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珊地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般的深刻。
巴金是现代文坛上一个比较引人注意的作家，官方的教科书曾有“鲁郭茅巴老曹”的说法，“文革”后他又被安排在文联主席直到生命最后，还有他本来并不成熟的《家》被各种教科书大肆宣传着，再加上并不见什么反思深度却又具有道德制高点特点的《随想录》，这一切都为巴金攒足了积分和光环。不过，有个小问题似乎教授学者们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法，那就是“巴金”为何叫巴金呢？
有关“巴金”这个笔名，最早见于1928年10月胡愈之为《东方杂志》的约稿《脱洛斯基的托尔斯泰论》中。不过，“巴金”这个笔名其实最先署在1929年连载的小说《灭亡》中，因为小说交稿早而发表晚了。从后来的结果看，“巴金”这个笔名的流传确得益于《灭亡》这部小说。
一个普遍现象，不仅是文人，任何人给自己取笔名总有些寓意。那么，“巴金”这个笔名有何寓意呢？
从公开的材料看，1930、40年代巴金本人未就笔名公开解释过，倒是同时代的作家林语堂曾在私底下说过：“巴金”就是取自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首尾字。这种解释很符合逻辑，也很有道理，因为巴金在1928、1929年前后是个很强烈的无政府主义者，处女作《灭亡》这个小说充满了无政府主义色彩，所以人们就此相信了这个解释。
但是，到了1957年9月，巴金在致前苏联作家彼得罗夫的信中却说：“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写好《灭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两个笔画较少的字。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下来。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这个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国同住了一个不长的时期。我们并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国，人多么重视友情。我当时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个‘巴’字。”这段话的意思表明，巴金承认笔名中取了克鲁泡特金，但否认了巴枯宁，并解释说来自一个死去的“并不是知己朋友”的巴恩波。
1958年3月，在《谈〈灭亡〉》一文中，巴金又说：“有一个姓巴的北方同学跟我相处不到一个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听说他在项热投水自杀。我同他不熟，但是他自杀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的笔名中那个‘巴’字就是因他而联想起来的。从他那里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个‘巴’字。”
类似的说法，巴金在1980年代回答香港中文大学校刊编辑时再次予以重复。不过，令人疑惑的是，巴金同在1980年代接受陈思和采访时，又否定了笔名取自克鲁泡特金的“金”，而是听取了一个“学哲学的朋友建议”而采用“金”，还说“巴金”这个笔名不是“有意取的笔名，那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一生和文学联系在一起”。
那么，“巴金”这个笔名到底寓意如何呢？或者说巴金本人的说法到底该信哪一个呢？甚至哪一个都不该信呢？因为巴金在1957年第一次回应中，承认了“金”取自克鲁泡特金，“巴”取自巴恩波的“巴”，但是结合1958年的说法，巴金又说自己跟巴恩波并“不熟”，这相当于否定了他1957年说的“并不是知己朋友”。因为“不熟”与“不是知己朋友”之间，就情感程度而言是有很大差距的。
那么，巴金与巴恩波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呢？巴金的《海行》（后改名为《海行杂记》）就能说明问题。在一个多月的旅行中，巴金仅在《海行》中《船上的友伴》一节提到过：“在上海上船的除了我和卫外，还有四个。两个是北平中法大学的学生，一个姓范是研究文学的，一个姓巴的学数学；还有一个姓杨的，刚在保定育德中学毕业。他们三个一块从北方来，买四等舱的票，却在三等舱的餐厅里吃饭。”在之后一个多月的漫长旅行中，巴金与巴恩波几乎没有交集，一同闲聊也好，一块上岸游览景观也好，巴金始终都与三等舱的几位朋友在一起，并没有巴恩波在场，也不见他们在一起交流。事实上他们也很难交流，因为巴恩波首先是北方人，又是学数学专业的，而且巴金与研究文学的姓范的都没有交流。所以他所谓的“使我痛苦”这样的修辞，就缺少了情感基础，因之取笔名时联想起“不熟”——与其说“不熟”不如说几近陌路——的巴恩波，就更有些牵强附会了，至少有违人之常情。或者借用林贤治先生在《巴金：浮沉一百年》一书中的话说就是：“一个是籍籍无名的学生，一个是世界闻名的大师，把这样两个人拉来搭配到一起，难道不觉得有点滑稽吗？”
有了这个确定疑点，就不妨再扩大一下可疑处，那就是回到1957、1958年的历史现场，看看当年到底是什么一种状况。
