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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存知己，天涯有笔邻
在人类思想的复杂版图上，立场的左右之分，是永恒存在的矛盾之一。而在当代华人圈，政治、文化和社会议题的分歧尤为明显。我们以五大争议问题为切入点，剖析华人左派与右派的对立。
第一争议：对美国的态度与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认知
左派普遍表现出对美国的强烈反感，“逢美必反”是显著特征。他们将美国视为“帝国主义”的化身，认定其压制中国发展，将所有国际纷争归结为美国的阴谋。这种思维源于长期接受政府宣传，忽略了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影响。
例如，左派将中共描述为“大救星”，认为其领导了中国的崛起，淡化中共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中的巨大过失，美化其为“必要的历史代价”，否认改革开放的功绩。思维狭隘，否定民主制度与普世价值，譬如，视若无睹台湾的“体制改革”榜样——台湾的民主化不仅没有导致混乱，反而让社会更加透明、公正和发达。
相比之下，右派更加清醒。他们承认美国的政策会有双重标准，但也能够客观看待美国的贡献，比如在科技、文化和国际规则的构建上。同时，右派更倾向于批判性地看待中共历史，拒绝单一的“成功叙事”，主张通过制度改革，让中国更加开放与进步。
第二争议：对中医的盲目崇拜与科学理性的冲突
左派对中医抱有极高的敬畏，将其描述为中华文化的“瑰宝”，神化中医为“包治百病”的万能工具。然而，当真正面临严重疾病时，他们却更倾向于选择西医。言行不一，是左派在中医问题上的典型表现。
这种“文化自恋”掩盖了中医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缺乏足够的临床实证支持，药物成分不明和剂量不确定等。左派的立场将批评中医等同于不爱国，导致理性讨论变得极为困难。
右派则强调科学理性。他们并不全盘否定中医，而是主张将其置于科学验证之下，区分有效与无效的治疗方法。对右派来说，文化的传承应服务于社会进步，而非成为盲目崇拜的对象。
第三争议：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
左派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充斥武力至上的思维。他们主张不惜代价地以军事手段“统一”台湾，无视台湾人民的意愿及国际社会的复杂局势。左派视台湾为“家产”，台湾人民为“家奴”，这种强权思想，反映出其对现代民主价值的漠视和人性的冷漠。
相比之下，右派更倾向于和平解决问题，主张通过增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逐步构建信任。他们认为，武力统一，不仅会对两岸造成巨大的经济和人道主义灾难，还会引发国际社会的全面对抗，得不偿失。右派的观点更加务实，也更符合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和平发展的潮流。
第四争议：俄乌战争的立场对比
左派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展现出惊人的“选择性遗忘”。他们一方面强调中国抗日战争抵抗侵略的正义性，另一方面却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甚至为俄方侵略行为辩护。他们的逻辑是：“乌克兰是西方的棋子”，完全忽略乌克兰人民捍卫主权的正义性，以及俄罗斯作为侵略者的事实。
右派的态度则明确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完整。他们从历史的角度，指出俄罗斯对中国的多次侵略行为，如沙俄时期的大量领土掠夺和对华人的大屠杀，提醒人们不要被当下的短期利益所迷惑。右派认为，中国应该站在国际公义的一方，支持所有主权国家抵御外来侵略，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为自身争取更广泛的国际支持。
第五争议：对以色列与中东问题的偏见
左派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表现为“反美必反以”。他们无视哈马斯等恐怖组织对平民的屠杀，将以色列的反击描绘成“不人道”。这种“一边倒”的态度，不仅忽视了以色列的安全诉求，也无视因果和事实，极其偏颇。
右派的立场则更加理性。他们承认以色列在反击中，可能造成平民伤亡，但也强调恐怖主义对区域安全的威胁，理解以色列的愤怒和报复，但主张通过推动和平谈判解决冲突，而不是采取盲目的站队行为。
立场的明确并不等于非理性或极端化。华人中的左派因其偏执与缺乏逻辑，陷入自相矛盾的泥潭；而右派则因其理性与多维思考，能够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与社会议题中找到平衡点。我们可以不极端，但立场要鲜明，要有基本的道义。一个社会需要多元的声音，但前提是这些声音基于事实与逻辑，而非偏见与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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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说的非常准确！
这是一种匪夷所思的“舆论一律”长年洗脑下的不自然结果。是一种非常没有常识和逻辑的集体异常。
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其民众无论受教育程度如何，至少知道什么是屎，什么是饭；
而“成长背景为中国大陆的华人”却连这个都弄不清楚。这是异常人与正常人最大的不同。
看一个人在这五件事上的看法与态度，便大体可知这人对世上事物的认知，简单讲就是可知其三观。
