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小明
老小明在此恭候
- 走进马勒别墅 -
80年代末期，我曾经在马勒别墅上班。
坐落在陕西南路30号的马勒别墅（Moller Villa），从1949年到2001年，曾经是上海团市委机关所在地。
说起马勒别墅，过去作为路人我走过它身边，总要多看几眼那琉璃瓦盖顶和有质感的耐火砖高墙。这样的墙，恕我孤陋寡闻，我没在大上海看到过。
至于高墙内那个挪威式样的北欧建筑，我甚至都不敢去仔细端详，只怕那超出我想象的外形和细节，多看几眼后心里会收藏了它，从此萦绕于怀。
穿过院门，踏上几级台阶走进楼里，匆匆经过精美的厅房，走上弯弯曲曲的楼梯，上楼到达还差一层就是塔顶的房间，坐在办公桌前，无论做什么事情，感觉人一直都在漂浮，无法坐实下来安放心灵。
以前没走近过它，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座不可触及的陌生建筑，后来上班走进去了，却不曾料到陌生感依然如故。这种状态我百思不得其解。
马勒别墅产生于一个英籍小女孩的梦想，她的爸爸，一个祖传做生意的英籍瑞典（也有说是犹太）商人，为了实现她这个美梦，用重金花了数年时间打造起这个童话世界。
据说建筑的大部分材料都是从英国定制海运过来。资料显示，马勒别墅建造工程耗时九年，1935年完成主楼，1937年最终全部完工。
说来唏嘘，马勒别墅建成后不久，先是抗战爆发，局势动荡，已成为孤岛的大上海风雨飘摇。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苏州河以北的日军迅速过桥占领了苏州河以南的英、美公共租界， 和所有的英美侨民一样，马勒一家被送往了集中营，也有一说为了避免战乱，马勒一家在这之前就已经回国了。
我觉得后一种说法比较可信。
这样来看，为避战乱，1941年之前便离开了的马勒一家，从建成主楼开始，满打满算只居住了六年。
房主马勒一家的历史到这里也就嘎然而止了。
这个最有诗意的地方，从此只有房客来去匆匆，换了一拨又一拨，一茬又一茬，再也不见房主现身了。
我试图找出马勒一家后来的结局或者下落，但是没有成功，这一节从此就断了线，谜一样让人猜想，一家人好像淹没在浩瀚的海水里那样，无声无息了。
英国籍瑞典人，三层斯堪的那维亚式北欧挪威风格建筑，宛如童话世界里的城堡，战乱动荡的年代，有什么东西和我有过一丝关联吗？
全部都没有。
这种时空切换的错位，陌生而无助，首先就排除了认知的可能性，有些事情不是你想去了解就能够读懂的。
不在那个时代，不在那个时间点上，不是那个人，任你恶补知识和数据，依然会游离在门外，就像在今天有人和我说清朝以前的故事，任你说的具体而生动，也任由自己假想代入，还是会觉得模模糊糊，遥不可及。
它的存在像一个速冻后的冰层，把现实中的人们隔离在外，你可以占据，也可以暂居，甚至可以隐隐约约窥视它，但是它的灵魂在冰层最里面，远没到消融的时候。
其实要完全厘清马勒在消失以前的历史，也不是很容易。一会说他是靠"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跑马厅投机起步的，一会又说是靠继承祖业开创造船业发达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知听谁的好。
我选择相信下面的说法：
埃里克•马勒出生在上海，会说上海话。其父赛赐•马勒1859年从英国来到上海，开办洋行，而后代理航运业务，直至自己购船跑国际海运。
1913年埃里克•马勒子承父业，高峰期拥有十七条海运货船和一家船舶修理厂，这家船舶修理厂就是今天的沪东造船厂。在投资上海跑马厅的运作中，马勒再次成功获利。马勒育有二男一女，幺女就是开启了马勒别墅童话梦想的小仙女。
不过在当时，我对马勒别墅的来历和马勒其人的身份一无所知，会不会这就是“走不进”马勒别墅的原因？
有时候我会想：当年那个拥梦而睡的小女孩，为什么后来一次也没有回来，回来再看一眼她父亲为她儿时梦想打造、那个装满过童年幸福和灿烂，每到夜阑人静会出现各种精灵的大房子呢？
也许是我庸人自扰，你怎么知道小女孩长大后没回来看过？你又怎么能体会从天堂坠入人间纷争后的心灰意冷？
这世界上疑问永远多于答案，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对马勒别墅来说，更是如此。