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巴金还是一如既往地积极响应，先是以一篇《“鸣”起来吧！》揭开鸣放的序幕，随后是《“独立思考”》，而且在文中他写道：“有些人自己不习惯‘独立思考’，也不习惯别人‘独立思考’。他们把自己装在套子里面，也喜欢把别人装在套子里面。他们拿起教条的棍子到处巡逻，要是看见有人从套子里钻出来，他们就给他一闷棍，他们听见到处都在唱他们习惯了的那种没有感情的单调的调子，他们就满意地在套子里睡着了。”
此后巴金又先后写出《说忙》《重视全国人民的精神食粮》《观众的声音》《笔下留情》《秋夜杂感》《描写人》《辞“帽子”》《巴金谈创作》等文章。他还把批评的着眼点扩展到社会的其它方面，先后撰写了《论“有啥吃啥”》《“艰苦”和“浪费”》《“救救孩子”》等“鸣放”文章。在1957年参加完全国宣传会议和中国作协创作规划会后，巴金多次参加上海市委组织的座谈会，将这种会议精神做了很好的贯彻和发挥。在谈到《解放日报》负责人主张写杂文“要学习鲁迅，抓主流”时，他质问道：“难道批评缺点，批评官僚主义，扫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障碍就不是主流吗？”在5月15日、16日的座谈会上，他再次作了批判性发言。《解放日报》当时报道说：“巴金认为应该把文艺交给人民送到群众中去受考验，不能由少数领导同志根据自己的好恶干涉上演或出版。”“巴金认为……所谓艺术领导，他认为还可研究。他认为在艺术方面作协做好让作家们发挥各人的创造性，少领导，多帮忙。”
就在巴金积极“鸣放”时，《人民日报》吹响“反右”斗争的号角，巴金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便感受到了政治的压力和残酷，对自己此前的“莽撞”后悔不迭。因此，当浦熙修约他写一篇反击右派的文章时，他当即答应并在当天写好一篇一千字的短文《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紧接着，他又接受《人民日报》之约，撰写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随后他开始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批判冯雪峰“凌驾在党之上”，批判艾青“上下串连”。 再之后就是《是政治斗争，也是思想斗争》《反党反人民的个人野心家的路是绝对走不通的》《惨痛的教训——“过关谈”之一》《“国士论”——“过关谈”之二》《戴帽子——“过关谈”之三》等多篇表态文章。
二十多年后，巴金在《再论说真话》中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不止一次地说：“我在1956年也曾发表杂文，鼓励人‘独立思考’，可是第二年运动一来，几个熟人摔倒在地上，我也弃甲丢盔自己缴了械，一直把那些杂感作为不可赦的罪行。”
试想，在这样一种紧张氛围之下，巴金在写给彼得罗夫信中的话儿，可信度有多高？实在是不好评估的。
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环境，也因为巴金不可避免地会受制于这样的环境，那不妨再将镜头扩展一下。早在1949年“文代会”召开不久，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凤姐”丁玲就在一次北京青年团的讲座中批评说：“巴金的小说可以使人有作为，也可以使人向往革命，”但是“那种革命，上无领导，下无群众，中间只有几个又像朋友，又像爱人的人在一起革命，也革不出一个名堂来”，所以“今天的巴金，他自己也正在要纠正他的不实际的思想作风”。丁玲的讲话，已经很明确地暗示巴金的那种“上无领导，下无群众”的“革命”，就是无政府主义。
今天的很多人对无政府主义已经不很了解了，要知道在“五四”时期，影响最大、最能吸引年轻人的就是无政府主义，甚至很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本身就是无政府主义者。
例如毛泽东1919年在《湘江评论》中发表过一组《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其中写道：“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
中共的早期领导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就讲到：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成立共产党小组时，9人中就有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5名无政府主义者，后来闹矛盾这5个人退出了，小组就剩下4个人，不得不从青年团中吸收了几个人。更闹剧的是，1921年底，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被共产国际邀请跑到莫斯科参加所谓远东劳苦人民大会。
同时也要知道，在列宁领导下的苏俄，无政府主义者是备受压迫的，例如1921年2月克鲁泡特金去世时，列宁下令暂时释放关押在监狱里的无政府主义者去参加殡礼，事后仍然还要回到监狱。由此可见，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与无政府主义之间芥蒂之深。不过，通过这个举措也可以看出，列宁对克鲁泡特金比较重视和宽容。
