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自序——我的写作之路

《破冰》自序

——我的写作之路

文/马青

中共国诗人被打弯脊梁，是和中共国知识分子被打弯脊梁同步的。中共国知识分子，从满怀民主幻想到延安参加“革命”第一天起，就是被整肃和“抢救”的对象，就一路看眼色，一路献媚、撒娇、侍寝，从被揪耳朵、扇耳光，到被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观望政治风向、站队、自我审查、自我改造，成了知识分子的终身作业。政治正确，是知识分子终其一生的紧箍咒。

拜儒家文化所赐，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精神脱钙，中共国知识分子都患有先天软骨病。在此基础病上，面对嗜血成性的镰刀锤头，下跪顺理成章。
延安整风时，知识分子被打弯的脊梁，到了1949年中共建政后，被各大御用协会和各大花瓶民主党派再次打弯。继而，1957年的“反右”，把所有知识分子的脊梁完全打残。1989年的北京大屠杀，更是把知识分子的脊梁彻底打断。8964时，央视新闻主播杜宪身穿黑衣、语速缓慢地播报北京戒严消息，如此微弱的反抗，竟也成为国人交口称的傲骨。由此可见，真正的傲骨在中共国何其稀有和罕见。

党国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一直是，收买+利用+清洗+整肃+恐吓+抛弃。历次政治运动，给知识分子的教训是，做逍遥派，或者，墙头草。做不成逍遥派或墙头草者，宁左勿右。从上上个世纪，直到今天，即便是走在最前列的知识分子，也一直在晚清“公车上书”水平上原地踏步，一直跪求自由。

1957年上半年，成都诗人流沙河（原名余勋坦）在毛的“双百方针”感召下，在火车上，写就咏物诗《草木篇》。现在来看《草木篇》，温柔得像对政治雾霾叹了一口气。但四川省委宣传部有位领导说，《草木篇》就是《野百合花》。红太阳一世说，《草木篇》是“政治思想问题”。一共三百五十个字的《草木篇》到底写了啥？请看，其中一首，《藤》：“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

如果以审查《草木篇》的政治眼光来看我的诗，我的每首诗都有“政治思想问题”。我妈说，要是在“文革”，我早就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了。此话不假。

《草木篇》，无关质疑、揭露，更谈不上怒吼，但诗人流沙河还是因为这组讽喻短诗，戴上“大右派”的帽子，成为政治棋子和政治祭品，过了整整二十一年的屈辱人生。这里所说的二十一年，是指他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被“平反”的1978年。1978年后，就不屈辱了吗？其实，还是屈辱，还是享受顺奸。充其量，在顺奸的同时，遮掩嘴角，小声嘀咕。

一个“打”字，把权力的至高无上说得淋漓尽致。给你五十五万人一个耳光，让你顶着“右派”帽子受辱整整二十一年！二十一年后，照样端它的碗，看它的脸色说话！二十一年后，还要插着“五七老人”的标签，跪求它给子虚乌有的东西“平反”，望眼欲穿地等待国家赔偿。

《野百合花》，马列著作翻译家王实味在1942年写的的一篇杂文。在这篇杂文里，秉持“暴露阴暗面”文学创作观的王实味揭露延安特权制度，说延安“食分三等，衣分五色”。《野百合花》出笼之前，“鲁艺”和“文抗”两个文学阵营就“歌功颂德”和“暴露阴暗面”打得不可开交。最后，“伟人毛”出面，以“文艺圣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歌功颂德”和“暴露阴暗面”这场笔仗打总结。自此，党文化形成，文艺一路为党服务。在党国一体、一党专政下，所谓“文艺为政治服务”，其实就是文艺为“伟光正”服务。而知识分子学毛魔的讲话，一学就学到今天。学还不说，还被文联和作协组织起来抄写这一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圣旨。

1949年建政时，诗人曾经激动得发抖。后来，被打翻在地，并被踩上亿万只脚的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胡风，以一篇《时间开始了》跪吻后来以“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名把他打进十八层地狱的“伟大领袖”。胡风在这首诗里欢呼：

“跨过了这肃穆的一刹那
时间！时间！
你一跃地站了起来！
毛泽东，他向世界发出了声音
毛泽东，他向时间发出了命令
‘进军！’”

