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远的雾
开通文学城博客，记录日常的生活与遐想。
我相信四五十岁以后的人，大概有不少人遇到过“扳机指”，医学上叫狭窄性腱鞘炎。主要症状就是手指弯下去以后，自己伸不回来，严重的时候还得用另一只手帮忙把它掰直。生活倒不至于不能自理，但一根手指总是不听使唤，多少还是有点“残废”的感觉。我的左手无名指就有这个毛病，应该是一次受伤造成的。
2022年，我在佛州 Jacksonville（杰城）买了房子。第一年去住的时候，有一天到一个大学同学家聚会。她在杰城住了20多年，家里后院有一条很长的栈桥，一直伸向连着大海的河道，可以在那里钓鱼、抓螃蟹。
那天，我拿起鱼竿还不到两分钟，居然就钓上来一条鱼。鱼扁扁圆圆的，样子很丑陋，另一位同学说，这种鱼叫老板鱼，英文叫 stingray，没什么吃头，放了吧。
我当时还戴着钓鱼手套，就准备把鱼钩摘下来。没想到就在解钩的一瞬间，那条鱼猛地一弹，尾巴上的一根长刺一下扎进我左手无名指和手掌的接缝处。
那一瞬间，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疼。鲜血马上就流出来了，我疼得几乎要晕过去。若不是旁边还有几个朋友，我很可能会躺在地上打滚。碍于面子，我只好硬撑着坐在那里，满头大汗，还使劲挤伤口，心想让它多流一点血，也许能把进去的毒液带出来一些。
那种疼痛，是我这一辈子没有经历过的。后来我才知道，stingray 尾巴上的那根长刺确实不是闹着玩的。据说当年有一个澳大利人，就被一条 stingray 的尾刺刺入胸部，伤及心脏，导致了死亡。
没过多久，我渐渐发现那根无名指出了问题：弯下去以后，自己回不来了。这就是我的扳机指。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手指不听使唤，总觉得不正常。
去年回国，在饭桌上恰好谈起扳机指，我哥哥说，他也有过扳机指，在医院做了个小手术就好了。这个信息让我精神一振。
我哥哥喜欢乐器，吹黑管，也吹小号，所以手指不灵活对他的影响比我大得多。他去年去医院看扳机指，医生就在门诊里直接给他在手指根部的手掌上“拨弄了”几下，前前后后也就几分钟，一个月后就完全恢复正常了。他说如果我想做，可以带我去找那个医生，也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我马上有些心动。没想到他紧接着补了一句：“不过，特别疼。”据他说，做的时候疼得要命，另一只手死死抓住我嫂子的肩膀，几乎要把她抓出血来。
我一听，马上打退堂鼓了。我这个人对疼痛的耐受力比较差，很怕疼。所以我还是决定算了。我心想，既然不做手术也能活，手指弯下来以后用另一只手掰回去就是了。我又不吹黑管，也不吹小号，何必花钱买罪受？
回到美国以后，有一天我忽然心血来潮：难道这种手术只有中国能做？在美国做是不是也这么疼？我问了 ChatGPT，才知道扳机指手术一般会使用局部麻醉。真正比较疼的是打麻药的那几秒钟，麻醉起效以后，手术本身通常不会有什么疼痛。
这一下，我的希望顿时又回来了。我让 ChatGPT 帮我找当地做手外科的医生，从里面选了一位中年医生。听朋友说过，做这种精细的手术，医生不能年纪太大，手会比较稳。
第一次去看诊，医生检查以后说可以手术，而且很快，大约五分钟。我特别问了疼的问题，医生说有局部麻醉，不会感觉到疼。
我满心欢喜。两个星期后，手术那天医院要求我早上6:30就到达，7:30手术。我还有点抱怨：五分钟的手术，为什么让我提前一个小时就到场？我太太以前就在医院工作，她说，哪有病人进门马上开刀的？总要做准备，同时也让你安静下来。想想这话也有道理。
到了医院以后，登记、量血压、换手术服，各种程序一样不少，前后进来三四个护士。虽然只是小手术，但架势还是挺大的。
等待的时候进来一位年轻的亚洲女孩。我注意到她衣服上写着 Harvard Medical School，就问她是不是哈佛医学院毕业的。她说是，现在做住院医，需要好几年。聊了几句才知道，她是华裔，父母来自湖北。女孩说一会儿手术的时候她也会在里面。然后她拿起马克笔，在我的左手无名指上做了一个记号。
快到7:30的时候，一位年纪比较大的护士拿来两床暖烘烘的毯子盖在我身上，然后让我坐进轮椅，推着我走了一段走廊，进了手术室。里面已经有四五个人在忙活。打完各种招呼，我被安顿到手术床上，左手伸到旁边一个不到一米见方的小手术台上。
这时候进来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医生。他自我介绍是 fellow，今天是医生的助手。一切就绪之后，主治医生进来了。上次看诊见过他，虽然戴着口罩，我还是认出来了。他和那位助手面对面坐在小手术台旁。那位华裔女生站在边上观看。
然后，医生开始把我的胳膊用一个小支架架起来，然后在我的胳膊上紧紧地缠上橡胶绷带。顿时就感觉胳膊就像一根麻木的棍子放在那儿了。我猜这样做可能主要是阻碍血液的流通，方便手术。
接着我看见医生拿出了一支针。我知道，最关键的时刻到了，赶紧把头转向另一边。针扎进手掌的一瞬间，确实疼极了，跟那条老板鱼的刺扎进我手里的感觉有一拼。
我的手不由自主地抽了一下，往回缩。旁边的 fellow 赶紧把我的手固定住。麻药打完以后等了一会儿，医生开始动刀。第一下我居然还是感觉到一阵尖锐的疼，手不自禁地抽搐了一下。
医生问：“Painful?”