这几年来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粗略的统计，至少自己周围的中国人里，这样的有七、八成以上。
我不用“左右”看人看事，因为总觉得很难有被讨论双方共同认可的定义。
因国籍、人种、肤色、国家地域历史、社会体制等等的不同，我几乎就没有看到过能够被大致公认的“左右光谱”。
我觉得您说的在这五件事上的“左派”，若将其与“右派”等量齐观的话，是有些侮辱了“右派”。
我甚至都觉得您是在夸这些“左派”了呢。呵呵。
我一直把这样的“左派”看作是“异常派”，与之相对的“右派”是“正常派”。
我的依据简单讲就两个：常识、逻辑。“异常派”的思维缺乏常识，逻辑上几乎都无法自洽。
借用陈丹青的一个说法：很多事情都是常识，象分辩食物与屎一样容易。
但却有人很认真的在讨论是该吃屎还是该吃饭。
一般来说中国出来的华人的词感，左派多少有点褒义，右派多少有点贬义。这是因为共产党教育多年的结果。共产党都是以左派自居，所以左自然是好的，右自然是坏的。哪怕从大跃进到文革搞的一塌糊涂，也是极左路线的问题，不是左的问题。而对右派的平反，也是摘帽，说具体人不是右派不是坏人了。而不是说右派才是好人。这个基本格调在美国民主党也是一脉相承。
那么左和右到底代表了什么呢？凭什么判定左和右哪个是好，哪个是坏呢？其实在历史的不同阶段，不同的国家社会范围，左和右是经常变幻的，互换的。当然也有一些核心的东西是不变的。
在专制政体和民主政体的选择上，左派明显的是希望走专制政体的道路，而右派则更倾向于走民主政体的道路。当然有人会说，明明也有很多右派独裁者吗，比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希特勒。然而实际上希特勒是一个左派。纳粹和苏维埃，希特勒和斯大林，有多大区别？如果希特勒是右派，罗斯福就是右右派，丘吉尔更是右右右派。而英美的政体和德苏的政体的对比就更没边了。说希特勒是极右，斯大林是极左，罗斯福丘吉尔在中间，这不是纯粹搞笑吗？所以，给希特勒等独裁者带上右派帽子，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是右派，而是因为他们是坏人，而右派是顶坏帽子。如果事实上承认他们其实都是左派，岂不是把左派的帽子玷污了。让戴着左派帽子的人士们情何以堪？
所以或许不是去摘清到底左右代表了什么，而是反过来定义，凡是搞独裁搞专制搞大政府的就是不同程度的左，而搞民主搞自由搞小政府的就是不同程度的右。
下一个看点就是，左是不是意味着革命，改变，右是不是意味着传统，保守？还真不好说。左派在在野的时候，往往是比较激进革命，要打破旧世界的。而左派一旦上台以后，却又往往是更加保守的，反动的反对变革专制独裁的。而共同之处就是左派不论在野还是在朝，都是倾向于暴力解决问题的，而不是通过自由辩论民主选举来解决问题的。这也就是右派在残酷斗争中如果没有掌握压倒性的资源，往往都是失败。但是长期而言往往右派是笑到最后的。这是因为左派其实是集革命和顽固于一身，总之就是一副顺昌逆亡的嘴脸。而右派反而是渐进改良分子，不会造成激烈的震荡和反复。
所以，革命的一定是左派，保守的也一定是左派，或者说激进极端的是左派，温和折中的是右派。
而左右斗争的表象关键这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来无非两大方面，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然而说到底还是阶级矛盾。因为道理很简单，没有阶级矛盾就没有民族矛盾，没有民族矛盾照样有阶级矛盾。
阶级矛盾可以说是团体内部矛盾。人类是社会性动物，必然需要分工合作，必然产生各种社会团体，团体结构必然产生阶级。而人类社会发展或者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就是私有制，或者说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的剩余价值的分配方式的必需，必然是依赖于阶级的，也必然导致阶级矛盾。
而民族矛盾其实就是一种比较大规模团体之间的团体外部矛盾而已。对于这种横向的网状的外部矛盾，根本就不可能定义谁是左谁是右。左和右只能定义一维关系，无法定义多维关系。说欧洲殖民非洲的是右派，非洲难民欧洲的是左派，哪亚洲移民又算哪派？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只有在小团体（民族）以某种方式并入某个大团体（国家）后，这个小团体整体上大体上被压到某个阶级，阶级矛盾才会通过民族矛盾种族矛盾来表现出来。而实际上在所谓单一民族的国家，如果是类似的阶级划分，同样的阶级矛盾一样不可避免。也只有在阶级矛盾中，才可能定义左右。
理论上来说，左是要代表被压迫阶级，弱势群体的。右是要代表压迫阶级，强势群体的。但是这个概念同样存在着严重的误导性。
早期左派的确代表了被剥削阶级反抗剥削阶级。以至于早期左派是反对拿民族种族说事的。因为只有帝国主义，或者说各国各族的上层才强调民族国家，忽悠中下层来为上层的利益撕杀。早期左派强调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然而左派当政以后，却实际上更加变本加厉地剥削工农等劳动者。反而是右派当政的逐步给予工农等劳动者更多的权益。而这个巨大反差，最终导致了左派政体的全面崩盘。
所以，左派也不一定代表被剥削阶级的利益，也可以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或者说左派在野的时候更倾向于引领利用被剥削者来搞革命，夺取政权。反之，左派大权在握以后，则更容易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来搞专制，维稳消音，固步自封，不求进取。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左的定义是很难的，多变的。而右的定义则比较容易，单一。右的定义的混淆来自于左的定义的混淆，即左在一些情形下的言行被错误地戴上了右的帽子。
如果尽量以最简明扼要的方式来定义左右的话，左就是机会主义，右就是坚持原则。或者说比较有底线的人往往偏右，比较急功近利不择手段的人基本偏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