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军代表表态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
军代表同指挥部负责人及革命群众研究一致认为，采用召开大会的方法，公开表明态度很有必要，而且一定要将大会开好，这是件大喜事。
(一)开好军代表支持左派的群众大会
决定四月二十日下午在新华山(原为五华山，扫“四旧”时，改为新华山)礼堂召开支左大会。
这一天，礼堂四周红旗招展，礼堂正中是毛主席像，两旁各竖
立着五杆红旗，毛主席像前摆有十盆青松。舞台上方挂着《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的横幅标语。有五百余座位的礼堂来了七百余人，除本单位职工外，2I8号信箱所属在昆单位的代表来得不少;省军管会的代表、省红炮兵司令部及工交、农水兵团的代表应邀出席了大会。造反派都戴上了《红炮兵》袖套，胸前别有毛主席像章，人人怀揣毛主席《语录本》，有的甚至换了整洁的衣服。驱虎豹战斗队负责敲锣打鼓;飞鸣镝战斗队负责大会的记录(落在了东方泥头上)和放鞭炮(祝建林自告奋勇承担),劲松和大无畏战斗队负责大会的布置(会前的布置会后的撤除);开新宇、全无敌、登险峰、工人战斗队负责打扫会场的卫生(会前会后);雄鹰、反到底、争朝夕战斗队负责接待(烧水送茶)、革命造反战斗队负责安全，有的在会场內外巡逻,郏彩瑛目光炯炯地站在会场大门口。
济济一堂，欢声笑语，像过节。
首先是汪总军代表讲话，摘要如下:
218号信箱无产阶级革命派指挥部及所属战斗队，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产生和壮大成长起来的。他们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下冲杀出来的，痛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他们经过曲折的斗争，彻底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种种罪行，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志平了反。推倒了强加在革命群众头上的一切诬陷和不实之词，肃清了资反路线的流毒;他们响应党的号召，抵制经济主义，击退了资反路线的新反扑;他们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进行了革命的三结合，取得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胜利。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他们夺了218号信箱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个权夺得对,夺得好！(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一切方面，这一切事实，都是广大革命群众有目共睹的。这一切胜利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一切都归功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一切都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坚决支持218号信箱无产阶级革命派指挥部和指挥部所属的战斗队，即：
毛泽东思想驱虎豹战斗队
毛泽东思想大无畏战斗队
毛泽东思想劲松战斗队
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战斗队
毛泽东思想开新宇战斗队
毛泽东思想全无敌战斗队
毛泽东思想雄鹰战斗队
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队
毛泽东思想反到底战斗队
毛泽东思想争朝夕战斗队
毛泽东思想登险峰战斗队
毛泽东思想飞鸣镝战斗队
在台上当记录的东方泥听得很清楚，当汪总军代表念到毛泽东思想飞鸣…的时候，台下就开始敲锣打鼓了。
总军代表立即挥手做了一个安静的手示，锣鼓声停了下来，会场鸦雀无声。汪总代表继续讲道：“对于不属于218号信箱无产阶级革命派指挥部的‘东方红’和‘从头越’两个战斗队，由于他们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我们表示坚决不支持。如果他们(指‘东方红’和‘从头越’战斗队)不正视自己的问题，就会被坏人利用。我们相信他们之中多数人是受蒙蔽的，应该立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这时，菅崇智站起来手一挥,领着一伙“捍总”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会场表示抗议。东方泥注意到费香影和谌怀远没有动。
马骉嘀咕道:“一小撮跟屁虫像‘扫把星捧月’似地溜了。”
门友昰两眼望着天花板,不屑一顾地说:“什么捧月,他像什么月?他是‘打红屁股充猴王’。”
坐在左边的展玉君捂着嘴格格地笑,坐在右边的宿大勇啊哈一声笑起来。
汪总军代表讲完,向群众敬了一个军礼。顿时会场掌声雷鸣，锣鼓喧天。站在台侧几大挂鞭炮旁边的祝建林用疑惑的眼神望着东方泥不知所措。
“快放鞭炮嘛!”东方泥急忙叫道。
会场里有人指着老祝喊：“嘿！格笨贼!”
“有不有我们队？”祝建林睁大眼睛问东方泥。
东方泥忙说：“有！有！”
祝建林这才点燃鞭炮。礼堂有回音，鞭炮声震耳欲聋，人们高举《语录本》欢呼：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欢呼声震动新华山大礼堂。尤其是那些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白色恐怖下，首先冲杀出来受了种种迫害的坚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和那些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迫害为“反革命”“牛鬼蛇神”的革命群众，不少同志激动得热泪满眶。马骉的嗓子都喊沙哑了。
本来没有安排革命群众发言，但不少同志都争先恐后地上台发表感言：“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派来的好战士，是我们最亲的人啊！军代表句句话，都暖在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心窝里;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像在我们身边一样，毛主席啊！千句万句只有一句，永远忠于你老人家，永远跟你老人家干革命，永远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军代表的领导下努力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218号信箱办成红彤彤的大学校。”这些激情的语言，这赤诚的心愿，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共同心愿和共同的誓言。没有参加战斗队的革命职工，也纷纷上台对大会表示了坚决的支持，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表示坚决支持，今后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积极投入文革的各项斗争中去。
最后千折南代表十二个战斗队的全体队员表态，摘要如下：
昆明部队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毛主席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伟大号召，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命令，于三月二十一日对我厅实行了军事接管，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全省218号信箱系统革命职工最大关怀，最大支持。军事接管是毛泽东思想接管，是政治接管，这从各方面都充分体现出来了。军事接管后，首先在政治上给予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大的支持，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放在了第一位，建立了天天读的制度，并把部队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传给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用于了斗争，用于了自我思想革命化，提高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自觉性，这就大大促进了我厅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革命和生产秩序更加健康地建立起来，出现了民主的、朝气蓬勃的革命意志焕发的政治局面。与此同时，军代表认真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正确处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以政治统帅生产，以革命促生产，使我系统的生产有了较大的增长。