从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的，世间只有大小多少轻重长短高低远近的不同，这些种种的不同，最后都会是"无言的结局"，统统归零。
所以经历了，拥有过，就足够了。
进门就是这个厅，门在右前方，楼梯在右手边。
从大厅上楼梯开始几级台阶以及转口，当年没有铺设红地毯
楼道内部 / 每天上上下下至少要四次以上：上下班、午餐、下午散步和上洗手间
面朝花园的厅房，曾经是阅览室。当年中间放了一张长桌子，四周都是椅子和报架，靠墙也放着一排椅子，朝向花园。
车库曾经是食堂，原先有车库门，一直关闭着的。车库后面那栋副楼里面，有经过改造的公共澡房，每周开放一天供洗澡。
过去是车库 / 一直用来做食堂之用
01
地处陕西南路上的马勒别墅位于靠近延安中路，南、北两面分别是并行的淮海中路和南京西路，地段极佳，那高高的围墙挡住了外面所有可能的杂音，闹中取静。
上班的地方是房子的最高两层，那是团刊编辑部的办公室。
顶层四面有窗，可以环视城市，不过四面环绕的窗户没有窗帘，光线太强，看风景很好，长期办公的话对眼睛不利，这一层是头头脑脑的办公室，我们办公室在下面一层。
从延安中路和陕西南路，可以很容易看到见主楼最高尖顶下四面有窗户的“塔楼”，而下面一层在某个角度才能看见。
房子内部比较刺眼就是电话线了，那时也不讲究，直接用钉子固定在精美的护墙板上，显得突兀。
上班那层房间有个小门，小门外面是一个露天平台，露天平台靠门边有一个小水斗，可以洗手洗杯子和洗笔啥的。
下面这张照片是我当时在露台上对着办公室的小门拍的：
雅西卡标准镜头，F8/S120 ，富士135胶卷，外光条件阴晴天气，摄于1988年
很多时候我会站在露台上望着陕西南路上的街景和路人发呆。
平时在办公期间，各部门的房门紧闭，门口的牌子告诉你里面大概是什么人和在忙哪一方面的事。
门里面的同志们只有在食堂吃饭或者开会的时候，才会出现。
午饭后回到各自的办公室，房门照例是关上的，没有串门，没有午休期间的娱乐，偌大的地方除了阅览室和回到办公室，无处可去。
主楼前的那片草坪是用来看的，而不是用来散步和晒太阳的。如果你有“踏青”的念头，看一眼面对着草坪像一只只眼睛似的窗口，保你立刻会打消这非分之想。
我去过东湖路上的《青年报》办事，午休期间，上楼后只见一帮男女编辑记者正围着办公桌面红耳赤地打扑克“四十分”。大学同寝室过的周同学也是其中一员大将，在校的时候他体育免修，这种时候他的音量和能量是可想而知的。
我去过外滩上海市总工会，中午休息时段，机关工作人员会在大楼内铺有大理石的大厅里，放着音乐滑过来滑过去练习交谊舞步。
我也去过某电影院，午休时一群本院的青年男女会聚集在一起，随着放电影大功率音响的伴奏，跳着整齐划一的迪斯科舞，跳到集体转身的时候就会一起蹬脚，皮鞋底部发出激动人心的响声，像极了电影《末路狂花》里牛仔们跳舞的场景。
就算午餐期间，圆明园路上的《文汇报》社楼上那个大食堂，热闹的可以，人来人往，本社的，我们外来临时用餐的，混在一起，像是赶火车，打饭、吃饭，走人。而办公室的门，一路走过去都是敞开着的。
我做“园丁”那阵，用过午餐后青年教师们会凑在一起打打乒乓球和海阔天空聊天，天热的时候会躲到有空调的电脑机房里打游戏。中年教师要去午睡片刻，临走时会不忘记幽默地喊一声：不怕死的跟我来。
这些在当时的马勒别墅里都没有。
平静如水的时光，有时候会被外来的事件打破，然后又沉寂下来，一如浮萍满满的池塘，被搅动过后，又马上闭合住水面。
而水下有鱼，有鱼就有动静。
动静就在一扇扇紧闭的门户后面。
马勒别墅的实木门真材实料，做工太好，严丝合缝，只要一关上门，里面什么声音都听不到。
门里面是和你我他同样的青年，他们没有识别身份的标志，却有着比标志更容易识别的面孔。
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着更高的自我追求，他们雄心壮志，处在上升的通道上，时刻准备着。
坦途已经铺就，需要的是大胆谨慎，按部就班，耐心等待。就如那位十月革命伟人说的：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他们坐在各级位置上，已经具备了当管理者的基本特征：沉着冷静，不苟言笑，做报告时口若悬河。
他们是未来的栋梁，是后备梯队，不久的将来，区县市甚至更高的管理层行列里，都将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人一旦负有伟大的使命，再加上胸怀大志，必定会严肃和紧张起来。
在上班期间，遇到这样的青年匆匆走过，必定是重任在肩的样子，眼睛决不会左顾右盼，而是直视前方：前方在召唤。
