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生命的意义》是我经常翻阅的一本书，它由奥地利神经学家、精神病学家，奥地利科学院荣誉会员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Emil Frankl）所著。他提出的存在主义分析（Existential Psychoanalysis）被称为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之后的维也纳第三心理治疗学派。《活出生命的意义》书中强调的意义疗法（logotherapy）在临床心理治疗中被广泛运用。
1905年，弗兰克尔出生於奧地利维也纳的一个贫困的犹太家庭。上中学的时候，他被弗洛伊德的学说所吸引。15岁时，他成为阿德勒学派的热烈拥护者。18岁他入读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在校期间，他努力探究精神医疗的意义与价值问题，并以这一主题作为自己终身研究的核心和个人生存的主旨。1928至1929年，弗兰克尔在维也纳和其他六个城市组织了面向未成年人的免费心理咨询中心，并为大学的精神病治疗中心服务。1930年，他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的助教。
二战爆发后，弗兰克尔和他的家人包括他的新婚妻子一起被纳粹逮捕，关押在纳粹集中營。他在集中营中度过了艰难的3年，到1945年被美军解救。
战争结束后，他发现父母和爱妻都死在纳粹集中营里，而他却幸存了下来。
波兰南部，克拉科夫市（Kraków）的郊外，当我们走进那个“死亡之门”（Gate of Death）时，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踏入奥斯维辛集中营了。
进入大门，在看守所入口，能看到“劳动带来自由”（Arbeit Macht Frei）的标志性铁门。
这句话是被关进集中营的人在踏入死亡流程前看到的最后的“正常语言”。因为这个入口是一个心理阈值线，人们在那个位置还没看到毒气室，还没意识到屠杀的规模，仍然在用“正常世界的语言系统”理解现实。
我们去的那天，乌云沉沉，阴雨淅淅沥沥，似乎老天都在为受害者哭泣。
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弗兰克尔很少谈论自己在纳粹集中营里所遭受的苦难，他关注的并不是那么多人的死亡经历，他想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能存活下来。他相信尼采的名言：“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他常说：“你无法控制生命中会发生什么，但你可以控制面对这些事情时自己的情绪和行动。”
这块牌子所在的位置，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内的一条“即刻处决边界”。牌子写着：停下！
它不是警示，而是一条已经被反复执行过的死亡规则。
集中营周围由通电铁丝网、观察灯和门禁亭所控制，那儿“不能出去”，“出去即死”。
女囚犯的楼前有块牌子，上面写着四位女子的名字，她们因帮助特别工作队组织武装起义，反抗党卫军，在残酷审讯之后，于1945年1月6日被公开绞死。
上图左侧是10号楼（Block 10），曾被德国妇科医生卡尔·克劳贝格（Carl Clauberg）等用于残酷的绝育实验。
右侧11号楼（Block 11）被称为“死亡楼”，是营区内的集中拘留所。
绞刑架用于公开处决囚犯，目的是为了恐吓其他囚犯，并对他们施加心理压力。
上图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内的“死亡墙 / 枪决墙”。墙的前面后来加建了吸音与防反弹的填充结构，其目的不是为了墙的建筑安全，而是减少枪声外泄，避免子弹反弹伤到行刑者。这本身就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杀戮设计。
弗兰克尔在纳粹集中营里经历了非人道的、残酷无情的苦役，无休止的饥饿、疾病、暴力和精神上的极度摧残。
弗兰克尔在《活出生命的意义》的书中写道：在集中营里，一位小有名气的作曲家和词作者悄悄地告诉弗兰克尔，2月份他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梦中有个诡异声音告诉他战争将于3月30日结束，那时他们就能被解放了。3月29日那天，这位作曲家病了，发高烧，30日陷于昏迷，31日死于伤寒。
弗兰克尔认为，人的勇气和希望与免疫系统密切相关，当作曲家所深信的预言破灭时，他绝望了，活下去的意志失去了，身体抵抗力急剧减弱，导致潜伏的感染发作。
一号毒气室与火葬场遗址
被炸毁的毒气室与焚尸炉遗址
上图是毒气室与焚尸炉的遗址，那儿是所有集中营里杀戮效率最高、规模最大的设施。1945年，当苏联红军逼近时，纳粹下令炸毁毒气室，推倒焚尸炉，试图抹去系统性屠杀的证据。
被炸毁的毒气室与焚尸炉遗址的附近设置了“国际纪念碑”，为游客和官方纪念活动停留、献花、默哀的地方。
纪念碑上用多种语言写着：
“愿这里成为永远的呼声和警告：在这里，纳粹屠杀了约一百五十万名男人、女人和儿童，其中大多数是来自欧洲各国的犹太人。”
那天下午，当我们踏进这块泥泞的土地时，阴雨如悲伤的眼泪不停地洒在奥斯威辛。有几百个身着以色列国旗标志的衣服的人集聚在焚烧炉的废墟前，其中以年轻人为主。他们安静地聆听着某人激情的演讲。演讲之后，雄厚的男高音划波了集中营的寂静，大家伴唱着，歌声激荡在奥斯威辛，如歌如泣，悲锵激昂，几百人以发自内心的共鸣声响彻大地。
音乐是无国界的，尽管我们听不懂那些歌词，但是那种对前人的悼念，对战争的痛恨心情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