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中国人对“科学”二字的尊敬，可以说前所未有。兴建实验室，购买仪器，谈论“前沿科技”“核心技术”，几乎成了时代的口号。家长督促孩子学理工，大学以理工科为荣，媒体每天都在赞叹某一项“世界领先”的技术突破。
然而，科学精神在中国的发展，却有一个奇怪的偏斜：科学方法被严肃地用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上，却很少被认真地用在政治与公共生活上。
在实验室里，我们相信数据，相信统计，相信反复实验的结果；
一旦走出实验室，我们又很容易相信口号，相信传闻，相信尚未经过检验的美好蓝图。
一、什么是“科学方法”？
所谓科学方法，并不是什么神秘高深的智术。简单说，不过是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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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无知，不预设绝对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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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可以被证伪的假设。**不是那种永远不会错的“空话”，而是如果事实不符，就必须改口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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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可观察、可统计的事实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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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观点。**今天错了，明天改，不算丢脸。
在物理、化学、生物、工程里，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这些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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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实验，有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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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论文，要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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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不对，重新设计实验。
但是，一谈到政治事情，许多人立刻换了一套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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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一个“主义”“路线”，再去找事实来证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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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问政策效果，只问“动机高不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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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看实际数据，只用几个个案故事下总论断。
这正是胡适早年所批评的：在生活上迷信“主义”，却不肯用“多研究些问题”的态度来做实验。
二、科技上的“实验主义”，政治上的“道德主义”
在科技领域，我们愿意承认失败。
一种材料不好用，可以淘汰；
一种算法效果一般，可以改进。
可是到了政治领域，态度常常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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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制度一旦被赋予“道德正当性”，便好像不准讨论它的具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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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政策如果挂着高尚的旗号，就不许问“到底有多少人受益？有多少人受损？有没有更好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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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往往被看成“不忠诚”“不团结”，而不是改进的必要程序。
于是我们得到一种奇怪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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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火箭，我们肯做一万次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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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制度，我们往往只做一次决定，然后要求所有人长期服从。
在科技上，我们承认世界复杂，所以需要反复试错；
在政治上，我们却常常假定“已经找到了唯一正确道路”，只需要宣传与服从。
三、为什么科学方法进不了政治？
这当中有几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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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政治看成道德战场，而不是公共实验。 在许多人眼中，政治不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是善恶之争。 一旦套上“善恶”的框架，就很难承认自己的方案也许不够好，只是“有待改进的选项”而不是“唯一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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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容错机制。 科学实验可以失败，论文可以撤稿，技术可以弃用。 政治一旦承诺“绝不会错”，就很难承认偏差，更难进行真实的政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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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用抽象帽子代替具体问题。 科学家问：“这个药能降低多少死亡率？” 政治争论有时只问：“你是不是站在正义的一边？” 于是，具体问题——贫困、教育、公平、自由、安全——往往被口号遮蔽。
四、如果把科学精神用到政治上，会怎样？
如果我们真的把在实验室里的习惯搬进政治与公共生活，大概要做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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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一点先验的“绝对真理”，多一点可检验的政策假设。 不先说“此路必然光明”，而是说：“我们试行五年，看数据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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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开的数据，而不是宣传语句来评估政策。 谈扶贫，就看贫困率变化； 谈教育，就看受教育年限与流动机会； 谈治理，就看冤假错案减少了多少、民众参与程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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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竞争方案，允许地方和团体进行有限度的“政治实验”。 就像不同实验室做不同方案，谁的结果好，谁的做法就被推广。 政治上也可以试行不同做法，比较其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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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异议，把批评当成“同行评审”。 科学论文要经过同行评审，指出漏洞并不可耻，反而是让成果更可靠的必要程序。 如果政治中也有这样习惯，批评就不再是“敌意”，而是帮助整套制度变得更稳固的力量。
五、结语：从“崇拜科学”到“实践科学精神”
今天的中国社会，对“科技强国”的向往已经非常强烈，这是好事。
但如果科学精神只停留在芯片、火箭、人工智能上，而不进入我们对社会、制度、权力的思考，那么“科学”不过成了一顶新帽子，而不是一种生活方法。
科学精神真正宝贵之处，在于它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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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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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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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事实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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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准备修正自己。
一个只在实验室里讲求证，只在论文里看数据，而在政治与公共生活中只讲口号、不问效果的民族，终究还没有真正学会科学。
如果有一天，我们能用同样严谨的眼光去审视一项公共政策，正如我们审视一篇科研文章；
能用同样耐心的试错去改进制度，正如我们改进一台机器；
那么，“科学方法”才算真正从实验室走进了这个民族的日常生活。
——这大概也是一百多年来，许多中国知识人不断叨念却尚未完全实现的一件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