在这样一个外墙用泰山面砖装饰成的建筑里面，走道上，办公室里，院子里和食堂，从来没听到有人会嬉笑喧哗，除了安静还是安静。
而彼时彼刻，艺术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在上海，冬天的湿冷有着北方不能理解的寒，夏天的酷暑却有着南方共同的热。
在我的记忆里，那年的冬天不很冷，夏天也不太热，大概艺术会以它特有的方式温暖严冬，清凉酷暑。
一息尚存的艺术，也曾顽强和短暂停留过，自然也保存在了我的速写本里。
在办公室画的部分人像速写
02
我们原《团干部之友》编辑部的五位编辑和《青年报》上海团讯栏目的四位文编，合并成了《团的生活》编辑部。
没过几个月，青年报过来的两位编辑就去了德国留学。
阿祥，是留下继续坚守的其中一位。
阿祥是中文专业科班出生。
他和其他文编不同，看稿件速度很快，只听到哗啦哗啦几下一翻，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而其他文编会在一页稿纸上字斟句酌推敲良久。
平日里他穿着向来紧跟潮流。
阿祥喜欢穿那种一脚蹬的硬底小方头皮鞋。只要他穿上这种皮鞋，他就会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踱步，鞋底发出清脆的啪嗒啪嗒的响声，好像这打蜡地板天生是为他那双硬底皮鞋铺就的一样。
他喜欢发点小牢骚 ，也有点玩世不恭的样子。
我蛮欣赏他的，什么原因也说不清楚，就觉得他很真实，年轻人所有的状态他都具备，心思会也随着潮流悸动不休。
还有就是他把年轻人当时的心境和向往带进了办公室。
说他另类有点过了，但是肯定与穿中山装或者青年装的青年不同。
我感觉到他有过自己的文学梦，但是焦虑和不安现状的心情使他摇摆不停，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他行进的速度。
他对事物反应敏捷精准，领悟力强，仿佛一眼就能看透事物的本质，而流露出来的始终都是不屑一顾的样子。
我相信这是他的个性使然。
值得一提的是他给人一种看破世俗的感觉，不卑不亢，有控制的话语偶尔会针砭一下时弊，有如窗外射入房间光线，会一下子亮起模糊不清的角落。
他还年轻，有时会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但是很快就会警觉地回过神来。
一次阿祥上班迟到了，通常情况下一般迟到的人会赶紧坐到自己的办公座位上去，埋头看稿件，等时间慢慢过去，是不引起他人注意的好办法。
阿祥不是这样。
只见他并不急着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去，而是开始来回踱步。一面还作出一副沉思状，有时候还会停一下，邹邹眉头，然后继续他那若有所思的踱步。
安静的的办公室只听到他的硬底皮鞋发出啪嗒啪嗒声响。
半晌，他终于很淡定很从容并且还很郑重其事地吐出这样一句话：
“昨天晚上我思考了一整夜关于团组织的基本建设问题。”
原先大家预料他会解释交通堵塞、家里有事或者身体欠佳之类的常用借口来搪塞，谁也没料到等待已久的解释，居然是这等的诙谐轻松，又如此的搞笑夸张。大家实在憋不住了，一起爆发出哄堂大笑。
笑声引得通往上层的楼道露出“头”的脑袋，想弄明白下层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我在马勒别墅期间听到的最放肆、最不掩饰的一次发自心底的大笑声。
阿祥怀才不遇，不愿意安于现状，只不过是用这种半调侃半自嘲的方式来释放一下郁闷罢了。
那一年应该是1988年。
回过头去看，在那些时光里面，年轻人对自己的前程有着不同的选择：有出国留学的，有跳槽的，也有坚持在原地发展的。和阿祥一起过来的两位同事去了德国留学，不可能不影响到他。
每个时代和阶段都有其特点，当你生活的时代向你张开双臂的时候，是不是勇敢走向前，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阿祥显然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底气也足，处处流露出另觅他处的意味。
不过当我在次年冬天年告别了马勒别墅，也没见阿祥有任何动静。
后来在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我只要看到穿平跟硬底皮鞋的人，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阿祥，想起马勒别墅的拼花地板，还有阿祥那“啪嗒啪嗒”的踱步声，有序而不安。