我说：“Very.”
他说后面不会再疼了，并告诉我，如果再疼就告诉他。好在从那以后，真的就不疼了。
不过手术开始以后，还有一件事让我有点不太适应。主治医生和那位 fellow 面对面坐着，一边在我的手上操作，一边谈笑风生，好像他们也是第一次见面，需要各自的互相了解。我躺在那里，心里却有点犯嘀咕，担心他们注意力不集中，造成失误。
我之所以有这个顾虑，是因为多年以前在美国第一次种牙的时候，也遇到过一位30多岁的年轻医生。他一边给我种牙，一边吹口哨。当时我就想，这位老兄是不是太放松了一点？结果那两颗种植牙五年以后还真的脱落了。
不过这次躺在那里，我又换了一个角度想。也许对他们来说，这种手术就是小菜一碟。他们能够一边做一边谈笑，也许恰恰说明对这个手术已经非常熟练。而且手术室里如果人人板着脸、鸦雀无声，我恐怕会更加紧张。这么一想，心里也就踏实了一些。但踏实归踏实，我还是不敢转过头去看他们的操作。
我的这次手术英文叫 trigger finger release，更准确一点说，是 A1 pulley release。我们的手指能够弯曲，是因为里面的屈肌腱来回滑动。为了让肌腱贴着骨头运行，外面还有一套像皮带扣一样约束肌腱的结构，叫 pulley。主要的环形 pulley 有五个，从 A1 到 A5。扳机指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靠近手掌的 A1 pulley。它变厚或者变窄以后，肌腱从里面通过时就会被卡住，于是手指弯下去以后，再伸直就困难了。
后来给我缝合的那位 fellow 医生告诉我，手上有五个 “fibers”，这次只需要 release 其中一个，不会影响手指的正常功能，却可以把造成扳机指的地方松开。简单地说，不是把控制手指活动的肌腱切断，而是把卡住肌腱的那个“扣子”松开，让肌腱重新能够自由滑动。
大概五分钟，主治医生完成了最关键的部分。然后，他就不见了。
我还奇怪地问护士：“医生呢？”
护士告诉我，他已经去做下一台手术了。后面的缝合由那位 fellow 接手做的。
我躺在那里，心里还有点感慨：为了这五分钟，我早上6:30就到了医院，换衣服、量血压、坐轮椅进手术室，前前后后六七个人围着我忙活。真正的主角上来干了五分钟，然后就不见了。而我哥哥在中国，同样是这个手术，就在门诊里当场做完了。两个五分钟，阵势可太不一样了。
Fellow 给我把伤口缝好，然后又一层纱布、一层绷带包起来，最后固定好。医生告诉我，五天以后可以拆掉外面的包扎，缝线大约两周以后回来拆。
手术以后给我开了两种药，一种是抗生素，防止感染；另一种是止痛药。抗生素我按照医嘱吃完了五天，止痛药其实只吃了两次，因为后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疼。麻醉持续的时间倒很长，手术以后十几个小时，手指仍然麻木。
第三天，我觉得恢复得不错，就想把那个又厚又热的绷带提前拆掉。我太太马上制止：“医生说五天。”她在医院做了二十多年护士。在我们家，涉及医疗问题，她拥有最终解释权。所以我只好老老实实认命，等到第五天。
医生说伤口不能泡水，但可以淋浴。我就找了一个大橡胶手套套在手上，再用胶带把上面封住。这样洗澡基本不受影响。几天以后，我已经可以做一些事情了，只是手还不能完全握成拳头，手指活动尺度也需要慢慢恢复。
再说说这次手术的医疗费用。手术以前，保险公司来信给我的费用估算是八千多美元，显示我的自付费用为零。手术以后，我再看账单，医院申报的费用大约三千美元，保险实际认可和支付的金额只有大约一千八百美元。
想起我哥哥告诉我，在国内门诊做这个手术，如果自费可能也就是一两百块钱，再看看我这边前前后后六七个人、正规手术室，加上几千美元的账单，两边的差别确实很大。不得不赞叹美国这边医疗条件还是太好了。不过对我来说，个人承担的费用为零。还得感谢我大学的医保计划，没有 co-pay。
现在想想，其实这个手术也不是非做不可。手指伸不直，用另一只手掰回来就是了。我又不靠弹钢琴、吹黑管吃饭，大概这样过一辈子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可是，如果一个五分钟的小手术，能够让一根已经不听话三四年的手指重新恢复正常，我觉得挨那几下疼还是值得的。