列宁之所以镇压无政府主义者，除了这些人阻碍布尔什维克革命外，从思想资源上来说，二者也是难于调和的，这就要追溯到马克思与巴枯宁在第一国际时的矛盾。在1869年巴塞尔大会上，马克思与巴枯宁作为第一国际内部的两派领袖，围绕革命以后是否应该建立国家政权的问题发生激烈争吵，相互攻击，二人由同路人变成仇敌。巴枯宁后来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虚荣、恶毒、空谈、侈谈理论、怯于行动――空谈生命、行动和素朴，……一句话，撒谎加愚昧，愚昧加撒谎。在这个圈子里，想深呼一口新鲜空气都办不到”。马克思则在当时就给德国朋友发去密信，声称巴枯宁是泛斯拉夫主义党的间谍，每年收取这个党两千法郎的佣金。再加上一些别的原因，最后巴枯宁被迫流亡瑞士。
就巴金本人来说。南京读高中时，他就在《“欠来”——布尔雪维克的利刃》中，批评列宁的“布党专政下的俄罗斯已成了屠杀革命党人的刑场，执政的共产党便是行刑的刽子手”。 在《俄罗斯的悲剧》的“后记”中批评说：中国共产党提出“要走俄国人的路”是“想把俄国的悲剧拿来中国开演”。 巴金在根据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的《列宁论》材料做同名文章，批评列宁“欠来的无上权力，对俄国人民可以任意杀戮”，列宁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是“独夫民贼”的行为，列宁因此应该被宣判死刑。
在列宁去世后，国内的国共两党方面的报纸，都在为列宁大唱颂歌时，巴金撰写了《列宁，革命的叛徒》。不用看内容，仅从题目就可以辨别出巴金的批评立场。之后，他在《马克思与阶级斗争》中批评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盛赞马克思“发明”阶级斗争一说，他说：阶级斗争是一种客观事实，并非出于思想家的发明，马克思的学说大半取自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所谓“发明”不过是抄袭。之后，他还在与郭沫若的论战中，写下《马克思主义的卖淫妇》这样嬉笑怒骂的文章。
例子不用多举，或者翻看一下1925、1926年，巴金在《民钟》《时事新报》《国风日报》副刊《学汇》上的文章，哪一篇放在1949年后的政治环境下，都可以被定罪为“历史反革命”，甚至包括他之后创办的《民众》半月刊，也都可以说是“罪证累累”。
在这一思想背景之下，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巴金，面对1949年一个完全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为意识形态的新政权，他的战战兢兢和如履薄冰是可以想见的。何况，1949年后的新政权，同时还以斯大林为世界革命的领袖，而巴金在1928年就写过肯定托洛茨基的文章。与马克思跟巴枯宁一样，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也是死敌。而对于“托派”，无论是1930、40年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还是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必须也始终与斯大林的观点和立场保持一致。
双重压力之下的巴金，在公开场合所发表的言论，究竟能有多少可信度是必须持怀疑态度的。同样，公开场合下，巴金对于自己所讲的话，又有多少保留和掩盖，也是需要引起重视的。
不妨再举例说明。比如，巴金在1933年《读书杂志》第3卷1期发表《巴金自传》时说：自己1905年秋季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旧官僚家庭”，但到了1958年《给〈文汇报〉编辑部的信》的检讨中他就改成“官僚地主家庭”。或者看看巴金在1958年谈《灭亡》的文章也可以看出，与1929年初版时不同的是，他一边强调自己曾经是“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受其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思想影响；一边批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成事；一边不忘强调自己对无政府主义“不曾消化”、“写作时常常违反这个‘无政府主义’”。
在这篇文章中，巴金除了谈到自己受克鲁泡特金的影响外，还提到俄国十二月党人、俄国民粹派、莉莲·伏尼契、斯捷普尼亚克、妃格念尔、赫尔岑等多个无政府主义者，却单单没有提到无政府主义思想重镇又是他大量阅读过的巴枯宁，这是让人有些疑惑的。因为如果巴金一点也没有受到巴枯宁思想的影响，那为何在1927年在《答诬我者书》的文章中公然宣称自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巴枯宁主义者，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不但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在《巴枯宁底无政府主义（短论）》中声称“真正值得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的还是巴枯宁”，“只有在巴枯宁身上，俄国革命青年才寻出了他们底真正导师，才寻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在1949年初，他还发表《巴枯宁二三事》这样誉美大于绍介性的文章；甚至在政治环境极其紧张的环境中，他还偷偷收藏着歪戴帽子的巴枯宁明信片呢（上海的巴金纪念馆的周立民证实说）.