驻我厅军事代表全体同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坚决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干部，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他们始终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方向，抓主流和本质，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入广泛发动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在整个调查工作中，采取“四结合”的办法：1、正面调查和侧面调查相结合;2、个别交谈和集体汇报相结合;3、上下、左右调查相结合;4、内部调查和外部调查相结合。并把识别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政策、标准和要注意的问题交给革命群众，又充分地发动了群众，逐队进行了民主讨论，这就掌握了大量的材料，弄清了运动发展的整个情况和主流。尤其是军事接管以后，透过实际斗争，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各个方面的实际行动，周密地进行了观察和验证，然后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结论。
今天军代表在这个大会上，对我厅无产阶级革命派指挥部所属的十二个战斗队表示了坚决支持，对“东方红”、“从头越”两个战斗队表示了坚决不支持。这是严肃的、实事求是的、符合客观事实的，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个大会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大会;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胜利的大会;是检阅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大会;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团结的大会;这个大会是颂扬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最庄严最美的一首赞歌;是大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的大会;这次大会的召开，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派以及一切保守势力沉痛的打击。218号信箱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将在军代表的领导下，在胜利的基础上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革命和生产推向一个更高峰，努力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历史任务，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后，让我们共同高呼：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会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胜利结束。
四月二十一日(即支左大会的第二天)，“东方红”“从头越”两个战斗队，在革命形势的逼迫下，发表声明解散。
有传单发出消息说，刘林元于四月二十日失踪，二十一日上午在昆明西郊眠山顶上一条壕沟里发现刘的尸体(头部太阳穴中弹)。这是继一·八阎红彦自杀后又一重大政治悬案，引起不小的震动。是自杀还是他杀？谁也说不清。刘林元事件已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报告，并已成立了在省军管会领导下的专案组进行调查，情况尚不明。
(二)我们识别左派的初步体会
展玉君接到一份军代表交给她打印的材料，她觉得写得很好，问晟翚，我们是否留几份。老晟拿来一看：我们识别左派的初步体会。晟翚和东方泥看了以后，认为这份材料从军代表的视角看革命群众的大方向，比较系统、有事实、有分析、有理性、有说服力。这对革命造反派是很有利的。晟翚认为，这是一份要上报并发给下属单位军代表的材料，没有注明“保密”二字，可以留几份。东方泥建议由千折南出面正式请示军代表，我们可否也给直属机关革命造反派及省《红炮兵》司令部、工交、农水兵团发几份。后经请示，军代表同意了。
千折南说：“这个意见很好，军代表不便广泛发。我们群众组织比较自由,这不仅仅是一份向上级汇报和指导下属单位军代表工作的材料。这是一份有宣传价值、有实用价值的经验总结。”摘要如下：
最 高 指 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
X X X
我们识别左派的初步体会
今年三月二十一日，我们奉命接管了218号信箱。
218号信箱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建立了许多群众组织，截至接管时，尚有一个指挥部十四个战斗队。十四个战斗队中有十二个先后联合起来，于一月二十日组成《218号信箱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并于元月二十七日夺了218号信箱的党、政、财、文大权。他们隶属于省级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红炮兵)，加入了原大联合指挥部(其中三个战斗队与“八·二三”兵团有直接联系)。另有两个战斗队，即《东方红》、《从头越》没有加入《218号信箱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他们反对夺权。这两个战斗队与“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总部”联系。
我们经过二十五天的调查了解，经过群众的广泛讨论，经过多次反复细致的研究，识别出了218号信箱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于四月二十日召开大会，公开宣布支持《218号信箱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及其所属的十二个战斗队。同时，也明确表示坚决不支持《东方红》《从头越》两个战斗队。
我们在识别左派的工作中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明确认识军管的实质是政治接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识左、支左是军管的首要任务，也是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关键问题。军管是最高统帅交给我们的一项光荣、伟大而艰巨的任务。现在的军管与解放初期不一样，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大民主条件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军管的实质是政治接管，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军管的首要任务，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同广大群众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要完成这个任务，关键是识别左派，支持左派。这一方面，一开始就比较明确，随着工作的实践，认识上就更自觉，更加提高了。接管后，我们就集中主要力量抓了识别左派这项工作。接管的第二天就开始对各战斗组织的调查了解，并且始终把这项工作摆在首要位置上。