现在手还在恢复，最后效果怎么样，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才能知道。不过有一件事我记住了：以后再钓到那种老板鱼，我肯定不会下手给它摘钩了。人活到这个岁数，总应该从疼痛中学到一点东西吧。
2026.9.13 于美国
我这次手术就是很好的例子。手术前估算八千多，后来医院申报三千多，最后保险认可的只有一千八左右。作为病人，我最后看到的只是这些数字，至于医院和保险公司在背后究竟怎么算、怎么谈，确实很难弄明白。
你把美国和加拿大放在一起比较很有亮点。两个体系各有自己的运行方式，对普通人来说，最实际的还是看病是否方便、能不能及时得到需要的治疗，以及最后自己需要掏多少钱。至于具体到每一次看病，正像你前面说的，最后还要落到具体的医院、医生和病人身上。
曾经和一位在美国最大医保公司(United Healthcare)工作的熟人聊过，美国的医院和医生基本属完全地自由定价，如果没有医疗保险中间环节，个人只能任由宰割，按他们的账单付账；医保公司又有自己的FMV定价，而且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与医院或医生的定价差异较大，医院和医生得罪不起保险公司，通过医保算账，最终就只好乖乖地按医保公司定的FMV标准收费；事实上，作为消费者我们也多次观察到这个问题。
加拿大的全民医保由省政府定价，医护人员都属于individual entreperneure,但只能按这个定价向省政府收费，消费者当然不管这些，感觉不到任何差异。大多数的牙医服务不在全民医保范围之内，另当别论。
医疗体系不同，决定了很多其它方面的差异，无所谓优劣之分；总体来说，美国的医疗服务快，服务态度好，但费用高；加拿大的慢，态度差些，但免费。当然，决定到当事人，又有很多个人因素卷入，差异大得去了。
你说的肩周炎，看来就是俗话说的“五十肩”。我家两口子都得过，好像这个年龄的人还真不少。有一年我在上海开会，和一位院长聊天，他说自己曾经有很严重的五十肩，很长时间都没好。有一次上海下大雨，路面积水很深，他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个没有井盖的下水道，情急之下胳膊被井口挡住，两手朝上，只听肩膀“咔嚓”一声。人没事，爬出来以后却发现肩周炎居然好了。
后来有位朋友也得了肩周炎，我就开玩笑说，你也找个下水道跳下去，等着那“咔嚓”一声。手段比较残酷，但没准效果不错。当然这纯属玩笑，千万不能模仿，不过那位院长的经历倒是真的。
五十肩更正规的办法还是理疗和适当锻炼，很多人最后都会逐渐恢复，只是恢复时间因人而异。看来人过了五十，身体时不时就会冒出一点以前没听说过的毛病。不过五十肩这种毛病，得过那一次差不多也就安全了 :-)
手术以后再看实际账单，数字却完全不一样。医院申报的费用是三千多美元，最后保险认可的金额大概只有一千八百美元。其实这种情况我已经见过很多次了，每次看保险公司的账单，医院或者医生的 charge 往往都比保险公司最后认可的金额高很多。
这里面的具体算法我也搞不太明白。我的退休医保和 Medicare 是结合在一起的，保险公司和医院之间应该都有事先谈好的价格，Medicare 本身也有自己的支付标准，所以医院开出来的价钱，并不等于最后真正能够拿到的钱。这也是美国医疗账单很让人看不明白的地方。
“手术以前，保险公司来信给我的费用估算是八千多美元，显示我的自付费用为零。手术以后，我再看账单，医院申报的费用大约三千美元，保险实际认可和支付的金额只有大约一千八百美元。” 感觉这保险公司估算和实际支付差别不小啊。
你说的另一点我也很赞同：再好的医疗制度，最后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医生和病人身上。医生的能力和责任心很重要，病人自己是否了解这个体系、知道什么时候该去 ER、什么时候应该找家庭医生或者专科医生，也会影响最后的结果。病人绝不能两眼一抹黑，任人摆布。?