诗人眼里的“人民领袖”开启时间之门，“一跃地站了起来”，诗人和全体跪民一起，认真并习惯性跪舔。诗人在造神运动中，扮演了排头兵的角色。

诗歌，除了成为愚民工具，还成为催眠剂。海子练气功后，出现幻听，实在太过痛苦，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这之后，海子的诗歌被广为人知，他于1989年自杀前写下的那句“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更是家喻户晓。

暴政铁蹄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和黑暗和解。以一句诗情画意的诗句统一全国愚民的思想，诗歌做到了。不仅一段时间做到了，而且绵延三十六年。

1968年，面对全体国民同时疯魔的第一次造神运动和文革内战，诗人食指息事宁人地说“相信未来”。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其“相信未来”的升级版。

经历过八十年代诗歌高潮后，诗歌以“纯诗”、“废话诗”和“下半身诗歌”、“无噪音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去谎言”自称。诗歌，要不，就玩朦胧，要不就玩，我是器官我怕谁？我说废话我怕谁？！要不，就捣鼓远离烟火味的知识分子写作。“去谎言”，看似高大上，但只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说全”的另外一种说法。从九十年代开始，诗歌成为诗人炫耀自己诗人身份的华美的外衣，诗歌躲进诗人圈，供诗人自我陶醉、互相吹捧。诗歌，只是在诗集签售现场供人膜拜一时半会儿的塑料花。

不过，在认真下跪的诗人中间，在一路歌功颂德的“当代杰出诗人”郭小川、郭沫若、艾青等人背后，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有骨头的诗人。比如，诗人黄翔、张建红（又名“力虹”）、廖亦武、王藏。不过，这几位硬骨头诗人无一例外地受到政治迫害，黄翔和廖亦武流亡海外，王藏获刑四年，张建红被迫害致死。

诗歌，给人的感觉总是矫揉造作晦涩难懂。其实，诗歌并非是飘在天上、不接地气的阳春白雪。诗歌就是我们身边的下岗工人、留守儿童、啃老族、农民工、金融难民、疫苗难民、光棍族、失业大学生、全职儿女，就是每个城市疯长的水泥森林，就是雾霾和地沟油，就是带血的GDP，就是权贵手里肮脏的资本，就是既挣扎在生存线上又拥护暴政的沉默的羔羊。诗歌，是从柴米油盐酱醋茶中滚出的反射大千世界的水珠。诗歌，是长篇叙事的恢弘乐章，又是反思社会和体制、穿刺人性、对话历史和未来的哲学思辨。

我是读《诗经》、唐诗、宋词，以及，戴望舒的《雨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郭沫若的《女神》等新诗长大的。新诗以其形象感、意象美和重叠歌咏的音律美给我以早期诗歌启蒙。年龄稍长，我开始读歌德、普希金、莱蒙托夫、泰戈尔、拜伦、雪莱、勃朗宁夫人的诗。

我从2006年开始写诗。刚开始写诗时，我喜欢的诗人有尹丽川、叶三、衣米一等人。几乎在写诗的同时，我开始接触聂鲁达、里尔克、策兰、艾略特等外国诗人的诗歌。简洁、洗练，是我喜欢的诗歌风格。

在我眼里，写诗，就像说话。比如，你说：“小米，可不可以让我叫你一声亲爱的，这样，我的心里好受一些。”这段话，就是诗。有人物，有情节，有韵律感。但是，如果仅仅写上面几句，没有深度和广度。也许，你会继续写下去。你写到——“小米，你说，我为啥会爱上你？是因为你的眼睛，你的声音，还是，你面对一路跟踪你的眼睛时的那份洒脱？”

写到这里时，小米已经是“这一个”小米了。现在，关于小米，读者突然有了好奇心。你再接着写下去：“小米，你决意要推翻的那座高墙，是我正在修补的那座墙，你挥刀砍杀的鲨鱼是我和我的父辈一路紧跟的‘伟光正’。想到这里，我的体温稍稍冷却了一些。但是，只要一看见你笑，我就想变着法子地叫你。”