(二)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接管后，摆在我们面前的许多问题都是新事物。对于各战斗组织，哪个是左派，哪个不是，更是未知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遵循毛主席教导的：“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我们首先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述，制定了调查纲目，研究了调查方法及力量组织使用等问题。对战斗组织的情况做了多方面的了解，既要了解他们的现状和他们的历史，又要突出了解他们的大方向如何，以及领导成员的情况。在调查中还要抓好调查对象的活思想，要向他们说明为什么要调查？调查些什么东西？以使其全面地正确的地实事求是的地介绍情况，防止私心杂念。对我们来说，调查的过程，既是了解情况的过程，也是当小学生学习的过程。因此，要具有谦虚、平等待人、探讨研究的精神，对许多问题不能随意表明表态度或下结论。调查中我们采取了“四结合”的方法(略)。我们先后向指挥部及各战斗队的领导及成员调查过，向他们联系的组织调查过，向军区文办及没有参加战斗队的群众调查过。在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再进行反复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工作。这样才有助于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才能达到“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三)依靠群众，识别左派，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我们认为，军事代表的调查研究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仅仅依靠军事代表的调查了解还很不够。因为我们没有直接参加本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把所有情况都了解得一清二楚，而本厅的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学习，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战斗，互相很了解，谁个优，谁个劣，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最清楚，他们最有发言权。因此，在调查的基础上，在胸中有数的条件下，应该发动群众来识别，由群众来当“裁判”。但我们对这个问题一开始认识上并不统一，有的认为完全可以搞，有的则持怀疑态度，怕出问题，怕搞不好，难以收拾。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识别左派，这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而且是一个路线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来认别左派，是相信不相信群众的问题，依靠不依靠群众的问题，是能不能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问题，也是检验我们阶级立场的一个试金石。我们在军事代表集训期间，根据毛主席、林付主席的教导，根椐十六条的精神，从思想认识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怎样做的呢？
毛主席说：“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群众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根据主席的教导，我们召开了全厅人员会议，向大家阐明了为什么要依靠群众认别左派？根据什么标准去识别左派等等。而后，以战斗队为单位组织讨论，没有参加战斗队的群众也编组研究。既讨论自己队的情况，也逐个研究其它战斗队的状况。讨论学习了毛主席有关指示和《解放军报》四月十四日社论：《再论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一文。
发动群众识别左派，必须要有一个衡量左派的标准和依据。我们根据报纸上的文章、社论及兄弟单位的经验，提出了“四看”、“三注意”。“四看”即是：一看战斗队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建立战斗队的目的是什么？左派队伍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中形成的，是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需要而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的。二看他们的大方向是否正确？斗争矛头指向谁？指向哪个阶级？哪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左派队伍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敢想、敢说、敢闯、敢于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矛头始终指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三看他们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左派队伍热爱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最听毛主席的话，最能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指导一切，改造一切。四看他们是否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这“四看”是互相联系着的，但看大方向是主要的、基本的。
依靠群众识别左派，除了“四看”以外，我们还提出了三个注意。即：一是注意正确看待大方向与小缺点的关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派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但在具体工作中，也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这只不过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他们能够在，而且已经在斗争中不断地克服缺点，修正错误，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所以，一定要看本质和主流，要看大方向。二是注意正确看待群众组织纯与不纯的问题。我们认为：世界上绝对纯的东西是没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各种群众组织，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我们主要看各个组织是贯彻实行了哪条路线，不能离开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去单纯地片面地看成份，看出身，看历史，看是否党团员或党团员的多少，看过去是否积极。群众组织中也可能混进个别坏分子，群众一旦发觉后，就一定会把坏分子清洗出去，主要是观其行。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要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当然，群众组织的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也是个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原想军事代表心中有数就可以了，故未向群众讲明。但群众讨论中，自然而然地都谈到这个问题。看来，公开讲明有利于群众识别左派，有利于群众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广泛发动群众来识别左派，这实际上是一次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教育，也是一次活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群众反映：识别左派的过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是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孤立分化保守势力的过程;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破私立公的过程;是总结过去(肯定成绩,找出缺点，明确努力方向)正确认识自己的过程;也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过程。实践证明，通过群众的大讨论，揭露了左派内部实际存在的一些矛盾，经过斗争，加强了团结，左派队伍更加坚强了。而且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必然会日愈壮大起来。而保守组织则进一步被群众识破，他们更加孤立，因而必然会迅速崩溃和瓦解。这样，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有利于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向前发展。因此，这种做法，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拥护。
