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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存知己，天涯有笔邻。
郭德纲被“砸郭”了，他在演出中使用了电影《铁道游击队》的经典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结果有“革命群众”认为其改编、使用方式存在“政治”问题，背地举报，相关部门严阵以待，就此立案。
这不得不让人想起六十年前的文革年代。那个年代，令人恐惧的不是没有道理，而是任何一句话都可以被制造出道理；可怕的不是有人犯错，而是有人举国上下发动群众去寻找“犯错的人”。
《铁道游击队》的遭遇，是其中最讽刺的一幕。这部小说由刘知侠创作，以抗日战争时期山东鲁南铁道游击队为基础。鲁南铁道大队，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临城、枣庄一带铁路沿线的抗日武装，成员包括铁路工人、矿工等普通民众。他们破坏日军运输线、夺取武器、传递情报，并依靠当地群众开展敌后斗争。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又把它搬上银幕。导演赵明，编剧刘知侠，主演曹会渠、秦怡、冯喆等。影片讲的是抗日英雄，歌颂的是抗战精神，表现的是人民群众与侵略者斗争。
《铁道游击队》最著名的插曲，就是《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开头几句歌词几乎人人都会唱：“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这首歌本来写的是抗战时期铁道游击队的生活与战斗，歌曲本身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色彩。
可是到了文革，这几句话居然出了问题。为什么？因为当时全国正在高唱“东方红，太阳升”。毛泽东被比作“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你这里怎么太阳往西边落？“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是不是别有用心？是不是在影射伟大领袖？是不是在诅咒伟大领袖？是不是反革命？
到了“文化大革命”，这部作品从“革命文艺”变成了“大毒草”。1966年5月，《铁道游击队》电影成为首批遭到点名批判的影片之一。刘知侠被扣上各种帽子，受到批斗、关押和殴打。曾经有一次，他从三楼用床单结成绳索逃脱，躲到“芳林嫂”原型之一刘桂清家中避难。
电影《铁道游击队》的主要演员同样受到冲击。其中扮演李正的冯喆，在文革期间长期遭到批斗、关押和迫害，最终于1969年自杀，年仅48岁。
今天，有人因为郭德纲使用《铁道游击队》的歌曲而举报时，让人警惕的并不是举报本身。而是这种“文革”式思维：把文艺作品当成政治忠诚测试题，把艺术表达当成思想审查对象，把自己对作品的理解直接升级成对他人进行政治审判的依据。
举报从维护公共秩序，变成了寻找思想敌人。一句话不顺耳，就举报；一个段子不合口味，就举报；一句歌词可以“影射”，就举报；一部电影可以“解读”，就举报；一个演员说了一句玩笑话，也可以被追问“政治立场”。先假定你有问题，再寻找证据证明你有问题。这正是文革式思维令人恐惧的地方。
《铁道游击队》的故事，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绝佳的历史讽刺。如果一个时代连“什么是正确作品”都可以随意改变，那么今天的政治正确，很可能就是明天的政治笑话。艺术不是政治标语，相声不是政治宣誓，郭德纲说得好不好，低俗不低俗，讽刺有没有越界，是否违反法律，可以讨论。但不要动不动就把艺术争议升级成政治审判，更不要把“举报”变成一场全民《抓特务》的荒唐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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