其实美国的医疗体系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最让人头疼的不一定是看病本身，而是不知道该找谁、保险管不管、是不是 in-network、需不需要 referral。你们能够提前和多伦多的家庭医生联系，把回去以后看专科医生的时间都安排好，说明熟悉一个医疗体系确实非常重要。制度决定了大的框架，但具体到每个人身上，怎么使用这个制度也是一门学问，需要病人自己不断地学习和积累:-)?
我三年前也打过一针，可惜没有效果，后来又拖了几年，所以这次才决定手术。但主要还是受了我哥哥的影响。他说手术很管用，而且就是几分钟的事，让我觉得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现在看你的情况，同样是扳机指，每个人对打针的反应确实差别很大。你说的手要保暖、少接触凉水，应该也是很好的经验。谢谢再次分享！
就我太太的骨折而论，美国医院和专科医生的账单总共几万美元，由于买了保险，保险公司首先根据“fair market value"砍去了“不合理”的一半，然后，在保险公司付款后，我们自己的co-payment还是掏了几千美元。在加拿大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下，我们的co-paymen总共才60加元（这60元又由保险公司报销了）。
不必掩饰，加拿大的全民医疗体系的确致使很多人滥用或乱用，比如，一个小病找几个医生看，头疼脑热去ER，有的华人必须找能用中文沟通的医务人员，等等，造成了一般情况下的检查和治疗长时间等待和非常慢，但了解了这个体系是如何运作的，又无语言沟通问题，就相对顺利多了。比如我太太在美国骨折后，我们立刻和多伦多的犹太人家庭医生联系并保持沟通，确定好了我们两周后回来的时间和专科医生就诊时间等等事项。平时除非认定特殊医疗需要，不去ER等等。
看来这个病也是因人而异。你打一针就能管一两年，后来甚至自己好了，非常幸运。对有些人，打针确实是很好的办法；但像我这样打过针仍然没有效果，最后可能还是得走到手术这一步。好在我这次手术除了打麻药和刚开始那一下比较疼，后面基本不疼了，整个过程也就几分钟。现在就等着看最后恢复效果了。
我这次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手术，但前前后后也接触了好几个医生和护士。我的感觉和你差不多：医疗制度当然重要，但最后落实到自己身上，还是要看具体碰到什么医生，有时候确实也有一点运气的成分。所以病人自己多了解一些情况，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复查、什么时候应该再找一个医生听听 second opinion，也很重要。
谢谢你对加拿大医疗的补充，听起来不错。很多人一说加拿大医疗，就只想到“排队时间长”，其实慢性病和非紧急治疗等待时间长，与真正的急诊如何处理，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熟悉一个医疗体系怎么运作，有时候本身也是保护自己的一部分。
几年前，我太太在美国西岸儿子家小住时，手腕骨折，儿子夫妇立刻送她去当地一家规模较大的医院，由Urgent Care 再进ER，几小时后治疗完毕回家，但希望儿子带他妈两天后去专科诊所复查。殊不知，专科医生（网查很有名）观察后，要求立刻将医院的石膏部分“锯掉”重来，并告诉我们，X光显示，医院ER的初步处理不十分妥当，有可能留下后遗症。遵医嘱，我们两周后才返回加拿大多伦多，并立刻见了专科医生。医生检查后同意美国诊所专科医生的判断，并且再次要求立刻将原石膏换掉，一位自称来自芝加哥的技术人员在换石膏过程中不断嘲笑：几万块美元的骨折固定石膏（其实包括了各种医务服务费，最后由保险公司清算报销了）是他见过的“最糟糕的作品”,还不如在这里仅需花费$60加元做到固定石膏。
由此可见，医疗情况与系统有关，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个人的运气有关，而且，还得看本人是否熟悉所在地的体系。
顺带一句，我们全家在加拿大几十年有过多方面的医疗体验，在一般慢性病检查和治疗方面，加拿大的等待期的确慢和长，但有紧急情况，绝对优先处理，无需等候。关键是本人要懂得这套体系是如何运作的。
Steve Irwin。
生前专门拍纪录片，介绍野生动物，尤其爱表演怎么按住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