(四)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
经过调查，经过群众讨论之后，我们集中了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意见，最后作了一次综合研究。认准之后我们坚定地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们于四月二十日下午召开了“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大会情况略)
原想对指挥部所属的十二个战斗队具体区分为革命左派和革命群众组织进行表态，但各方面不少人不同意此种做法。最后从策略上考虑，从当前社会阶级斗争形势考虑，为有利于革命派的团结与联合，有利于保守组织的分化瓦解，因此，取消了原来的想法。从效果来看，这样做确实比较好，否则将使自己处于被动，增加今后工作的困难。在大会上(及会后)对不支持的两个战斗队，我们没有给他们戴保守派的帽子，只是宣佈不支持，並简短地说明理由和指出努力方向。从会后看，效果很好，亦博得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说我们的表态很客观，有分寸，讲策略。
(五)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识别左派的法宝。从这段工作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识别左派的过程，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过程。我们工作中的每一步，都是向毛主席著作请教，才端正了方向，获得了力量。
在识左、支左的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立场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革命左派”。我们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一边，粉碎了保守势力的离间挑衅，抵制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拉拢，从而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信任。他们说：“军代表立场坚定，旗帜鮮明，态度明朗”。
我们在进行各项工作的时候，首先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指示、文章、语录及报纸上的重要文章，这样使得我们在工作中头脑清醒，方向明确，及时解决了工作中遇到的许多问题，使我们的工作始终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前进。我们先后带着识左、支左工作中的问题，学习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以及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述，关于群众路线的论述，政策和策略的论述等等。
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还注意解决世界观这个根本的问题。实践证明，识左、支左的过程，也是我们头脑中灭资兴无，破私立公，促进思想革命化的过程。因此，才能坚定我们的无产阶级立场，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同左派广大群众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光荣伟大的历史任务。
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驻218号信箱军事代表(盖章)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展玉君打印好的“我们识别左派的初步体会”交给军代表，军代表盖了章留下二十多份，其余让展玉君交给千折南。然后她来到东方泥办公室，向老东说道，东师，费香影回到打字室，工作怎么安排也没有人说。我们打字室又没有负责人，军代表、指挥部拿材料来让我打我就打了。她闲在那里，如果我交给她打，好像是我在支配她，我哪这么不自量;我不分任务给她干，又是歧视她，提防她，不信任她了。她倒是没有说什么，没有活干就坐在那里学习。但是我就觉得很不自在，怎么办？老东问，你们以前是怎么安排工作的嘛！以前只有我一个打字员，是厅办公室统一安排的，照领导批示，该打印的就送来，送来的人就多了。费香影来了以后，文件递给谁的手上就谁负责打。渐渐地，她打“文革小组”的，我打生产组的。后来，她打“捍总”的，我打“八派”的;再后来，我就被撵出来了。我们两个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打字员都学过保密规定。一、不乱传保密内容;二、底稿退回原处;三、到固定地点(新华山有专门的地方)销毁打印的机密文件的废纸和腊纸。东方泥说，既然安排你们打字，也学过保密的规定，就不存在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我建议，你拿一个笔记本，凡送来的材料按时序登记，顺着来，谁手上打完了，就按顺序接着打，当然有些特殊紧急的可以提前。这就不存在谁支配谁、信任谁不信任谁的问题。展玉君说，啊！好好！就这样办，我就知道你会想办法的，说完就跑了。唉！唉！慢点，东方泥叫住她说，我这只是建议，你把这个意思告诉千折南，如果他同意了，让他到打字室向你们俩人交待一下，看看他还有什么好办法，让你们干得既顺心又顺手。不这样做就变成我在这里瞎指挥了，我哪能这么不自量呢？展玉君笑着说，对！对！东师太细心了。
云南日报被造反派查封了以后，每天都出新闻电讯，让群众能及时看到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及中央的文件和有关首长讲话的精神。封闭了旧省委的喉舌，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及其保皇组织就不能利用报纸来制造舆论，欺压革命群众，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月革命夺权时，云南日报是八派夺权。改名为《全无敌》，其字体为毛主席的草书。编辑、记者以崭新的面目与群众见面了，放开胆子显其才。观点鲜明、文笔辛辣，深受革命群众欢迎。
云南日报社是文化单位，是重要的舆论阵地，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单位。云南省的“文革”首先是从云南日报开刀的，抛出其主编，舍车马保将帅。并以深挖云南“三家村分店”喽啰之名把大批在云南日报副刊发表文章的革命群及有关编辑打成反革命，掩人耳目，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夺权以后报社召开狠揭深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大会，把马骉也请去进行了控诉。保守派的人攻击《全无敌》是派报，吹风找裂缝地找问题抓辫子。保守派垮了，散兵游勇，势单力薄，“蚍蜉憾树谈何易”。
(三)“八·二三”与“九·一四”之争
四月二十三日，八·二三派和部分砲团战士在检阅台召开庆祝八·二三八周月大会。某些人妄图转移斗争方向,挑动革命小将打内战。如云南军区XX对砲派说：“他们有个八·二三，你们有个九·一四嘛！”于是有人喊出了“发扬九·一四、九·一六革命精神”。昆明军区XXX也对八·二三派一些负责人说：“八·二三是春城人民的骄傲，八·二三是春城人民的自豪！”此后在春城展开了一场“八·二三与九·一四谁最革命”之争。
机关干部对这种辩论很少参加，不管八·二三也好，九·一四也好，都是革命行动，都是在揭露省委的错误，争个谁更革命没有意思。再说那时机关干部都被限制在机关里，禁止与红卫兵接触，並未参加这些造反行动。而“捍总”的人认为，不管八·二三也好，九·一四也好，都是反革命行动。现在“捍总”垮了，谁还管你哪个更革命。所以机关里没有人辩论。军队支左对革命形势又是一次坚定的、深入的推动。