诗歌，就是这样一路写下去的，像说话一样。只不过，有节奏感，有跳跃度，有留白，句子有长有短……

更进一步说，诗歌是有体温、有思想的。比如，余秀华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就有一定的体温和一些闪烁的思想性。在这首诗里，诗人将个体欲望和红朝特色高压维稳结合起来，在政治正确和政治不正确之间走了一次不高不低的高空钢丝，读起来，有画面感，有时间感，但又不踩红线。啥叫红线？“四项基本原则”。更具体地说，是“台湾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香港问题”、“法轮功问题”、“文革问题”、“六四问题”。这几根红线，不仅仅制约诗歌，也制约电影、电视、舞蹈、绘画、摄影、戏剧等其它艺术门类，甚至，制约教育、科研、体育、花瓶民主党派。

诗人，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一直不在现场。诗人走过历次政治运动，走过镇反、土改、抗美援朝运动、经房运动、三反、五反、反右、三年大饥荒、文革、严打、8964、5.12汶川地震、镇压法轮功学员、三年疫情封控，就像走过灰尘，血不热、心不跳、愤怒不燃烧。

诗人，缺一连串指证罪恶的证词。诗人，对不断流血的中国近代史、当代史，以及，被当局斥之为“低端人口”的弱势群体，缺一个拥抱。诗人，必须以诗歌救赎自己。

诗人不在现场，和作家、专家、文人、学者、画家、摄影家、词曲作家、艺术家、电影人、媒体人不在现场，是同步的。新闻封锁、言论控制和报禁下，电视、电影、报纸、网络全是歌功颂德的“光明面”、“正能量”。“伟光正”垄断经济、金融、教育、文化、信仰、政治话语权、民间社会、宗族社会，大搞去政治化和国家恐怖主义，制造全民奔小康和全民共娱假相。在此大背景下，不光主流社会排挤异见和异议人士，连生活圈也排挤独立思考、特立独行的政治反对者。

啥叫“正能量”？给你看底层顺民的苦难，让你在竖向比较中，感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让你在被残酷统治时，咬牙坚持，让吃苦耐劳、含辛茹苦成为惯性，让你把自己的血汗无私奉献给统治者。如果你说出真相，质疑他们的疯狂吸金、不劳而获，甚至，经常叹气，都是“负能量”。娱乐明星包装文化外衣的于丹曾说：“一个人做到内省不疚，何忧何惧，就是用正能量改变社会。”

诗人不在现场的同时，诗人又在现场。这个“在现场”是昧着良心在现场，是以跪舔恶政、暴政，“在现场”。2008年6月6日，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发表《江城子》，以地震遇难者的口吻消解苦难，为变成天灾的人祸开脱，站在累累白骨上向党献媚——“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前四十年，政治运动不断，政治正确首当其冲。实行伪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紧抓的跛脚“改革开放”后，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所谓“摸石头过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共同致富奔小康”、“发展是硬道理”的指挥棒下，丛林法则盛行，一切向钱看，所谓“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有钱就是成功。八九学运后，意识形态快速左转，经济右转，在党操控的媒体业、娱乐业、旅游餐饮业的合力炒作下，拜金主义、娱乐主义、简单主义、快乐主义、现实主义、消费主义霸占并横行中共国，政治正确和闷声发大财成为所有人的处事原则。曾经反映“阴暗面”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躲进历史的垃圾堆。一度揭露和抨击社会现象的相声、小品、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访谈类电视节目成为昨日黄花。文艺期刊挨个倒闭，国人捧读的书只有财经类、考试类、炒股类、励志类、玄幻类。文学艺术，只能涉及中央有定论的人物和事件。“德艺双馨”，“艺”在后，“德”在前。所谓“德”，就是坚定不移地跟党走，无论是电影演员、相声演员、歌唱家，还是诗人。

在“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文艺为政治服务”、“五不搞”、“七不讲”这几把戒尺下，在“和谐社会”，知识分子抛弃魏晋风度、民国风骨、家国情怀，经年累月地琢磨底线、红线、尺度，一路看风向，被党手里的“学步带”一收一放，做文妓、戏子、爬虫、奴才、忠臣和知识宠物，并且，沦为金钱的奴隶。知名作家贾平凹、阿来、麦家、熊召政和诗人舒婷，甚至直接给郎酒站台，以谄媚得令人心惊的词语跪吻资本。舒婷的笔如何亲吻郎酒？请听：“郎是中国郎，酒是中国酒，神采飞扬走天下，郎酒美名传五洲”。
 
