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比旧制度更不宽容

法国大革命在大众想象中，是自由、平等、博爱理想的诞生时刻，是人类告别专制、迈向现代文明的象征。但当我们真正读史，最扎眼的事实并不是自由的胜利，而是革命迅速走向暴力、恐怖与极端不宽容。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令人震惊，不只是因为它残酷，而是因为它以自由、平等之名，实现了比旧制度更深层的残酷。

不只是法国的大革命，也包括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许多人都会问，为什么号称解放人民的大革命，反而比旧制度更残酷？

这不是法国的问题，而是革命本身的结构性问题。任何一场想以理想推翻现实的革命，都带着一种内在逻辑：旧制度的专制基于惯性，而革命的专制基于信仰。前者容忍差异，后者要求纯洁。

理解这一点，你就能理解为何革命总是以宽容之名抵达不宽容的极点。法国的大革命和中国的革命都是如此。

旧制度当然不是自由的天堂，它有王权、等级、教会审查，有压迫、有不平等。但它的“不宽容” 有两个特征：

1. 旧制度的权力不需要你相信它，只需要你服从它

国王不在乎你心里怎么想，只在乎你有没有交税、有没有制造麻烦。旧制度不是一套思想体系，它没有“思想警察”检查你的纯洁度。它只是一种维持社会运转的惯性结构，只要你不挑战它，它通常不会主动找你麻烦。这种不理想的时代，反而留给个人大量的灰色地带。

2. 旧制度不以道德优越自居

旧制度没有宣称自己是绝对正义，也不声称代表全体人民。它根本不需要证明自己道德正确和正义 ，它只需要合法 或者 沿袭传统 。因为不以 救世主自居，所以它的暴力是有限度的、工具性的，而不是救赎性的。

革命的逻辑完全不同。革命不是维持现实，而是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它不是治理，而是拯救。它不是秩序，而是一种理想的绝对化。

要证明革命的正当性，必须不断制造敌人来衬托自己的道德优越：旧制度，反革命，叛徒，温和派，怀疑者，沉默者，想得不够“革命”的人，于是有了法国大革命的名言：“沉默的人也是敌人。” 旧制度只惩罚行动的人；革命惩罚思想不够纯的人。

大革命的理想极其美好：自由、平等、人民主权。问题在于现实世界没有这样纯粹的状态，于是革命者得用暴力制造它。要让人民统一意志，就必须消灭不同意的人，就必须打碎所有不平等的现实与制度。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越激烈，暴力越容易被视为必要。

因此雅各宾派会认为 “自由的敌人不配拥有自由。” 这不是悖论，而是革命逻辑本身的必然。想想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不也是同样令人不寒而栗。

旧制度的暴力是为了维持秩序，革命的暴力是为了创造新世界，是带着神圣使命的暴力。这种为了未来的幸福而可以牺牲现在生命的逻辑，比任何王权都更绝对。

我们看历史，俄国革命走向红色恐怖，中国的革命走向极端暴力，红色高棉以“纯洁人民”为名制造集体屠杀，伊朗革命以宗教道德为名建立高压体制。法国大革命只是现代革命史的第一例，不是例外。为什么？因为革命试图以一套抽象理想替换一个复杂社会。现实世界由复杂利益、阶层差异、人性弱点构成；理想世界简单、纯净、统一。当理想无法在现实中自然实现时，暴力就成为捷径。

旧制度宽容，是因为它不相信人；革命不宽容，是因为它太相信人，这也是历史最深的讽刺的地方。旧制度认为人性有限，因此不苛求完美。国王知道人有软弱、有贪婪、有欲望，因此制度设计带着妥协。革命相信人性可以被改造，因此要求完美。革命者认为人可以被教育、被提升、被塑造成新公民。于是，旧制度容忍人性缺陷，革命试图消灭人性缺陷。旧制度的不自由，让你活得不伟大，革命的自由，让你连活下去的权利都没有。

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1793–1794）中， 有4 万人被处决，30 万人被逮捕，指控往往不需要证据，怀疑就是罪名，沉默等于背叛。罗伯斯庇尔最终也死于自己创造的机制：他被送上断头台的罪名是——“宽容反革命”。革命吞噬旧制度，也吞噬对革命不够忠诚的人，最终吞噬它自己。

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也同样残酷，有过之而无不及。

革命号称反对专制，却创造了比旧制度更严酷的专制。号称解放思想，却建立更严格的思想警察，号称追求自由，却在自由的名义下实行恐怖。为什么？因为革命不只是要破坏旧世界，而是试图创造一个更纯净的新世界。而“纯净” 恰恰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宽容的词。最终我们看到的是，巴士底象征的并不是自由，而是革命如何制造象征；断头台象征的也不是正义，而是理想如何吞噬现实。革命的真相从来不是宽容，而是以永恒的理想名义，实施最高程度的不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