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远的雾
开通文学城博客，记录日常的生活与遐想。
这几年，我每年回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看父亲。母亲去世已经十年了，从那以后，父亲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两年后住进了养老院。虽然我哥哥也在国内，但父亲反而更习惯这种相对独立、有规律的生活。进养老院到现在已经八年了。今年他95岁。在我们这个家族里，能活到这个年纪的，没有第二个。我心里很清楚，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养老院。
对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上代留学生来说，每年还回去，很大一个原因，是父母还在。一旦父母都不在了，回去的动力估计就会明显减弱了，至少不会再像现在这样，一年一次地惦记着往回跑。
这次见到父亲，明显感觉他又老了一些。虽然还能自理，拄着拐杖慢慢走路，但步子更小了，腰也更弯了，说话也更含糊了。但发现他脑子还算清醒，虽然事情忘得很快。其实他年轻时说话就不算清楚，现在就更难听明白了。听力也是时好时坏。我在美国时常给他打微信视频，打三次，能接起一次就不错了。有时接不通，还要打电话给楼层的服务员，请他们帮忙去帮助父亲打开视频。即便接通，也说不了多久，他听不清，我也听不清他说话。更多时候，只是“见一面”，心里就踏实了一些。
回想起来，我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其实并不深。七岁那年，大概是1964年，父亲因为工作调动，从省委的一个部门下放到地委工作，我母亲也决定一起去。当时父母可能以为只是暂时的，就把我和哥哥留在舅舅、舅母家。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十年。直到1975年他们回到省城，我那时候刚好中学毕业。从小到大，真正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恐怕连一年都不到。
父亲又是那种少言寡语的人，不善表达。我和哥哥每年暑假坐长途汽车去看他们，一个多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那种关系，说不上亲密，反倒有点生疏。母亲还会经常写信，叮嘱我好好学习，争取进步。父亲却从来没有写过信。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再见到他，连“爸爸”都叫不出口。
后来重新生活在一起，才慢慢把这个称呼叫出来了。
父亲是离休的，出生在山东的老解放区，15岁参军，据他说还给张爱萍当过勤务员。他个子不高，人也机灵，这种小兵在部队里往往容易被首长喜欢。但他一直有个心结，就是“出身不好”。这件事压了他一辈子，也影响了家庭。文革那个年代，家庭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地主出身这几个字，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很重的负担。只能低调做人，尽量不让人抓住话柄。
去年我回国时，曾经问过他：“你们家为什么会被划成地主？”他一下子有点激动，用手比划着，说“一共就25亩地”。我又问，那怎么还能参军？他说，是他舅舅帮他找的这条路。我心想，多亏走了这一步，不然后面就惨了。在山东解放区，很多出身不好的人，命运都很惨。还有一些骇人的说法，说很多地主家的大姑娘被活活弄死。那些事情，我们没有亲眼见过，但那种恐惧，是真实存在过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爷爷。他在大连日伪时期做过镇长，也做过一点小生意。“三反五反”时期被抓，坐了十多年牢。奶奶五十多岁就去世了，爷爷出狱后，在生产队孤老终生，大概68岁，去世的时候连家属都没有通知。1968年暑假我去看父母时，母亲告诉我，爷爷已经去世了。我记得父亲当时低落的表情，但因为我从未见过爷爷，我自己并没有太多悲伤。只是到了今天，再回想那个场景，父亲知道自己的父亲去世，却无法去送一程，那种无力和绝望，是可以想象的。
后来父母调回省城之后，我便随着父亲单位下乡到了郊区，但能经常坐市郊车回家。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不久，有一个周末我回家，一进门，父亲忽然对我说：“你可能有希望了。”他没有多解释，但我明白他的意思。一个时代结束了，也许新的时代快开始了。
但这个“开始”，来得极其漫长。虽然打倒了四人帮，但是“按既定方针办”的那几年，中央延续着文革的余波，看不到太多改变。我们知青在农村，一边劳动，一边偷偷复习功课，准备高考。那一年都很难熬。直到1977年，邓小平复出，高考恢复，大家才真正觉得，新时代真的来了。那一代人，对后来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对邓小平，是带着感激之情的。
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骑着自行车去医院找父亲。他当时因支农得了黄疸性肝炎，回来住进了传染病医院。我隔着窗户，把通知书举给他看。我至今记得他的眼神，有一种含而不露的喜悦，还有一丝泪光。
父亲还在，所以我必须每年回来看看他。回国之后，我基本不安排别的事情。每天早饭后，下午再去养老院陪他。也不一定说什么话。他看他的手机，看电视，我做我的事情，但两个人在一个空间里，感觉就是不一样。
父亲对生命一向偏悲观。八十多岁时，他就常说“没几年活头了”。去年我回国看他，他说“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今年我刚进门，他又说了一遍。我就跟他说，去年你也说这句话， 80岁的时候你就开始说这句话，已经说了十几年了。我告诉他，还有五年就一百岁了，慢慢活着吧。
他嘴上说不行了，但我看他对生活的态度，其实并不消极。他在养老院里，是那种不给别人添麻烦的“模范老人”。每天自己把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像在部队一样。房间干干净净，东西摆放井井有条，而且他都记得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只是观念还是老的一套。我给他买点东西，他第一反应总是问多少钱，然后说“太贵”。我对他说，你现在一年收入十几万，一个人根本花不完。你是拿六十年代的收入标准，来衡量今天的物价，当然觉得贵。如果按现在的收入看，其实都不算什么。但这些道理，说了也没用。我慢慢也就不跟他争了。只要他每天能吃好、睡好，就够了。
父亲这一辈子，不运动，不打球，不游泳，不下棋，也不打牌。打过麻将，但从不上瘾。唯一的爱好，大概就是做饭和走路。他的作息很好，现在晚上九点多睡觉，早上五点左右起床。胃口也不错，虽然他说吃得不多，但我看他的饭量，有时比我的还大。他基本上靠的是能吃、能睡，还有排便通畅。年轻时有点高血压，没想到到这个年纪反而降下来了，平时也不太吃药，只是偶尔吃点通便的中成药。
我当然希望他能一直这样下去，活到一百岁。那时候我也七十多了，不知道还能不能这样万里奔波来看他，也不好说。但不管怎样，我还是会尽量一年一年地回来。至少，不让他像我爷爷那样，孤老而去。
2025.5.9 于中国
（不知道为什么，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几次忍不住落泪，有点刹不住。）
In fact, you are the first one among your peers who has ever expressed 对邓小平感激之情 in Wenxuecity during the past 25 years. All other people hate him,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y all owe him a vast, everlasting debt for the opportunities to enter universities and later to come to America. It is Chairman Mao who deprived the whole generation of humanity and eth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