听党的话，和党一条心，吃党的饭不砸党的锅，一直是中共国知识分子的金科玉律。知识分子一边向党交心、认罪，一边以柳条腰蹦跶在党的手板心上，不越雷池一步。为了躲过各种致人死地的高帽子，知识分子以奉旨文学、奉旨戏剧、奉旨电影、奉旨绘画、奉旨科研、奉旨投资向党表忠心。八九学运前，知识分子顺着八十年代思潮的余温，幻想和党对话，梦想顶层设计、党内修补。结果，党指挥的野战军坦克碾向跪求对话的青年学生和平民。这场血洗直接打断了知识分子一再被打弯的脊梁后，知识分子连跪求都不跪求了，直接在理性主义的大旗下，告别革命，呼唤渐进改良、优雅革命、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合作。革命，被妖魔化成“打砸抢烧”的暴力革命。而紧接着八九学运，柏林墙倒塌，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颜色革命，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茉莉花革命，相继发生，民主之花在苏东波和北非依次开放。主流学者、专家、宪政专家们，绕过一党专政这个门槛，高唱“宪政民主”、“依法治国”和“和平转型”的高调。尺度把握得好的人，以不触犯龙颜的有限批判摘桃。
当然，在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一元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和文艺为党服务的淫威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在现场的同时，也有那么“一小撮”反骨在现场。比如，“坦克人”王维林等等。

争取民主自由、打破一党专政、组建联合政府，是“伟光正”打天下的旗帜，也是其半个多世纪前，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高举这面旗帜，它把工人、农民、资本家、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忽悠在自己周围。坚持“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立场，号召“各界朋友们亲密地携起手来，共同为反内战、争民主，坚持到底！”的爱国诗人闻一多和其他上千万同胞都丧命于这面大旗。但一旦盗国成功，争取民主自由就成了颠覆国家政权罪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常常，我身边的亲朋好友，甚至，我的母亲，都用这两个罪名提醒我、敲打我。持有质疑精神、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一直走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条路上，从王实味开始。虽然，王实味不过是给党提意见的忠臣。说简单点，他不过是只啄木鸟，给他栖息的大树治病。

从古至今，中国知识分子都把自己定位于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的谋士地位，一切心思都是为了巩固皇权专制。从古代士大夫，到当代知识分子，莫不如此。即便是中国民主教父级人物魏京生，在七十年代末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生态现代化，也还是尾随于中共的“四个现代化”之后。显然，他首先认可从未注册登记的非法政权，然后，寄希望于党内修补。中国知识分子中，带有一点自由主义气息的刘宾雁，不过是以“第二种忠诚”——掏心掏肺地批评党——向党表忠心。即使忠心耿耿，也无法如他所愿的叶落归根。2005年，刘宾雁在国外病逝，2010年才获准回国安葬。

面对血流成河的中国当代史，面对这个虚假繁荣的、生无可恋的时代，知识分子应不应该发声？诗人应不应该发声？这是我要回答的问题。

2006年，我开始写情绪诗。2009年初，我转而涉猎公共题材。转向同时，想仰天长啸而不敢，于是，仰天嘀咕。在嘀咕同时，做有关民主自由的白日梦。2009年年末，我开始关注现实中国和历史中国，写作方向包括底层民众和人权问题。

自古以来，抚摸历史伤痛，碰触尚未定论的当代史，都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司马迁著《史记》，受宫刑。刘宜良，笔名江南，《蒋经国传》作者，1984年10月15日，被暗杀身亡。张纯如，1997年12月，出版《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2004年11月9日，开枪结束了自己36岁的生命。异见作家廖梦笙的独生子廖梦君，在学校上学期间，被活活打死。2012年9月，曝光“三鹿”毒奶粉记者简光洲离职。2012年11月，“中国乳业打假第一人”蒋卫锁遇袭身亡。用诗歌反映公共事件，翻拍“伟光正”走过的沿路足印，写中国人精神史诗，自然是党国死敌。从2009年至今，我的家人和朋友一直因为我写反诗而提心吊胆。我写诗的过程，是他们恐惧和揪心的过程，也是我持续不断地被规劝、提醒、恐吓的过程。这一路上，我的粉丝，对我说得最多的两个字，就是“保重”，我对我家人和我的粉丝的歉疚，用言语难以表达。

