻案；可张宜，他在一月革命时还坚不承认执行了资反路线，这个时候却承认了，还涕泗横流地向造反派作检讨，令我们造反派都十分感动。这岂不说明张宜真的很单纯？单纯得简直像一个不懂社会事务、刚出学校大门的初中生。正因为他的单纯和执着，到文革后期，形势已明显对造反派不利，卫生系统一批老当权派通过县革会组织组一步步对他削权的时候，他还坚持他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立场，与那些坚持反文革立场的走资派对着干。因此，一九七一年县卫生局（由文革前的科升格为局）革委会成立后，他就被调到卫生局任业务组组长，表面上是升职了，实际上却失去拥有近百人的血防站实权。因为当时他这个卫生局业务组组长手下只有两个兵，而在他之上却有三个正副局长，有什么稍微重要的事情他都不能单独作出决定。文革结束后不几年听说他就被削职为民了。以我看，他真不是一个当官的料。但正因如此，与大多数中共官员相比，我倒觉得还是他可爱。
总的说，我觉得我们血防站这两位老领导的为人都算不错。我有幸到血防站工作，在那非常的年代没有受到更多的政治迫害，应该说也多亏了他们的庇护。张凯的为人也不错。庄仁宗的为人就差劲些。但必须说明的是这些都是在党性没有主宰他们的言行时的表现；一旦到了强调党性，强调阶级斗争的时候，他们又都是另一种态度了。或许这就是俗话说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句话的意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