阿祥，你还好吗？在后来的日子里你圆了自己的梦吗？真心希望你实现了它，虽然我并不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
找到了当然最好，找不到也没啥，因为都不会妨碍我们渐渐老去，最后归零。
03
一天我刚进办公室，就觉得气氛不对，隐隐约约听到文编在窃窃私语：阿昌闯祸了！细细一问才知道文编阿昌写了一篇文章，捅了篓子。
来说说阿昌。
在编辑部里阿昌的笔头算是比较勤快的，除了采编以外，自己也常常写点东西发表。他组的文稿我比较喜欢看。记得他组过一篇《熵的震荡》就有看头，单看篇名就会吸引人忍不住去一读。
阿昌个性趋于内向，但是有几把刷子，组稿能力强，善于发现好文章加以编辑整理。在面对现实生活方面，和阿祥比起来阿昌似乎显得拘泥一些，而在专业上阿昌明显较真的多，他同样是中文系科班出生。
话说阿昌有次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从会上交流的信息得知，一个当时红遍大江南北的军旅歌手，在获邀去参加演唱前，向举办方索要三千元的报酬。阿昌根据消息来源，当即写了一篇文章报道，标题是《索价三千元带来的震荡》。
由于这位歌手身份特殊，新闻性强，因此当文章在《上海文化艺术报》上发表后，立刻就在全国扩散开来。一时间这篇文章和这位歌手的新闻被炒作的纷纷扰扰。
这位大名鼎鼎的歌手就是一级战斗英雄徐良。关于徐良网络上是这样介绍的：
徐良，男，1985年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同年参军，一级战斗英雄。1986年5月2日晚，在云南老山前线战斗中毙伤3名越军后，被越军击中股动脉，被迫截肢。
1987年11月，徐良回到家。负伤不久，新华社对外发布消息，参军大学生徐良英勇负伤；5月19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报道“战地百灵血溅老山”；接着国内各大媒体纷纷报道。
198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徐良隆重登场。这一年，《血染的风采：徐良的抉择》和《血染的风采：一等功臣徐良的人生启示录》两本书同时出版；他主演的《血染的风采》开播，他因此获得“中国十佳电视演员”的称号。
上面是关于徐良本人的介绍，下面就是重点了：
1987年12月18日，上海文化艺术报刊登XX昌撰写的《索价三千元带来的震荡》，文章称：当一家新闻单位邀请一位以动人的歌声博得群众尊敬、爱戴的老山英模参加上海金秋文艺晚会时，这位英模人物开价3000元，少一分也不行；尽管报社同志一再解释，鉴于经费等各种因素酌情付给报酬，但他始终没有改口。文章矛头直逼徐良。随即，《北京晚报》、《报刊文摘》作了转载，《淄博日报》、《文汇报》、《新观察》及香港《百姓》杂志相继进行讨论。一时间，关于“英雄”索取高价出场费的行为是否恰当的讨论铺天盖地。
就这样阿昌捅了马蜂窝！
1987年的农历除夕，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歌手王虹推着轮椅上的徐良，男女声二重唱，一首《血染的风采》风靡一时。
现在阿昌的文章锋芒所向，文字瞬间转换成了震荡。掀起了舆论和各界的轩然大波。
时代的局限，人们的固定思维仍然追捧着英雄的完美，不容掺杂金钱和物质。
一时间，媒体责问，观众质疑，战友责怪，就连香港媒体也发文述评。
徐良甚至还接到过匿名信的谩骂。
不久徐良以与事实不符，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那些日子阿昌比较萎，上班进办公室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一样，低头匆匆进来就坐到自己的位子上，一言不发。
要是哪天他没来上班，其它编辑就会低声说今天是开庭日子。
那阵子大家装作什么也没有发过，明里不闻不问，不过在心里都隐约感觉到有种无形的压力。
阿昌从不提这个事，也没有人敢问这个事，最多私底下说一两句，刮进我耳朵里的就是最早透露给阿昌消息的同行，已经否定了自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这样一来阿昌就更被动了，要独自一人要承担起全部责任。