东方泥、马骉热情地邀请费香影参加飞鸣镝，“捍总”的两个战斗队宣部解散，她没有约束了，欣然写了申请。对当前大方向作了明确的、仔细的阐述，实际是对自己原有立场的重新认识，表明她的转变是真实的，真诚的，不是形势所迫，也不是耍两面派。大家都对她表示热烈的欢迎。用大红纸写出吸收她参加飞鸣镝战斗队的通告。群众反应很好。218号信箱原抱观望态度的人，包括甲育文俩口子及几个处级干部都加入了指挥部所属的战斗队。本应邀请费香影和谌怀远一道参加飞鸣镝，军管以后，军代表提出归口大联合，原来跨部门的人，现都回归各部门的战斗队。谌怀远属于一局，不便邀请他参加属于办公室的飞鸣镝。他本人也未采取行动，听其自然吧！
六、周兴的第二次检讨。
(一)周兴的请罪书
革命造反派指挥部在走廊里贴出一份腊纸刻印的小字报，密密麻麻，足有五张腊纸。並给各所属战斗队一份。全文如下:
最 高 指 示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
向毛主席请罪！向造反派请罪！
我的第二次检讨——周兴
我在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严重错误，中心是维护了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抗拒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实地执行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云南文化大革命遭到了严重的阻碍，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省委内部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进一步揭开，我到云南只有两年，但我负有重大责任，我没有站到无产阶级立场把问题在省委内部揭开来，相反，采取了资产阶级立场对阎红彥为首的云南省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迁就敷衍，甚至为他们作了很多宣传，参加了策划，这就把问题更加掩盖起来，错误更加严重。阎红彦叛党自杀之后，我在一月二十一日作了第一次检讨，我现在根据大家最近对我的揭发的问题，再作进一步检查，请同志们严加揭发和批判。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起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我们灵魂的大革命。十六条指出：我们的目的是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肓，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次斗争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领导权夺到无产阶级的手里来。《红旗》四期社论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各级领导干部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尖锐的斗争中，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自觉地认真地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才能保征我们国家不变色，不出修正主义。
十七年来，这个窃据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地位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贯地他和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唱反调，疯狂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肆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梦想把中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他们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十恶不赦。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派派终于把这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揪了出来，撕去了他的老革命的伪装，还他个老反革命的本来面目，挖出这颗大定时炸弹，除掉这个大害，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对于这一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场是站错了，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来，我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地支持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是极为严重的。
我犯错误大体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六月到九月十四日，我没有直接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只参加了省委一些会议，个别地接触了一些工作，阎红彦交待我管生产，他与孙雨亭、刘明辉管文化大革命，他管全面。
第二阶段：九月十四日到阎红彦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回来，阎红彦、孙雨亭、马文东九月十四日前后，已经在昆明军区。秦基伟提出要我到第一线活动，主要接触南下革命同学和昆明地区的同学。我这段活动频繁，错误很多，主要充当了阎红彦的帮凶，吹捧阎红彦，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革命学生、革命群众。
第三阶段：阎红彦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回来以后，到他叛党自杀，这段对我自己错误有初步认识，但是没有同阎红彦决裂的决心，对阎红彦的罪恶活动，还没有充分认识到。
第四阶段：阎红彦叛党自杀后，周总理有六条指示，我们根据指示正想努力工作，扭转局面，但是我们立场没有根本转变过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向我们夺权，进一步暴露了省委的问题，可是由于原省委组织早已瘫痪，后来由于军区和造反派共同做了大量工作，才把局面逐浙扭转过来。
第五阶段：现在昆明军区根据中央指示实现了全省全面的军事接管，军管之后，“三支”“两军”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在军管的条件下，一面参加一点工作，一面听候革命造反派揭发批判，并准备进一步检讨。
我的主要错误事实：
第一，对派工作组的态度 省委派工作组到几个大学，开始没有经过讨论。是由阎红彦、孙雨亭和组织部决定的。阎做动员报告我没有参加听。到撤工作组阎从北京打电话给孙雨亭、马文东，要我参加大学座谈，我八月初到了云大、医学院、劳大三个大学，开始我说派工作组是对的，撤也是对的，后来又改说派也是错的。这是根据北京毛主席已经在中央全会上说了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为什么云南不直接了当地承认派工作组也是方向路线性错误，阎红彦不但不愿意这样承认错误，并说我问了陶铸，陶铸说：要是工作组没有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工作组就不是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阎红彦企图这样解释问题，说云南派的工作组量少质强，没有把群众打成反革命，有个别学校把左派分子搞出来了。如果说工作组有错误，是框框套套，约束了群众的手脚。其实工作组到学校之后，在云南省委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干了许多坏事，给省委定调子，框框套套很多，压制打击了革命群众，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坐在上面做官当老爷，根本不去听群众的呼声，只听一下汇报，就认为工作组成绩很大，主流是对的，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由于我也有这样一个错误看法，我在省委会议上讲过：“派工作组和不派工作组，比较起来还是派比不派好，派了运动搞得好一点，搞得稳一点，少一点乱子”。这种说法虽然在主席批评之前，但是其性质仍然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思想反映。