如果再还原一下1958年的历史现场，还可以发现，这一年也许是巴金在1949年后最难过的一年。起因是美国共产党员法斯特因为1957年苏联侵略匈牙利，于是公开宣布退出美国共产党，还在《赤裸裸的上帝》大骂：“共产党是一个监狱。”
要知道这个法斯特，可是1953年斯大林文艺奖金的获得者，他的作品在1949-1957年间在中国被翻译出版的就有19部，活脱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因为法斯特的反水，《文艺报》1958年第5期发表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其中写道：“霍华德·法斯特这个名字，现在成了一个肮脏的字眼。各国工人阶级同声唾弃他：‘呸！叛徒法斯特！’”接着《文艺报》主编张光年，约巴金、曹禺、袁水拍写了一组批判文章发表在1958《文艺报》第8期上。巴金的文章是《法斯特的悲剧》，其中这样写道：“我们从此失去了一个诚实的作家。自然他以后还可能写出更多的作品，但是他不会写出像过去那样激动人心的诚实的作品了。这的确是值得惋惜的。”曹禺在文章中写道：（法斯特）“是个脓疮”，是“隐藏在革命内部的敌人”，他的叛党，说明“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共产党员最大的敌人”。袁水拍在文章中写道：“曾经假冒为善、窃取进步群众对他的信任的法斯特，竟然背叛了真理，背叛了组织。这个无耻的家伙......”
既然存在这样的差距，报社接连收到七封“读者”来信，其中有人批评巴金的文章“远不及曹禺同志和袁水拍同志的文章那样带劲”，并质疑：“是您的写作技巧不高明吗？比曹禺同志和袁水拍同志差吗？都不是的，而是您文章的思想内容的问题”，说他“敌我矛盾、大是大非都还弄不清楚”。巴金接到《文艺报》转来的“读者来信”后，心虚地复信说：“读者们的意见使我受到了一次教育。我写那篇文章时，翻了一下材料，多少受了点阿普塞卡的文章和波列伏依给法斯特的信的影响。……我只着眼在一个作家的堕落，却忽略了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叛党的重大事件，所以读者们的批评是有理由的。”事后他觉得这样处理过于草率，于是第二天急忙赶写了《旧知识分子必须改造》。文中，他检讨说：“其实像我们这些在旧社会中生活过几十年的人，怎么能够一下子在短短的几年中间完全脱胎换骨成为新人？怎么能够一下子就把旧社会熏臭了的脑筋洗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气味？最近在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时候，我们中间哪一个人不曾暴露出肮脏的个人主义的东西，有些自命为清高的大知识分子甚至隐蔽着一个市侩的灵魂。”
这样的检讨虽然深刻，但与那篇“出事”的文章有些离题，意识到这点后，巴金又于慌乱中写了《主要是思想内容》。文中说：“我写文章有我自己的表现方法。有时候我的思想对了，文章就有可取之处；思想一不对头，我就会写出坏文章来；有时候我的思想不大清楚，或者我知道得太少，那么我的文章就不生动，无力量。所以在思想不对头、不清楚，或者我知道得太少的时候，我即使拼命在文字上花功夫，使出全身的力气，也没法把文章写好。”
在巴金手忙脚乱地撰写检讨之时，《文汇报》又转给他一封署名“余定”的文章《巴金同志提出了一个错误的口号》。文中用逆推的方法责问巴金：“‘把文艺还给人民’，实际上就是要求把文艺的领导权从党的手里拿过来，拿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实际上也就是拿到资产阶级手里”。文中还说：“一直到目前，我却始终没有听到巴金同志自我批评的声音。这叫人该是多么的焦急和失望！” 从信的内容和语气上看，批判者的来头不小，巴金无奈只得再次检讨。在随后，他叙述了自己说“把文艺还给人民”时的情况，并进一步检讨说：“因为我把思想领导跟艺术领导分开了看，怎么能够解决艺术领导的问题呢？而且照我过去那种想法单抓思想，放松艺术领导，甚至会产生艺术不为政治服务的后果”。
但是，事情并没有因为他的检讨而结束。在《文艺报》6月11日发表巴金“复信”的同时，徐景贤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法斯特十万人唾弃的叛徒——和巴金同志商榷》的文章，将矛头直指巴金。而后上海的《学术月刊》也刊发了《批评巴金对法斯特的错误认识》的文章。巴金有些难以招架了。
在“学问少的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插红旗拔白旗”的口号中，中国人民大学编辑出版了《无政府主义批判》（上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巴金研究小组针对为巴金无政府主义辩护的王瑶和扬风撰写了批判文章《论巴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兼驳扬风、王瑶对巴金创作的评论》。
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6月至1959年4月期间，公开发表批判巴金的文章将近一百篇，几乎将巴金的全部旧作做了一场大清洗。他后来追忆这段历史时说：反右后，“第二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以姚文元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讨论’。讨论在三四种期刊上进行了半年，虽然没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点点‘独立思考’却给磨得干干净净。你说……他说……我一律点头”。种种迹象表明，巴金陷于四面楚歌声中。