官司从1988年1月开始，到5月底结束，法庭最后作出了一审判决：原告徐良没有“索价三千元少一分不行”之事。被告xx昌和《上海文化艺术报》未经核实，撰写和发表《索价三千元的震荡》一文，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在该判决生效十天内，两被告应登报向原告徐良道歉，并赔偿原告因诉讼活动所造成的经济损失3700元。
第二天央视《新闻联播》进行了报道。
来自网络信息摘录如下：
庭审中法官采信了两个关键证据：一是邀请徐良参加上海金秋文艺晚会演唱的新闻单位，即《青年报》的一位负责人证明在邀请演出过程中，徐良并没有提及报酬的事项，相反表示对钱不感兴趣。因此在演出合同书的报酬一栏里始终是空白。当主办方一再说明演出是有营业收入的情况下，徐良才表示给多少算多少就行了。
二是徐良出示了四场演出获得的报酬的支票证明，一共是1197元（扣除税款）。另外主办方给过徐良残疾人护理费400元，徐良如数给了京沪往返和演出期间照顾他的两位舞伴。
有意思的是“上海金秋文艺晚会”的主办方，是机关下属的《青年报》社，写文章捅了篓子的也是机关的杂志编辑部编辑，为原告徐良作证的证人和被告个人，都是同一个系统的。
这个事情发生以来，在外面舆论的风风雨雨中，我们身处漩涡中心，反而比较平静。
不过这种令人发虚的平静，总好像最后要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以后，才会归于真正的平静。
根据文责自负的原则，法庭判决已经有了结论，有结果总比悬而未决好，再说了，结果并没有那么糟。
阿昌可以踏实了。我们也都松了一口气，知道事情已经过去了，该怎样还是怎样。
虽然阿昌本人私底下从来没有谈论过此事，更没有对此事的结果辩解过，不过疑问依然挥之不去：是阿昌当时听错了，还是另有隐情？听错了的话那么具体数字怎么来的呢？是阿昌自己发挥出来的？这个似乎不合常理，还是信息来源本身有误呢？
我在这一段好几处直接引用了网络资讯，纯粹是为了客观，不掺杂个人臆想。不管怎样，以法院判决为准，其他的就留在心里自己琢磨去吧。
简单说一下三千块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概念。
那时本科毕业月薪是六十几元，这样算下来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差不多要干四年不吃不喝不用才能存下三千元。
无论你月薪当下是多少，四年不吃不喝不用积攒起来的票子，对你来说算不算一个大数字呢？
04
我一般在下午会去瞎逛一圈，不为别的，就是坐久了想走走放松一下而已。
延安中路拐角过去是上海最早的民航售票处，那时航班不多，只有一个虹桥机场，偶尔会看到有航空班车载着乘客开往机场。斜对面就是现在的上海展览中心，周围没有其他的看头，所以一般我不会去那里。
我这样的出门散步，有数次碰到过认识和不认识的人，这里挑有趣的两次说说。
有一次碰到一对老外夫妇。
那次一出门就看见这对中年老外站在大门口朝里观望。
这种情况没有碰到过。
一般生人路过是会瞄一眼，一看到门口那块白底红字的木牌，知道怎么回事就匆匆闪人了。老外不识中文，只对里面的房子感兴趣。
我出去的时候六目一对，就嗨起来。
用我的洋泾浜英语交流后得知，男的是本市外资企业的工程师，女的在航空公司任职，假期来上海夫妻团聚。这天夫妻两逛大街路过，他们很好奇在上海看到这样有特色的建筑，接着就问我可不可以进去看看。
如果他们不是老外，当然没问题，现在这样的状况显然有难度，毕竟门卫不是摆设，看到老外眼睛肯定会分外明亮和尖锐。
我先和门卫沟通，门卫二话不说拿起电话就接通了“有关”负责的部门报告，看起来这种事情不是碰到第一次了。通话后把“指示”传达给我，说要他们到外事部门开介绍信来“接洽”。
好了，没戏了不是。
我只能将情况如实转告了他们。
他们问我这是什么地方，那时候我哪里知道马勒别墅的来历啊，就是知道了也说不了那么多英文啊，就胡扯类似于YMCA和YWCA上海地区总部，仅仅是类似哦，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明白。
我表示遗憾，除了抱歉以外别无他法。
虽然这样，他们并无表现出特别的失望，相反还热情邀请我次日去他们下榻的锦江饭店和他们一起共进晚餐。
另有一次刚出大门就碰到了中国纺织大学（现东华大学）的一位女学生。
我已经在纺大服装系教学，那次教学是为调进纺大而去的。
