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的名字被打了个勾。他是苏联第一批五位元帅之一,也是红军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军事人物之一。他研究机械化战争,推动装甲兵、航空兵与炮兵协同作战,参与发展后来被称为“纵深作战”的军事理论。在很多军人眼里,他代表的是红军的未来。
在斯大林眼里,一个将军能打仗,拥有个人威望,这件事本身,足够危险。1937年6月11日,图哈切夫斯基和另外七名高级军官接受秘密审判。罪名是“军事法西斯阴谋”,包括与德国军方勾结、企图发动政变、推翻苏维埃政权等。当晚,这位苏联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被枪决,成为“人民公敌”。
斯大林告诉红军——军衔再高,也高不过最高领袖;战功再大,也大不过政治忠诚;手里握着枪的人,首先必须证明自己不会把枪口对准斯大林。于是,红军开始了一场摧毁自身指挥体系的大清洗。
当时苏联只有五位元帅。图哈切夫斯基被枪决,随后亚历山大·叶戈罗夫被枪决;瓦西里·布柳赫尔被捕后死亡。在1937—1939年的这场大清洗中,红军5名元帅中3人被清除,15名方面军级和集团军级高级指挥员中约13人被清除,57名军级指挥员中约50人被清除,186名师级指挥员中约154人被清除。
今天这个元帅突然消失,明天那个军长突然不见,后天,某个军区司令被捕。没人知道下一个是谁。一个军人最重要的能力是判断敌情,而现在,他先要判断:斯大林怎么看我?军人本来害怕敌军的炮火,现在,他们害怕夜里的汽车声,因为那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车辆。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成为当时恐怖的代名词,它不需要你犯罪,只需要认定你可能犯罪:“与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政治立场不坚定。”“曾经与某某人关系密切。”“在会议上对某项决定提出过不同意见。”“曾经在国外待过。”“与外国军人接触过。”“没有及时揭发某个可疑人物。”这些东西都可能成为罪证。
很多红军将领经历过内战,见过枪林弹雨,指挥千军万马,但他们不敢反抗,因为斯大林提前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步:把军队内部形成反抗的组织能力彻底瓦解。发动兵变,靠的是人,靠的是下属,靠的是通信系统,靠的是军队之间的信任,靠的是发出命令以后,有人愿意执行,大清洗把这些东西,全部变成了“禁品”。

斯大林建立起来的,不只是个人权威,而是一套恐怖的政治生态,军人的忠诚不再是“服从国家”而是变成服从斯大林本人。一个将军,只有善于揣摩领袖心意,才能获得政治安全和生命安全。
这种恐怖并没有止于军队。根据苏联解体后的档案统计,1937—1938年间,因政治案件等被判处死刑并执行的人数约为68.2万人;另有大量人员被逮捕、判刑和送入劳改体系。
斯大林杀掉这么多元帅和高级将领,红军为什么不反抗?答案比“怕死”复杂得多。斯大林不是简单地把枪架在每一个人的脑袋上,命令他们服从,他做得十分“巧妙”,先清除最高层,再清除中层,让剩下的人相互猜疑和举报,再让秘密警察控制逮捕和审讯,再用政治意识形态把“反对斯大林”包装成“反革命”,最后,把个人忠诚变成军队晋升和生存的条件。
这是极权政治最恐怖的地方,它不需要让所有人都相信自己。只需要让所有人相信:别人不敢反抗。当每个人都认为没有人敢反抗时,整个系统就“和谐”了。当一个国家的元帅、将军、科学家、知识分子乃至普通人,说话之前,需要先观察“最高领导人”的脸色时,恐怖就不再只是枪决和监狱,嵌入到了每个人的脑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