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在美国一家IT咨询公司做程序员。客户常常不在本地。那时没有现在这些远程工作的工具,客户在别的城市,我们就要出差,到客户所在地去工作,常常一连数月,每星期一清晨坐飞机去,星期五傍晚坐飞机回家,疲于奔命。
当然理论上我可以一直呆在客户所在地,不用每周来回跑。但家里几岁的孩子在盼着我周末带他去公园玩啦。
有一次,客户离我居住的城市非常远,而且没有直达客机。于是在好几个月里,我每个星期一都要在早上四点左右起来,到机场去赶第一班飞机;到了客户的公司,差不多已经是午餐时间了。到了星期五,下午三、四点就又要往机场去赶最后一班飞机,到了家又差不多是半夜了。
那种生活,紧张而索然无味。几个小时的飞机上,偶尔遇上一位开朗的邻座,能有几句客气的闲话就很不错; 更多的是整个行程跟邻座不曾有一句交谈。
几个月后,那件工作结束了,我松了一口气,坐上了回家的末班飞机。那班飞机推迟了几个小时,到我坐上飞机时,已经差不多是晚上十点了。飞机上乘客寥寥无几,想是有的乘客等得不耐烦改签了。
我很惊喜地发现邻座是一位与我年相若的中国人。于是我们就聊了起来。那位先生聊兴很高,看到机舱尾部完全没有乘客,提议我们移座畅谈。我自然欣然应允。
同胞相遇,自然的话题通常是“你从中国哪里来?”,“你是中国哪所学校毕业的,学什么专业?”等等。那位先生是湖北人,湖北某医学院毕业,当时也住在我居住的城市,在我出差去的那个城市做实习医生。(所以也是像我那样每周赶飞机上班。)当他听说我毕业于北大物理系后,露出了十分得意的笑容:"哦,我们那时的中学生,差不多都以上北大、清华学数理化为最高理想,我也一样。只是我高考刚刚上线,对北大、清华那些地方是想也不敢想, 就连我们湖北的华中工学院、武汉大学也够不上,只好进了我的考分允许的XX医学院去学医"。
我十分明白他的得意。在美国,医生是极少数站在职业金字塔尖上的专业人员。当年高考刚刚上线的他,如今却已站在许多当年北大、清华毕业生都未必能达到的位置。
我看得出他并不是一个浅薄的得意忘形之辈,那种得意,更多倒像是在庆幸自己始料未及的好运。
我对那位医生奉送了很多恭维话,告诉他说我在美国拿到物理博士后,一时兴奋,在信用卡申请表上姓名之前的选项中勾了“Dr.”而不是“Mr.”,结果被印在信用卡上,于是常常有客服问我专治什么病,弄得我难堪,像是冒领了医生的荣誉。医生听了大笑。从他的笑声中,我倒也听出了点对生活的共同领悟。
我们一路相谈甚欢,平时非常难熬的几小时旅程,那天一下就过去了。分手时,互留了通讯方式(那时还没有微信),互道以后要多多联系。
但我不久就搬离了那个城市,所以不曾再与他联系。萍水相逢,又各自东西。
跟那位先生分手后不久,我在网上读到另一则新闻:
同是湖北人的蒋国兵,1979年湖北省理科状元,高分考入清华大学核物理系,后获美国普渡大学核物理博士学位,回国任清华大学副教授。后来移民加拿大,求职无门,又进入多伦多大学改学化工,再获化工博士学位。最终仍找不到工作,绝望之中,从高速公路立交桥上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当年高考放榜的时候,一个考生刚刚上线,被录进一所并不起眼的医学院;另一个考生则是全省理科状元,进入了当时最令人羡慕的学府之一。那时候,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旁观者,大概都会认为前者不过是芸芸众生中平凡的一员,而后者才是真正的天之骄子。然而二十多年后,他们的人生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若把时钟拨回那个夏天,又有谁能够预见这一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