那位女生是我上课班级里二十几位学生里面唯一的一名上海籍学生，出生医生世家，算是书香门第。
她戴一副眼镜，梳着清汤挂面式发型，一副“五四”女学生的样子。
要是当时就有横店竖店啥的，没准我会建议她披上加长围巾，尝试本色出演有关民国时期“五四”青年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角色。
据她自己说，考进纺大完全是阴差阳错，她对服装设计并没有多大的兴趣。
也确实如此，每次给学生作业打分数的时候，轮到给她打分，我就觉得自己像她在做作业时候一样的纠结和艰难。
我是按惯例出门散步，她正好路过，在门口就碰上了。她比我还讶异，因为她很奇怪给他们上课的老师居然从一个机关的大门里出来。
她很想进去看看，也是，一般人是没有机会和借口进大门的，所以那次我算是做了一回业余导游。
至于观感嘛，可能小女生比较容易被感官的印象左右，她看到里面的环境很“资产”，就劝我继续留着不要调到纺大去。
要说环境的话，学校自然比不上机关。耐得寂寞和清贫乐道本来就应该是读书人的本分。
然而，没有最好的地方只有最适合自己的地方。
我们都是铁打营盘里流水的兵，要么展翅高飞，要么另辟蹊径，绝无从青年团磨蹭到老年团的可能。过个三五年啥的，这里原来的面孔一个个都会被新面孔替代。
再说了，一边是用黄金和黄花梨木打造出来昂贵的那叫啥，一边是野外的大自然，你觉得那只扑腾不停的麻雀会飞向何处？
05
雨季又到了。
午后散步是不行了，我下了楼，推开了阅览室的门，管理员是大叔还是大妈我现在都不记得了，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
我扫了一眼架子上的报刊杂志，然后就坐在一张面对着花园方向的椅子上。
马勒别墅面对花园的厅，有一排落地钢窗门，开门出去有个平台，气候宜人的时候可以搬张椅子在平台上面对草坪坐坐。
我靠墙坐着，前面是供看书读报的长桌子，四周围绕着椅子。我目光越过桌椅，看着落地钢窗外面的雨滴，把草坪染到青翠青翠。
落地钢窗外面的雨滴，把草坪染到青翠青翠
下午很安静，很适合想些心事。
如果冬天的太阳斜射，钢窗的架子隔断光源，在有点旧的护墙板和地板上投下细长的影子，会是一幅不错的怀斯蛋彩画。
我就这样坐着，不看书，不读报，也不翻阅杂志，任由思绪天马行空、虚无缥缈游荡，是虚度光阴的最好方法。
自从我进去坐在那里后，他或是她就没有一刻停过，表现出日理万机的样子。有时候会突然敲打起来，大概是在装订些什么。
我很希望他或者她什么都不做，像我一样呆坐，我可以更静下心来，我不会打禅，只是想找一个自己不是太熟悉的、但是又没人会打搅的地方安安静静坐一会，想点心思，然后就离开。
我猜想他或者她误会我了，因为我既不看报，也不翻阅杂志，不做任何事情就这样一言不发呆坐着，加上又不是午休时间，或许会怀疑我是来"检查"工作情况的也不一定。
想到这点，我有些无可奈何，有种误入他人领地的感觉。一旦有了这种感觉，我就不踏实，不再会心安理得地坐下去了。
是我不对，要是一开始主动和对方打个招呼问个好，说我在这儿坐一小会考虑一些问题就没事了。
也罢，阅览室门外的走廊上放着几个健身器材，我走出去坐上骑车锻炼的器材，以后雨天就在这里假装健身消磨一会吧。
我被一阵由上而下的脚步声打断，很快就听到有人喊我，一看是文编阿平。"正在找你呢"，他说，“想请你帮我设计一个封面，看看这几天能不能做好。
前面说了文编阿祥，是因为他有鲜明的特色，第二位阿昌，是因为有事情发生在他身上。
第三位就是这位阿平。
阿平虽然不是科班出生，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的，都是非等闲之辈。
阿平看上去属于斯文型的青年，他平时闲话也不多，在我印象中最大的特点就是擅长走上层路线。他和机关里的各部、处和科室都很熟。
“汝要学诗，功夫在诗外”，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套用在阿平身上好像蛮合适的。
青菜萝卜，各有所爱。
有人喜欢交际，有人喜欢清高，那都是自个儿的事，人不是在忙这头就是在忙那头，就这点时间和精力可供分配，只要不妨碍他人没啥好说的。
阿平属于防守型性格，不是那种咄咄逼人进攻型的性格，这种类型的人看上去比较温和，从来也不挑事，但也不会怕事，一旦谁无理取闹惹急了他，肯定够你喝一壶的。
我觉得挺好，很他相处有安全感。
阿平和其它几位文编除了工作上的事务，话都不太多，更不要说拉家常聊私人话题了。
他对我有点不同，会和我说一些比较私人的话题，可能他觉得我比较好相处，和文编们不同，有点超脱，和我说话有安全感，说错什么也没关系。