第二，对八·二三的态度：
“八·二三”晚上我接见了农林学院的一批同学，他们提出很多问题，其中心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怀疑省委内部还有牛鬼蛇神，我当时的答复：牛鬼蛇神被揭发出来了，还没有揭露的现在不掌握材料，同学们可以怀疑，但是不能把怀疑当事实。实际上我把问题顶回去了，没有积极地支持农林学院的同学，他们对我的答复是不满意的。
对“八·二三”看法，我在地委书记会议把“八·二三”的情况向他们介绍了一下，并向他们放了“八·二三”的实况录音，我介绍时说“八·二三”是大多数不明真象，少数坏人挑动。并说云大、八中的同学表现不错，立场坚定，又说阎红彦回答问题好。这些都是带有倾向性的观点，说明我们当时不赞成“八·二三的革命行动，赞成省委利用一部分不明真象的学生来保护省委，把革命群众学生打成反革命。各地委书记听了我的介绍，就把“八·二三”真相歪曲了，回去继续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这个问题我要负重大责任。
第三，对待南下革命同学问题：
我接触南下革命同学比较多，我始终向他们解释道：我们是衷心希望你们来的，赞成炮轰省市委，我们没有把南下同学打成反革命。实际上省委通过各机关，学校，企事业，工厂对南下同学层层设防。“大拖小顶"，省委机关文化大革命也停下来，专门对付南下革命同学，不让他们相互串联，不准他们看大字报，生怕内外夹攻，借口抓革命促生产，实际革命没有抓，生产也没有搞好，有些单位因为有些干部职工，不滿意本机关的严密封锁，受到打击。南下革命同学因为要冲破那些单位的封锁，支援革命干部职工闹革命，受到了围攻。有的被专政机关进行调查，有的被打成“反革命”，“右派份子”“南下一小撮”，由于省委阳一套，阴一套，表面欢迎“炮轰”，实际反对“炮轰”，所以在八·二三以后挑起了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到处围攻革命派，这些罪恶行为、方针都是省委书记处研究，往下布置的，我参加了书记处会议，有的我是赞成的，有的没有反对，有的我也是参加策划者之一。
对于电管局陈亚生的儿子，清华大学同学，随第一批南下同学到昆，陈亚生电话要求我接见，我与郭超、王甸见了一次，知道他儿子是一个反炮轰派，我们要他同全省文革联系。以后看见他反映的情况报告，认为他很好，这是挑起学生斗学生的又一罪证。
第四，关于“九·一四”问题：
我是同薛韬、岳肖峡到省委礼堂去接见的，本来有刘明辉，他故意拖时间不来。事情起因：由于云南日报执行了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报刊上发表了“自来红”“自来黑”的血统论的反动观点，九月十日、十一日又连续发表了两篇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的社论，激起了许多学生到报社抗议，后来又到省委礼堂要求见阎红彦，阎没有去，我们三人到省委二楼那边等候，先要岳肖峡和学生代表接见，学生代表提出了报社扣留了几个学生，此事反复问，报社说，没有扣留，引起了双方争论，阎红彦、秦基伟、孙雨亭坐在昆明军区幕后指挥，要我们不要去，并最后他们写了一张大字报底稿，电话传给我们，要我们为拒绝接见收场，我们上了当，不出去接见学生是错误的。我们一直蹲在组织部，把大字报交出去以后，我们从组织部后门走了，到了天亮的时候，又有一批反炮轰派的学生去大礼堂把革命的学生又轰了一通，这样实际上我们又挑动了学生斗学生。
第五，关于谭力夫的问题：
我知道谭力夫到昆明来，是接见郭振峰、刘京等人向我提出来的，他们说：谭力夫由广州到贵阳，要到昆明，请帮助安排一个安全的地方，他住几天，说有同学要抓他。我当时说：“谭力夫犯了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昆明来我们不接见他，免得引起学生之间的争论，增加省委的麻烦，要他自选住处，来了就走，在昆明出事不好。事先郭振峰等人到昆明时，西南局有电话要省委派人接见，我觉得有必要把谭来昆的事告诉在京开会的阎红彦，同时在省委书记处也谈了一下，要办公厅去安排，开始住在二十二号一晚，就有人发现了，又转到翠湖宾馆住了几天，他们走的时候又打电话告诉西南局。谭力夫在昆明印检讨书，事前我不知道，王甸批准印的，事后在书记处会议上王甸顺便谈起，他说他看过谭力夫的检讨书，他要求在昆明印好带到学校去发，过去我们同别的同学也印过。这件事我的错误没有认识到谭力夫是全国需要批判的代表人物，没有认识到潭力夫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认为他犯的错误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是学生，只要在昆明没有出来，回到学校去检讨，认真接受批判就可以了，这证明我是用资产阶级立场来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
第六，去年国庆节前后，省委派我出来主动向刚从北京回来的昆明同学作宣传，这一段我十分卖力，到处奔走各方游说，替省委定调子，说什么省委领导前段运动大方向是对的，只是有缺点错误。以阎红彦为首的省委几年来有成绩，省委曾炮打了于一川、高治国两个黑司令部等等，特别在去年九月下旬，在师范学院、云大、工学院返昆明同学座谈会上讲得更露骨，我强调指出:同学们提炮轰省委可以，但要具体分析省委是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话实际上是说省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轰错了，我这些讲话，对云南省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说成了他们的护身符和防空洞。
第七，对一些受我们蒙蔽的群众组织态度问题：
去年头一段，省委是利用他们作为保护自己的工具。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省委并没有向他们作认真检讨，促使他们觉醒，而是冷淡政策，避而远之，免得找麻烦，后来省委派我去做点工作，但我又采取简单化的方法，对他们压得多，启发帮助少，结果对立情绪越来越大，阎红彦叛党自杀后，他们把我叫去斗争了几次，并在我住的地方写了很多标语，严格批评我，我觉得他们做法是对的，我接受他们对我的教育。
第八，对于反革命经济主义：
去年十一、二月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些当事人，在困难时候，利用反革命经济主义腐蚀革命群众、工人、学生，破坏文化大革命，企图转移斗争目标，我在这个问题上也批了一些不该批的条子，说了错话，对于泛滥反革命经济主义有影响，我负责任，但是我也督促过省文革接待站，根据自己的开支经验并接受别的省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经验教训可取的，吸取研究之后，搞出一些开支的标准，经过省委常委批准之后，供给有关接待单位参考，可是没有正式搞出这样的文件，开支在各单位已经失去控制，我认为在不应该开支的地方应当具体检讨，区别责任，吸取教训。
第九，关于省委机关警卫问题：
使用干部协助省委机关警卫，这是省委书记处几次讨论要加强的，并且一度在我们省委书记处对革命造反派发生错误估计的时候，布置的更严密，主要是我们怕革命群众，怕红卫兵来冲书记处大楼，怕冲宿舍，因此使用了许多错误措施，例如书记处大楼工作的一部份工作人员穿军衣，要司机使用军用牌照，这些都是违背中央军委的规定，这件事情处理上经我的手，我要直接负责任。
第十，一月四日事件：
一月四日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开群众大会，省委作了错误的估计，拒绝参加，结果引起大联合指挥部把群众队伍开到昆明军区，要阎红彦出去接见。我一月五日到昆明军区参加他们的大会，他们不要我参加，要阎出去，我打了三次电话要阎出去，阎没有出去，后来我到了小麦雨，见了阎红彦，六号七号我没有劝他出去，八号凌晨一时半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打电话要阎到群众中去，他把我叫起来，问怎么办？我当时吃了安眠药睡觉，起来时迷迷糊糊，我答应他肯定要出去，是否天亮再定。他利用这个空隙服毒自杀，并恶毒把死的责任归到中央文革小组，这是明目张胆反对毛主席，我没有尽到革命的责任，反而帮了他的倒忙，我的罪过十分严重。
第十一，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向云南省委、省人委走资派夺权是必然的，迟早要夺的。一月二十六日新云南革命造反派联络站发起向我们夺权，我们事先不知道，也没有经验，只知道要向我们夺权，不是一个革命造反派，当时已有两个大的革命造反派，省委省人委机关造反派，当时我不清楚，因此当新云南革命造派联络站代表向我提出要夺权时，我提了两个条件，一、要省委常委研究;二、要大会联合指挥部也派代表参加。这两个条件，新云南革命造反派都做到了，但到了会场研究如何夺权，如何交权，两个造反派互相争论起来，并且有一同学提议，革命造反派内部的争论，不能在省委当权派面前暴露，两个革命造反派都同意把我们省委常委从三楼轰到二楼。天亮之后大会联合指挥部派代表向我们宣布说，省委的大权已经他们夺了，要我们等候他们的一号二号通令，暂时要我们回家规规矩矩等候通令，我们当时还是说明要两个革命造反派参加，而且以后怎么工作也要考虑。当时他们都没有和我们说清楚，这样就形成了省人委是新云南造反派宣布夺了权，省委是大联合指挥部宣佈夺了权，事后我们了解，双方都把大印夺了就认为夺权。第二天我们把情况向国务院作了报告，并要接电话的秘书同志报告总理。
