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奥尔巴尼的雪：孤独与沮丧的2005年
在那个生物医药行业剧烈变革、金融泡沫与外包浪潮交织的年代，2001年，位于纽约州奥尔巴尼（Albany）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AMRI（Albany Molecular Research Inc.）收购了我们的公司 New Chemical Entities（NCE）。随后，NCE 更名为“AMRI Bothell Research Center”。
作为化学部负责人，按规定我每年都要去奥尔巴尼总部述职两次。当飞机穿过云层降落时，从空中俯瞰，下方总是一片茫茫白雪。奥尔巴尼的冬天漫长而寒冷，气温常年低至零下20摄氏度。从11月的第一场初雪，到次年4月的最后一场终雪，整整有五个月的时间，这座城市都深深沉睡在大雪覆盖之下。
在这里，最让人心惊胆战的就是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能见度会在瞬间降为零，天昏地暗，州际公路上因视线受阻或暗冰打滑而导致的车祸屡见不鲜。
2005年3月，我带着儿子前往奥尔巴尼总部报到上班。没想到，奥尔巴尼的雪在我落脚的第一周，就给我来了一个令人终生难忘的“下马威”。
刚到的第一周，我们还住在酒店里。我想着别耽搁了儿子的学业，便打算尽早带他去当地的高中（High School）办理注册。可当我准备出门时，窗外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我在纽约前后生活了近九年，自以为对大雪早已见怪不怪，便带着儿子驱车上路了。
在驶入高速公路匝道时，我习惯性地稍微踩油门加速。不料，就这一脚油门，整辆车突然彻底失控！车子猛地冲出路面，狠狠撞上了左侧栏杆。我惊慌之中急踩刹车，车子却在冰面上剧烈打滑，又掉头撞上了右侧栏杆。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左磕右碰，最终才勉强停了下来。
幸运的是，车门还能打开，我们父子俩也没有受伤。但下车一看，我着实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公司给我租的那辆全新汽车已经被撞得面目全非，两侧车身严重凹陷变形。
无可奈何之下，我打着双闪灯，像老牛破车一样在雪地里缓缓蠕动，终于挪到了最近的出口，停靠在一个小型购物中心（Shopping Center）的停车场里。我心有余悸地给公司 HR 打电话报告了车祸。HR 非常专业且富有同理心，没有任何责备，第一时间联系了租车公司。不一会儿，拖车赶来将废车拖走，并为我换了一辆新车。
经历这次意外，我才痛定思痛地领教了奥尔巴尼冬季开车的“禁忌”。在厚雪覆盖的暗冰路面上，绝对不能突然加速，一旦加速必定打滑；而忙中出错猛踩刹车，更只会加剧失控。虽然人平安无事，但这场车祸无疑为我接下来的奥尔巴尼之旅蒙上了一层阴影。
冰雪终会融化，寒冬过完，春天也如期而至。随着漫长雪季的结束，我在奥尔巴尼的工作渐渐步入了正轨。
虽然在这里管理的团队规模不如西雅图时庞大，但毕竟只是换了一个工作地点，业务性质与汇报路线和以往大同小异。总体而言，总部对我颇为重视。资深副总裁 MT 博士以及同事们都表现得十分热情包容，团队间的合作也算融洽。
尤为难得的是，公司的董事长兼 CEO TD 博士对我表达了切实的关心。他白手起家，从自家车库创业一路将 AMRI 打造成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跻身亿万富豪之列，确实有着非凡的技术眼光与商业魄力。当他得知我妻子当时正在纽约市寻找工作时，主动托人带话给我：他每年都会向奥尔巴尼当地的医院捐款慈善，小有影响力，如果我妻子愿意来奥尔巴尼，他可以帮忙在当地医院安排一份工作。
我喜出望外，立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妻子，劝她来奥尔巴尼试试。然而，她却心存顾虑，认为奥尔巴尼依然是白人为主导的环境，担心自己再次遭受不公与歧视，不愿重蹈在西雅图的覆辙。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一条路最终也没能走通。
真正让我感到万分沮丧的，其实并不是2005年肆虐的大雪，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与无助——那种仿佛被关在狭小笼子里的窒息感。
突然离开生活多年、无比熟悉的环境，举家搬到一个举目无亲的陌生城市，对我与儿子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奥尔巴尼的日子大部分时间是枯燥而压抑的。虽然热情好客的同事们偶尔会邀请我们去家中参加 Party，但人家终究有自己的家庭与生活。大多数时候，偌大的房子里只有我和儿子两个人相依为命。
我开始被迫学会自己买菜做饭，周末带儿子去奥尔巴尼 Downtown 的中餐馆“打牙祭”，日子过得平淡无奇。与此同时，我又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远在西雅图独自生活的大女儿。而妻子远在纽约皇后区的半地下室里艰难打拼，求职屡屡碰壁，却既不来奥尔巴尼看儿子，也不去西雅图看女儿。
我仿佛从一个原本看似圆满的家庭中“出走”，猝不及防地变成了一位孤苦伶仃的“单亲爸爸”，独自带着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十四岁男孩（Teenager Boy）。