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会聊一些工作以外的时候事，比如他会告诉我他家里的家用电器，都是日本货。说这些私房话的时候，明显有种小小的得意。
他也会聊起他的几个朋友已经巴拉巴拉东渡去了日本，还特意强调“伊拉都没啥花头哎”。
我感觉他和我聊聊，有点像一个人终于找到一个不设防的地方可以轻松地去说一些无处叙述的话。
阿平还是有眼力的。
有一天阿平喊我去对面的城市酒店楼上喝咖啡。
这家合资酒店是机关的下属单位，酒店上层的管理人员包括人事部门全部来自机关和机关下属单位。
侍应小姐姐刚一上来，阿平就说你们老总xxx在吗？帮我喊他来一下。
好大口气，我僵住了，一连串的“为什么”把自己都弄懵了。
侍应小姐姐不敢怠慢，马上喊来了主管，主管拿着阿平递上的名片，少顷跑去打电话了。
我问他喊人家总经理来干吗，他支支吾吾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他不方便说我也不能瞎猜，只能由着他了。
幸好一会主管过来说：总经理今天不在。
这才松了口气，否则喝咖啡都喝的不自在了。
喝一杯有必要喊人家老总来吗？
还有，人家老总真的不在吗？
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他要干嘛。以我庸俗的想法是为了免单。一杯咖啡十块，差不多要占我月薪的六分之一，是够猛的。
当然了，任何事情都架不住细想，阿平不可能仅仅是为了免单，这也太小看他了，也许有，但一定不是主要的。
与一家四星级酒店老总见面，没有事先预约，跑到人家地盘的咖啡厅喊他来一下，这么随心所欲，是绝无仅有的。
我不太相信无端的“临时起意”，很多的“临时起意”只不过是事先N次脑力劳动的结果。
阿平不是那种个性张扬的人，而是以诚恳亲和力见长，很容易让人瞬间破防，失去边界感。这种特质与生俱来，没法学也无法套用。
同样一句话，他说出来人家就爱听，很受用，你说出来别人就不中听，这就是差距，无法追赶的距离。
这是一门人际关系的综合学问，内含心理、社会、沟通技巧，语言能力，真情投入，表情管理，缺一不可，需要九分天赋外加一分努力。
我不懂这些。
阿平显然在这方面要成熟得多，擅长人际关系是他的强项，而且他很沉得住气，不慌不忙，有点天大的事都不是事的样子。
人在某些方面是短板，一定会在别的方面占优势。要是你在这一领域得心应手，游刃有余，那就对路了。
否则的话你会感到心累脑累神经累样样都累。
还是那句话：青菜萝卜，各有所爱。
喜不喜欢是一回事，碍不碍别人又是另外一回事。只要不妨碍不冒犯他人就没啥好说的。
顺便说一句，那次城市酒店的咖啡?账单确实免了。
铺垫到现在，阿平看起来依然平淡无奇。
真正令我对阿平刮目相看，还是在我离开马勒别墅以后。
有一天我去市少年宫，想为《少年文艺》找一些少男少女形象的照片来做封面。
在那里意外遇到了原单位的同事阿申，他已经是《辅导员》杂志的主编了，办公室就在市少年宫的副楼里面。
简单寒暄几句，聊起旧事，他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我调离以后，编辑部发生了大事。
阿平，这位昔日的同事，由他领头联名写信给上面，强烈要求“弹劾”当时的主编。
后者是从原单位办公室副主任位置上过来接替原来的主编一职（原来的主编去了对外友协）。
我听了大吃一惊。
我要是戴眼镜的话估计当场就得在地上摸索破碎的镜片了。
那会儿，阿祥不安的踱步，阿昌郁郁寡欢的样子，两位文编早早离去的背影，阿平游走于各部门的情景，还有我自己望着街道和行人发呆的时光，这些画面像钢片一样铿锵作响撞击着脑门。
阿申没有详细叙如何会走到这一步的具体原因和发生过程。你得佩服人家，言简意赅，拿捏分寸，点到为止，几个关键都说清了，确实是一位“老练的游击队员”。
没错，阿平只是个普通的助理编辑，如果顶头上司为难他，他做不到像我们那样手握敲门砖，四面出击，择木而栖，有足够底气远离是非。
他的状态受限，没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回旋，要想自保，最佳的选项就是动用他的人脉关系，这可能是他唯一的撒手锏。
我无法想象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些都不在我的认知范围，也超出了我的思维能力。