好在有曹禺、邵荃麟等关系好的上层领导的积极斡旋，文艺的领导周扬也指示说：批判是群众中来的，不是党示意布置的，劝他不要多想。这样，在上级领导的干预下，这场“民间”批判运动得以平息。但巴金仍心有余悸，在编校《巴金文集》第9卷、第10卷时，还是把邵荃麟建议抽调的那篇《后记》以摘要的形式作为《我的幼年》的注解予以公开。文中写道：“我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我在地主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中间生活过相当长的时间，自小就跟着私塾先生学一套立身行道、扬名显学的封建大道理。……说实话，我当初接受新思想的时候，我倒希望找到一个领导人，让他给我带路。可是我后来却渐渐地安于这种所谓无政府主义式的生活了。……”
在强大的政权和意识形态下，在诸多的政治运动中，巴金淡化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或者避免提及像巴枯宁这样的阶级敌人，都是可以理解的。也许有人会问，那作为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巴金何以还要继续淡化或隐瞒无政府主义及巴枯宁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中，某些领域的改革开放还是比较谨慎的。例如1978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巴枯宁言论》。同年，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写了巴枯宁的相关资料。之后还有《马克思恩格斯论巴枯宁主义》马克思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等出版。所有这些出版物，在立场和态度上仍然是批判的，巴金置身于这一大环境中，应该不会感受不到。
总结来说，1949年后新政权对于巴金够优待的了，参加第一届文代会、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所谓开国大典、被任命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人大代表等；同时频繁的政治运动又让“历史不够清白”的巴金，不时地陷于恐惧之中。
在这双重压力之下，巴金如何面对和解释昔日的信仰，自然就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于是也就会存在一种蓄意遮掩、涂抹说谎的情况，就像林贤治先生质疑的那样，巴金的说辞“显然在为自己曾经作为追随两位无政府主义先驱者的历史开脱。有趣的是，两位中他敢于保留一个‘金’，是因为‘金’最后回到苏联，是受‘老大哥’保护的，而且得享天年；而巴枯宁不同，在我们的意识形态教科书里，他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所以‘巴’的出处必须另有所本”。
当然，关于“巴金”这个笔名，寓意究竟如何，各位可以做个结论。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对于一些作家名人在特定的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说的话，要存一个怀疑的态度，避免因为盲信其本人的言论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关于巴金，我想各位对他晚年的《随想录》充满了好感。比如他对自己在1949年后参与批判胡风、冯雪峰等很多人，表示了忏悔，他说自己当年是落井下石，他说自己以后一定要说真话，其中《随想录》的一册集子取名就是《真话集》。比如他还写下这样的话：“要澄清混乱的思想，首先就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独立思考，就不会让人踏在自己身上走过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会让长官随意点名训斥。”
不错，面对这样的道德忏悔，应该宽恕他，因为相比那时巴金，此时的我们也有罪，比如我们眼看着罪恶横行，眼看着铁链女、铁笼女、窑洞女被凌辱，眼看着那些义人失去自由，我们除了在私下里咒骂他们几句，或者在微信群里发泄一些不满，然后呢，然后我们干了什么呢？我们又能干什么呢？所以不应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巴金。
不过，不能仅仅停留在这种道德式的反思层面，因为一个文化精英，遭遇几十年的被关在铁笼子里、被铁链子缠在脖子上的生活，就这么呼喊了几句肤浅的道德反省和自我批评，或者写几篇翻来覆去的不痛不痒的文章，然后就堂而皇之地作为正部级的作协主席，连续任职21年不辞职、不退休，并且死在任上。临死前的多年间，安然地住在高干病房，大把花着纳税人的钱，这就叫独立思考、明辨是非吗？甚至在有形的铁笼子、铁链子摘去后，连自己笔名的真实含义都不敢公开说出来，还说什么讲真话呢？而如果思考和行动都是矮子，那他笔下的文学，还值得文学史家们写入教科书吗？
当然，更主要的是，巴金作为当年的热血的无政府主义信奉者，怎么一旦遭遇极权主义的政府时，立马就放弃了自己的追求，热情地投入到政府的怀抱中去。理想呢？信念呢？追求呢？反抗呢？这么容易就墙头草般地缴械投诚，那笔名中那么钟情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到底值几毛钱？如果这么廉价地放弃自己的理想，那巴金的存在不就是实用主义、投机主义最好的样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