2014年，有个圈友给我发来一个他录的音频文件，他恶狠狠地说：“你个装逼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家伙！异见诗人？还民间独立？还自由作家？写反诗啊你？！抹黑中国？！反了你了！你还是不是中国人？你他妈的几儿吃多了！揭秘真实中国？带路党啊你？！外国好得很哇？那你在中国干啥子？替天行道？指点江山？蚂蚁撼树！都几十岁的人了，哪儿有绝对的公平？！搏眼球啊你？！马青，我干你妈的X哦我！非暴力懂不懂？不怕喝茶？老子哪天把你拉去坐牢！看你还狂妄不狂妄！偏激不偏激反动不反动！”

2012年，我把我的一组短诗给我爸看，我爸看完后，叫我去投稿，他说，投了稿，才晓得别个需要啥子样子的稿件。我晓得我的写作方向，更晓得主流诗刊不可能刊登我的诗。歪曲自己，取悦党的文化阵地，我不干。不过，作为社会调查，我还是把我的一些诗歌投给了某些诗歌期刊和出版社，当然，没有回音。2014年，我告诉我父亲，我在写中国人精神史诗，我爸祝我心想事成。但是，我爸叫我把我的诗拿给他看时，我再次对他隐藏了我的锋芒，我选了一组没啥敏感度的诗给我他看。看完后，我爸对我妈说：“这种写法，没问题！完全没问题！”

对于写法，我的很多网友和朋友，对我提过建议。有的说，放低尖锐度，你的诗还是有市场。有的说，做馅饼，别做飞刀。

我，既做馅饼，也做飞刀。

我写诗的过程，是从记录者、局外人，走进民运圈的过程，也是和“五毛”、“自干五”短兵相接、唇枪舌战的过程。这个过程，更是追求民主自由的准公民和甘愿被奴役的共产奴隶的交锋。所幸，我记录下了某些对话。将来，我会把这些对话整理出来，到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回味我们一同走过的艰辛之路。

从2011年开始，我的新浪博客、新浪微博、网易博客不断被封。2016年，我开始在“简书”上开博客，但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封。2017年，我的QQ号被永久冻结，我的QQ群被封八个。我的微信，也一再被封。2017年，我开始在“博客中国”上发我的诗歌和随笔，但十有八九被秒删。我在QQ群和微信群里发诗，也总是被群主踢出群。给《中国诗人论坛》投稿，一旦有敏感词，就无法刊载。另外，因为“不当言论”，被分管我的派出所民警叫到派出所“喝茶”，并被迫删除帖子，更是家常便饭。常常，有人问我，在哪儿可以看到我写的诗，我只有苦笑。

在我的成长道路上，王姐、我大表哥和我的精神导师对我影响巨大。他们都是自由主义者，都期待现政权解体。但我一路写下去的同时，他们无一例外地开始担心我、阻止我。他们知道这个流氓政权的邪恶程度，怕我走上思想犯林昭、张志新、遇罗锦、冯元春、李九莲、钟海源走过的刀山火海。林昭被逼疯，被枪杀；张志新在监狱里被强奸，临刑前，被割开喉管，因为极度痛苦而咬断自己的舌头。遇罗克被枪杀。冯元春被锄头狂砍后，再被枪杀。李九莲，被暴尸荒野。钟海源，被活体取肾。这些画面，随时闪回在中国知识分子眼前，也随时成为我的亲朋好友劝诫我的永远的素材。

林昭、张志新、遇罗克、冯元春、李九莲、钟海源的遭遇不可谓不惨，但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马列原教旨主义者。在他们眼里，共产主义事业崇高无比，共产主义理想一定会实现，只不过，“伟光正”中途变修。中共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之路由中共国知识分子的鲜血铺就，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1978年末，红朝第二代领袖、“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提出“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对毛的功过“三七开”、对“改革开放”“不争论”。1979年，又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这四条谕旨之下，所有历史问题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历史伤口在这四条谕旨下流血、化脓、生蛆。知识分子成为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的旁观者，各种反人性、反人类、反文明的国家经济政策、文化方针都在知识分子的参与下，出笼。

知识分子不在现场的同时，变成天灾的人祸不断发生，比如，唐山大地震、5.12汶川大地震、北京7.21特大暴雨事件、天津港8.12特大火灾事故、郑州7.20特大暴雨事件。另外，镇压法轮功、逼迫基督教家庭教会、强制做核酸运动、强打疫苗运动、封城运动等等人权迫害事件相继发声。可以想象，只要在野党缺失，言论和新闻就会被钳制，闭眼打勾选举就会继续，知识分子和民间团体就注定不在现场，变成天灾的人祸就会接连不断地发生。