这应该是另一种形态的系统工程，需要拿捏火候到位的应对能力和手腕，还需要什么呢，也许还要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吧，缺一不可，这和书本上的文艺理论相差十万八千里。
联名写信应该只是所有环节中名正言顺的最后一环。
一个助编要挑战位居副处长的主编，怎么看都是不可能的任务，而阿平居然做到了！
说结果：阿平不动，那位走人。
再一次的绝无仅有！
有的人平时不显山不露水，但凡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会出彩，阿平无疑就是这样一位。
已是旁观者的我，感觉整个人就在“轻舟已过万重山”诗句的意境里：
一叶扁舟，轻盈而飞快地划了出去，将正在进行时的纠缠和重压留在了身后远远的地方，成了永久的过去完成时。
至此，这一页可以翻过去了。
马勒别墅内景 l 陆 伟 摄影
走进马勒别墅内部，除了在视觉上，你几乎还可以感觉到它的气息和味道。
从任何角度和在任何时候看，它都散发着梦幻般的魅力。
它足以把人带进丰富的想象中去。
马勒别墅内景 l 陆 伟 摄影
过去那些能工巧匠们辛苦劳作、兢兢业业将设计蓝图一丝不苟地付诸实现，才有了它现世的吸引力。
它承载过的所有辛劳，包括欢乐、失意、无奈和寂寞，一并沉淀在了建筑的砖瓦之中。
琉璃瓦、老虎窗、泰山面砖、彩色花砖，还有佛龛，这些中国风的元素巧妙地点缀着各处，更显得别具一格。
酷爱大海航运的马勒，还融入了豪华邮轮的风格理念，在室内弯曲的楼道里尤为明显。
还有那些极富有装饰感的护墙壁和拼花地板，处处透露出匠心和用心。
马勒别墅内景 l 陆 伟 摄影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景物要近看，零距离去细品，有的则要拉开距离看整体，还有的要来回走动，从不同距离和方位去观看，才能同时获得感性印象和理性解析的深度体验。
离得太远，会看不清楚，靠的太近，又会迷失自己。
信不信由你，有时候太过于精美的东西会伤眼睛，也会伤心。
听说1951年马勒从上海飞往菲律宾，飞机失事遇难。
又听说在七十年代，那个当年的小女孩回来过，站在街边深情凝望马勒别墅，以纪念她的父亲和向她的童年梦想告别。
凄美的传说配上童话城堡，多多少少满足了我们心理上的需求，至于是不是这样已经不重要了。
走过马勒别墅，思绪未曾停留片刻，欣赏和喜欢，两条平行线相伴咫尺，相交无期。它属于你的眼睛，却从未属于过你的心灵。
回到上海，偶遇陕西南路30号，我仍旧是路人一枚，区别在于早年那个意气风发的过客已经活成了岁月，再也不用匆匆走进马勒别墅……
后 记
2017年我回上海，落脚在东湖宾馆。
早上我沿着东湖路走到不远处延庆路口的一家大饼油条豆浆早餐小店，那一刻，什么“养生营养、欧式精致”早餐，统统一边凉快去，身体里那个老胃心心念念沪上传统的“四大金刚”久矣。
说真的，这年头你想找一家正宗的大饼油条铺子可不容易了。漂洋过海抵沪，从寻找失忆的味觉和口感开始。
坐在烟熏火燎、狭窄而忙碌的小店里，点餐声吆喝声和扫码的嘀嘀声不绝于耳。捧着热乎乎的豆浆和新鲜出炉的大饼油条，我吃得大汗淋漓，舌尖上的快感和油腻简陋的桌子板凳以及周遭逼厥的环境奇妙地混杂在一起，久违了的熟悉感觉一下子把我拽进了早年沸腾的市井生活。
在申城，要的不就是这个活色生香、接地气的寻常日子吗？
完了抽身离开沸腾的生活，带着落满一身的烟火，想着回去游泳和沐浴一番。
经过东湖路17号原青年报社，小院门口几个雄赳赳气昂昂的保安壮汉正忙活着，彼时的青年报社已经迁往他处，昔日马勒别墅门口那块熟悉的白底红字木牌，如今端端正正挂在了这里的墙上。
临街的小楼依旧，只是感觉周围变得狭窄起来，可能边上增加了各种零碎以后显得如此。
望一眼二楼，时间尚早，窗户紧闭，朝阳透过树荫洒下稀稀拉拉的光斑，布满了小楼的窗户和墙壁。那些在火热年代里的青年男女，打牌鏖战时起时落，一张张兴奋异常的脸，重叠在一起，摇摇曳曳，大呼小叫声从打开的二楼窗户里冲出来，洒落在街边，消散在午间慵懒的空气中。
这一切仿佛就发生在上周，最多上个月，而不是在远去的三十年前。正所谓：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2017年初稿、2022年修改
背景是草坪尽头的一幢小屋，有玻璃镶嵌的木门，我猜是放园艺工具的房子。现在有的说是赏花房，有的说是小女儿的画舫，反正那时是一个没人注意的犄角旮旯。
（文中图像除注明外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