以后我们不知道怎样活动，每天都有人找，有的叫去参加控诉会，有的叫去参加某单位的夺权会，有的抓去要东西，答复问题，有的抓去写检讨，有一个短的时间，完全不能自己控制自己的活动，瘫痪的局势越来越严重，我请求军区出来做工作，又打电话给李成芳政委，后来得到中央指示军队和革命造反派出来做了大量工作，才把我们省委造成的瘫痪局面扭转，现在是全省已全面军管，我们在军管下进行抓革命促生产，并准备进一步实行真正的革命三结合。我在这一段工作，有同志批评我没有挺起腰杆，做应该做的工作，说我躺倒了，我愿意听候同志们进一步批评和审查。
我为什么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
第一，我犯错误的最根本原因，还是由于没有高举毛泽车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到云南两年多了，经常忙于应付，学习更差，最近看了一点主席著作，但由于立场没有完全转过来，看了用得不好，这一点我和革命小将比起来，就差得太远了。我深深体到毛泽东思想一刻也离不开，一离开肯定走到邪路上去。
第二，我脑子里有资产阶级世界观，虽然在革命队伍里锻炼了几十年，但资产阶级世界观并没有改造好，我家庭出身是小手工业生产者，自己高小毕业后，当过学徒店员，但还是受了旧社会的思想影响，爱面子，参加革命以后，由基层到中央的部门工作，又由中央下放到省，一直是在专政机关工作，没有全面地独当一面。解放以来，进了城市，一直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地位高了，权力大了，生活好了，脑子里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是减少而是增多了。正因为这样，当着革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就发生了抵触，只想革人家的命，不愿革自己的命，怕字当头，不是敢字当头，压制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实际上是代表了资产阶级思潮，代表了维持现状派。为什么我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总是格格不入，而对刘、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样容易接受呢？因为自己在一系列问题上没有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而接受了刘、邓的思想影响，这是我犯错误的一个总根子。
第三，私心杂念较多，个人患得患失，有严重的个人主义，也有奴隶主义思想，在我的历史上，曾经多次犯过错误，受过批评。在江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犯了逼供信扩大化的錯误。
在1945年，在延安参加审干运动和反特运动，我又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这次错误在党的正确路线下迅速纠正了错误。
在1957年因为社会上有些违反治安秩序的人不好处理，在中央公安部党组领导下，罗瑞卿要我主持有关部门制定了一个治安行政处罚条例。这个条例反复经过中央政治局如人大常委讨论通过，但精神不符合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指示原则。
在1958年初各方面工作大跃进。我到山西参加政法三长会议，受了罗瑞卿阶级熄灭论的影响，我反映了他们提出的群众运动“二十无”。企图通过大跃进，苦战三年基本上消灭反革命残余，建立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戶的社会治安局面，这显然是办不到的。我把这个意见反映在最高人民检查(察)刊物上面，后来发现有原则错误，我口头上作了检讨，停止文件发行。
在1964年，在山东面上(四清)社会主义教育，我反映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观点，在两个专区面上社会主义教育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我做了动员报告，这个报告，对基层干部的黑暗面扩大了，当时虽然没有正式处分哪一个干部，但对干部仍然有压力，中央二十三条公布以后，这种情况才转变过来。
65年到云南，路过北京，贺龙和我谈话，谈到云南工作是做得不坏的，阎红彦掌握工作很“稳”，李井泉没有听他的话吃了亏，你周兴过去在西北、西南、北京都没有同主要领导人搞好关系，这次要当好阎红彦的助手。我当时认为他讲得武断，对我的批评，事实不完全是这样，但我不能不加以警惕。
到了云南之后，阎红彦对我的分配，谈过三次话，我以为他不敢放手我做工作。第一次谈省人委的工作问题，他说于一川对省人委工作只做两件事，一、迎送外宾，二、做省人委内的统战工作。阎红彦说我对省人委工作抓多了，抓得太勤了，说省人委各口工作有书记分工，省委管了，叫我不要多管。省委分工，我是常委书记，他又和我谈过一次，说省委各部门的工作，一般的过问一下，可以管，可以不管，都有书记管了，叫我多照顾一下政法，刘明辉养病回来，政法工作刘明辉管，我究竟管什么呢？正好文化大革命来了，他又找我谈一次，说文化大革命由他和孙雨亭、刘明辉三人管，他多管，叫我多管一下生产。
到去年九月十四日，秦基伟提议我到文化大革命第一线活动。我当时曾向省委表明态度，说我不会粗心大意，能答复的就答复，不能答复的问题，请示省委，这是针对阎红彦多次谈我“粗”，怕出乱子。我认为阎红彦对我的看法是贺龙的看法，因此我来云南以后，就有一个顾虑，怕和阎红彦的关系搞不好，别人说我有野心，想闹分裂，当“伸手派”，所以处处注意维护阎红彦的威信，对他的意见十分尊重，讲话也总要和他对口径，很少争论问题，有时即使有些分歧也不敢坚持原则。
例如：中央十月工作会议，通知说各省委对文化大革命有不同意见的也可以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阎红彦在省委会议上故作姿态问，省委内有没有不同的意见的，如有，去参加中央会议。我当时是有些问题有不同意见，如对文化大革命矛头究竟对学生？还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左派究竟是炮轰派还是反炮轰派？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性错误还是工作中错误缺点？省委机关是放手发动群众搞四大呢？还是防止内外夹攻？这些问题在思想上有活动，但不敢公开提出来。
阎红彦到了北京开会时，我和秦基伟在一次书记会议上又争论开来，我提了运动以来，我们有一系列的问题上是不是有原则错误。但谈到运动基本上正确不正确，我又说基本正确，其实前后矛盾，我谈运动结论时，没有反映我內心真实情况。
阎红彦从北京回来以后，关于检讨问题，他代表省委作了两次检查，都是敷敷衍衍的，没有触及灵魂，我向他提意见准备作第三次检讨。我自己也没有作过一次系统的认真检讨，在开三级干部会议时，阎红彦拒绝检讨，我检讨了一下，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检讨也是浮浅，同样没有触及灵魂，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既然没有彻底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决心，又怎么能在脑子里立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呢？
对革命造反派采取什么态度，是检验一个人是真革命或是假革命的分水岭，在关键时刻就发生动摇，“八·二三”战斗兵团成立大会，我去参加了，讲了话，造反派欢迎我起义，但有人讽刺我是“起义将领”，我由于患得患失，始终没有站出来，毛泽东主义砲兵团开成立大会，我参加了，本来准备代表省委讲话，并作一些检查，阎红彦看了之后表示反对，我就妥协了，把检查一段刪掉了。
以上说明，我不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而是看阎红彦怎么说就怎么办，“和稀泥”、“搞调和”，“私”字当头，“我”字领先，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我犯错误的又一重要原来。