中共国知识分子，自延安整风开始，各有路数。路数不同，结局当然不同，有的飞黄腾达，有的优雅活，有的自杀，有的被处死。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成为明镜，摆在中国知识分子一路前行的路上。

名字前面有一连串“家”的季羡林说：“要说真话，不讲假话；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2007年，说自己“假话全不说”的“国学泰斗”季羡林，写了一首《泰山颂》，其中，最后一句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

《泰山颂》这首跪舔“伟光正”颂词，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如果说，这是假话，有违其人生信条。如果说，是真话，谁信？

和“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的季羡林坐享国学泰斗桂冠比起来，自由作家、独立评论人戴晴的结局完全是两外一个方向，尽管，她是叶剑英的养女。八九学运后，戴晴因支持不同政见者，在同年7月14日被捕，并被关押于秦城监狱。次年1月21日，她被释放后，又被监视居住了三个月。这，就是反党的下场。

从小，我就被我妈灌输政见。我三岁左右，和我妈有张合影。那张照片上，我站着，我妈蹲着，我妈手里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我很不耐烦地看着我妈让我看的那本书。毛时代那阵，是极权主义时代，中共运转机制良好，浑身肌肉杠杠的，可以指挥国民向左走、向右行。眼下，到了后极权主义时代末期，利维坦浑身螺丝钉脱落，虽然，党的意志仍然通过各级宣传部门、各种政策方针和红头文件下达基层，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各级政府组织、各个单位、各级党组织对人的控制力大大削弱。这种情况下，顺民们的自我教育、自我监控、自我审查，以及，对家人的各种规劝，成为利维坦僵而不倒的不二法门。从我2009年开始写中国人精神史诗至今，我妈随时对我说的话就是：“妈妈都八十好几的人了，经不得折腾了。要是你进去了，我只有死路一条！”中国式思想控制中，家长和社会利用忠孝文化对孩子的思想操控和亲情绑架，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妈总是叫我别造谣、别信谣、别传谣，说现在不开玩笑，说被抓就被抓。似乎，只要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就能过好自己的日子了。

2016年，我三姨妈的孩子听了考拉电台上的“马青读诗”，转身告诉我的二姨妈，我二姨妈惊恐万分地告诉我姐。不幸，我妈在一旁听见。我妈立马发作，痛哭流涕，说“不活了！没意思！这日子没法过了！”我相信，我妈经常暗自落泪。这次发作，只不过是无数次暗自落泪后，情绪的总爆发。我姐压力太大，转身告诉我大表哥。我大表哥转告我，我说，让我不写诗，做不到。

“百善孝为先”，是中国人一再背诵的金科玉律。有了这条雷打不动的生存哲学，国人可以弃自己的“三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不顾，转而孝顺父母。父母是自干五或党粉，自己就附和其脑残言论。父母抵制普世价值观，自己也以“百善孝为先”为由，抵制普世价值观。

我写作的过程，也是我自我教育、自我监控、自我审查，甚至，是自我逮捕、自我判刑的过程。我四次患被迫害妄想症，其中一次，仅仅因为我认识某个论坛的右派大佬，仅仅因为我写暴露阴暗面的反诗。这两点，在当时的我看来，都是“伟光正”难以容忍的，我变成“伟光正”的替身，对我施以训诫和惩罚。

2006年，我在凯迪社区的“原创基地”和“猫眼看人”玩，贴一些我刚开始写诗时的口水诗和心情散文，顺带，和那上面的文青互动。当时，我用的笔名是寒泉。很多网友说我冷，我自己也感觉我冷，并且，因为自己的冷而自己谴责自己。那段时间，我的前夫因为资金链断裂随时玩消失，我无法不冷。某天，我突然感觉我被网络攻击，我赶忙打开我在原创基地的博客，一刻不停地删。