“单亲父亲”的生活充斥着无声的压力与沉重的责任。时间被日常琐碎无限挤压，情感上匮乏支撑，同时还要默默承受社会对中年男性隐忍坚强的无形要求。我既要扮演严厉的父亲，又难以给出母亲特有的细腻温柔，常常在柴米油盐的繁重与内心极度的孤独中艰难维持平衡。如此在奥尔巴尼生活，必须拥有极其强大的内心，才能抗衡那不时袭来的焦虑、寂寞与空虚。
那段时间，我们父子俩都深陷在孤独与无助的泥潭中。儿子正值十四岁的叛逆期，对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成为冲突的导火索。比如在零下十度的严寒冬日，他非要像很多美国孩子那样只穿一件 T 恤和短裤，拿个外套就站在路边等校车。类似的矛盾层出不穷，儿子的反叛情绪日益高涨，对我的说教也越来越抵触。而“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传统枷锁，又让我习惯了强行压抑脆弱，遇到挫折只能独自吞咽。
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发生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
那天我和儿子又起了冲突，争执间，我突然发现他的情绪有些失控，右拳紧紧地握了起来，眼神中透着愤怒。看到那一幕，我的心瞬间凉到了冰点，除了失望，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恐惧——我害怕我们父子之间会真的动起手来。一旦走到那一步，将是彻底无可挽回的悲剧。
那一刻，我只觉得万念俱灰。独自抚养一个叛逆期男孩的艰难与心酸，真的太累、太痛了。
在职业生涯的动荡之中，仅凭一己之力竭尽全力去维系家庭的完整、呵护子女的成长，实在是太难太难。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最痛苦的一段时光。我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不知道未来的路在何方，更不知道坚持下去会是什么结局。“中年过半百，身心不由己”的沮丧与无奈，逼着我必须绝地求生，去寻找一条能够跳出这间“牢笼”的出路。
也许是天不绝人，转机悄然而至。
当时，圣地亚哥一家 IT 外包公司的董事长 MT 博士有意进军生物医药领域，计划在中国建立一家生物医药外包服务公司（CRO）。他和麦肯锡的 JO 先生一拍即合，由 JO 出任 CEO，并在2005年9月启动了新公司的筹建工作。
通过朋友得知这一消息后，我立刻给 JO 写了一封自荐信。JO 很快回复，并邀约我在波士顿面谈。
在 Boston 他下榻的酒店里，我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凭着我在医药研发与团队管理领域整整十年的深厚积累，我的专业背景、创业理念与管理思路得到了 JO 的高度认可。他当即表示我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人才，邀请我立刻加入新公司的创建团队。
不过，这里面涉及一个实际问题：2005年3月 AMRI 将我从西雅图 Relocate 到奥尔巴尼总部时，提供了一笔丰厚的搬迁福利（Relocation Package）。但协议明确规定，我必须在总部服务满两年（至2007年3月）；若未满两年离职，需全额退还搬迁费用；若满一年离职，则只需赔偿一半。
我坦诚地对 JO 说道：“如果新公司愿意为我支付这笔 Relocation 赔偿金，我马上就可以加盟；如果需要我自己承担，我建议等到2006年3月满一年后再正式入职。”
JO 在与 MT 董事长商议后爽快决定：同意我在2006年3月正式加盟。但在入职前的这几个月里，希望我能抽空飞赴圣地亚哥参加会议，共同参与新公司的组建、选址与招聘筹备。
JO 开出的 Offer 相当优厚。除了与我当时薪资相匹配的待遇外，我被编制为圣地亚哥美国总部的雇员。按照当时中国政府的签证规定，我持 Business 签证每次在中国最多停留三个月，每年需往返四次。这样的安排虽然奔波劳碌，但我却欣然接受——因为这意味着，我一年至少能有四次机会回到西雅图看看我的女儿。
决定回国前，我特意先回了一趟上海，为儿子联系到了上海顶尖的重点中学——上海中学国际部。他可以寄宿在学校，周末则回爷爷奶奶家。
然而，当我把回国的决定告诉儿子时，他却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他眼巴巴地看着我，近乎哀求地问：“爸，我不想回去。如果我听话，我们可以不回中国吗？”
听着孩子无助的恳求，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痛。但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为了他的前途，也为了我们父子俩的出路，我必须带他走。无奈之下，他打电话给在纽约的妈妈，希望能去纽约跟着她生活上学。然而妻子自身难保，仍在纽约的困境中艰难挣扎，根本无力接纳儿子。
就这样，2006年3月，我正式向AMRI奥尔巴尼总部提出了辞职，自掏腰包赔偿了一半的 Relocation 费用，带着儿子收拾行囊，踏上了归国之路。
我名副其实地成了一只“海龟”（归）。
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海归了，买的是单程车票，可能就再也归不了海了。”从此，我开启了长达十六年多的海归生涯，再也没有回到美国工作。这十六年的心路历程与风雨沧桑，绝非三言两语所能道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