第四，我还有一个“骄"字，对自己估计过高，自以为是，虽然我在工作中犯过多次错误，但总是认为已经纠正了。到云南以后，又觉得来的时间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担任什么责任，半途拉上，做了若干错事，又做检讨了，承认改正错误。我对别人不民主有反感，但有时自己不讲民主，对来自群众的反面意见，不容易听进去。特別是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对我曾经进行多次忠告，希望我转变立场，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投降”“起义”，可是我总认为自己做得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错误，并且对阎红彦的看法也有一个框框，看好的一面多，坏的一面听不进去。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没有决心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现在看来，还是革命群众做得对，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我自己却是“鼠目寸光”，幼稚可笑的。
总之，我犯了严重错误是由于毛主席著作学习差，没有用主席思想来改造自己，没有用主席思想来认真指导工作。由于世界观未改造好，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因而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给党和无产阶级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失。文化大革命革了我的命，给了我极为深刻的教训，我应该老老实实地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来，彻底改正我的错误，争取立功赎罪。
关于省委内部的问题，我认为阎红彦有自己的一个班子，内部没有原则斗争，一切大小事情，经过阎红彦，也取决于阎红彦。他口里也喊突出政治，实际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讲阶级斗争。他实行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到云南以来(一九六五年以前的政策我没有研究)我认为阎红彦在政策上有求“稳”怕乱的改良主义指导思想下有一系列的错误。检查起来，他是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他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二十三条高标准，而是根据西南局和他自己要求的低标准。他注意的是纠“左”，不注意防右。他对于粮食征购三三制政策，不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基础上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兼顾，而是只注竟增加农民的口粮，维持简单再生产。发展牲畜的问题，只强调杀、卖、吃，而不强调突出政治增加积累，进行扩大再生产。山林政策，他把国家全民所有制下放到集体所有制，使政策倒退。边疆政策，少数民族政策，他只注意团结一面，不注意发动基本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他的发展农业,发展工业，不是立足于自立更生，勤俭建国，学大寨、学大庆，而是强调向国家要投资。他的干部政策是阎孙宗派主义，奴隶主义政策，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体制政策，是向上要权，向下集权。我自己因为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又没有很好地下基层做调查研究，对上面许多政策问题，赞成的多，反对的少。因此，也跟着阎红彦犯错误。
这次文化大革命，多数常委和书记处同志，经常在会上反映的消极面很多，总是说乱子出在革命造反派，出在来自于北京，这种观点说的最多的是阎红彦、孙雨亭、马文东、赵增益。我在常委会上唱过反调，我说如果有资产阶级社会思潮，首先在我们常委中就有不少的这样观点，因此我们不支持革命造反派，而是指责，这样就越来越对立。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去年地委书记会议上，地委反映中小学教员说在政治上不纯，成分不纯的，有各种问题的说有百分之二十、三十，甚至四十不等。阎红彦、孙雨亭当时根据这个情况，主张在运动中一个县要斗三至五个左右，斗争后要逮捕三个到五个，并准备抽一批政治和成分纯洁的青年，去换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这个决定，现在看来，是有扩大，这对各地在各中小学教员中乱打反革命起了决定作用。
同志们，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党对人民罪过不小，造成的恶果很大。我现在勇敢地站出来，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坚决同革命左派、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坚决向党内最大的走资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烈开火。我再次欢迎大家炮打周兴，火烧周兴，对我的错误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
我一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我是在逐步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我一定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高举无产阶级的批判的行列里，把党内大大小小的走资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深、批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 兴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
云南省级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红炮兵》翻印
(二)比请罪更引人注目的是……
八派的人看了这份检讨以后，多数人反映说，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省级干部所作的第一份检讨，态度诚恳，愿意触及灵魂，有一定的分析批判，是一份值得肯定和欢迎的检讨。
第二天就见走廊里有一张小字报，批判周兴的第二次检讨是避重就轻，上推下滑;吞吞吐吐，欲盖弥彰;只谈现象，不谈本质;大帽子下面开小差，甚至把自己打扮成不明真相的受害者，犹抱琵琶半遮面。打倒周兴，周兴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落款是218号信箱毛泽东主义砲兵团《一月风暴》战斗队。
这张小字报比周兴的请罪书更引人注目。人们议论纷纷。
“好快啊，才宣布解散，就立即变成砲兵团了。”
“一夜之间就脫胎换骨了！？”
“换汤不换药。”
有人在这张小字报上批道：完全同意《一月风暴》战斗队的观点。《单枪匹马》战斗队。
大家奇怪，这是什么人？以前还未听说过有这个战斗队。一打听，原来是狐光正。他与卞焘、劳伟海同时转业到218号信箱，分配在厅三局所属的一个工程筹备处。该处有十多个职工。因文革，工程停建，职工组织战斗队参加了八派，狐光正俩口子持“捍总”观点。周总理六点指示以后，他又说自己属于八派观点，本单位八派组织未吸收他。听说军代表要支左了,赶紧自己成立一个战斗队，队员只有他老婆一个，他老婆性马，遂取名《单枪匹马》战斗队。这次军代表支左，支持了八派，认为他不算战斗队，对未参加战斗队的、观望的、动搖的、两边倒的，勿须表态。自己教育自己，认准方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狐光正对军代表未支持他的战斗队表示不满。说自己早在长春剧场第二次批资反路线时就表态支持为米宜超平反,参加过砲派夺省人民委员会的权等等革命行动。
四月二十六日晚，砲兵团为纪念一·二六夺省人委权三周月，在检阅台召开“打到刘、邓、陶，万砲再轰省市委，血战到底誓师大会。”并且得知，砲兵团吸收了大量的原三大保皇总部的保守组织为其成员。会后要进行十万人的火炬游行。省军管会表示不支持。省级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红炮兵》通知所属战斗队造这个大会的反，把各单位的老保指认出来，揭露砲兵团做了保守派的防空洞，让他们借尸还魂，继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家认为，砲兵团为了扩充势力，拿原则作交易，特别是让省级机关已经解散的“捍总”保守组织，死灰复燃，不能容忍，是应该找砲头辩论。
去！大家都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