2007年，我已经到PICC（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银保部工作，在去银行网点的路上，用手机写短诗。同时，写一本有关恋爱过程的日记。有天，银保部经理说，保监会要来检查工作，把各人私自印的宣传资料收进各人的柜子。这之前，我去工行四川分行东大支行东风路分理处做银保销售维护，一个客户告诉我，他是退伍军人，曾经参加“打倒‘四人帮’”的行动，说这话时，他用手比了一个开枪的动作，并抵住我的太阳穴。联想到这件事，我的头顿时变大，那本日记里的东西全是“负面情绪”，如果被查出来，咋办？会不会带来杀身之祸？我三下五除二，把那本日记撕了个粉碎。撕掉这本日记之前，我把它交给我的一位高中同学，我知道他工作的地方有复印机，我希望他能把我那本日记复印下来。当然，我没有说出口。这本日记里有很多诗歌，如果留下来，是本精彩的日记体小说，可惜了。

2011年左右，我写《嘿嘿，不抱怨》、《谁的天下等着谁的怀抱》等短诗时，我甚至害怕把我的诗歌手抄本放在我父母家里。我把四本笔记本插在我的裤腰上，和我父母一起散步，以免被人搜到后拿去举报。当时，我在PICC四川分公司银保部上班，我买了个超大提包，记录我的原创诗歌的我的四本诗歌手抄本天天被我装在包里，随我东南西北地满城跑。

2012年年底，我开始写诗歌《东郊记忆》，里面有对工人下岗、国企改制的批判。这段时间，我的诗歌开始给未下结论的国家领导人画像，并且，对红太阳一世有所刻画和质疑。这次，我再度患被迫害妄想症。我感觉有人故意在我住所楼上和楼梯上制造杂音，于是，我每天下班后（此时，我就职于华夏人寿四川分公司银保部），坐一个多小时的花样年小区班车去我父母亲那儿睡觉。每天晚上，我妈都要用一个很大的红色洗脚盆给我打洗脚水，我把这个红色洗脚盆看成是对我的警告。我妈经常给我炖鸡、烧红烧肉，我怕我妈给我下毒，无数次地把我妈叫我带回家的菜倒进抽水马桶。我妈思想绝对红，这让我对她心生提防。有次，我爸在铁栏杆守护的阳台外面修了几个台阶，说是为了预防火灾，要在阳台上开个小门。我突然想到，是不是提醒我这样写下去要坐牢？那段时间，我开始看《共产主义黑皮书》、辛灏年的《谁是新中国》、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共产主义运动的血腥残酷和中共的满手血迹让我眉头紧锁，回家，我也无法开心。我唯一能做的可以稍微袒露自己的，是把我写的某些诗歌读给我父亲听，比如，《人民公园》。见我郁郁寡欢的样子，我父亲写了一首诗，诗名《青幺，你叫爸爸妈妈怎么办？》。有次，我爸甚至提议我去看精神病科医生。

2012年左右，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当时，我不敢把我的诗贴上论坛、网站和博客，但我又想传播我的诗。我在手机上写下短诗后，会让那些诗停留在手机上一段时间，大概，五分钟、十分钟左右，然后，我再把这些诗抄在我的本子上，并且，在手机上删掉这些诗。走过沿街口号标语，或者，自由市场之类的特色街景时，我会打开手机视频，但是，不按下录像按键。我当时以为，有人看得见这些诗或“视频”，会把它们抄录下来、收藏下来。

我第一次患被迫害妄想症，是2003年-2004年。当时，我在新浪黄金四十聊天室聊天。那阵，我的前夫因为资金周转问题正在跑路。突然，我觉得我的网友对我进行围攻。于是，我成天以泪洗面。好在，那段时间记的日记没有被我撕毁。后来，我把这段时间的日记命名为《路过昨天的风》。

我们与其说是恐惧党指挥的枪，不如说是恐惧那个在爱国主义教育、愚民教育下长大的、代替“伟光正”监控、跟踪、批判自己的内心深处的那个我。我们与其说是恐惧党指挥的枪，不如说是恐惧我们的异见带给我们家人的伤害。2012年那次患被迫害妄想症，我看见我家楼下的某个写有8424的车牌，不寒而栗。8424，是不是“爸死、儿死”？说实话，我此时相当恐惧，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在恐惧的同时，继续写。

因为转发“八酒六四”酒广告和写反诗，2016年5月28日，我被抓进成都市第一看守所。从2016年6月下旬开始，我从成都市第一看守所出来以后，我的儿子陷入债务危机。我除了用我的工资给我儿子填补漏洞，还一天接三四个小贷公司的催债电话。如果要是以往，我一定会想，我的诗歌触犯天条，我必须住手，才能给我儿以生机。但是，现在，我不这样想了。经过四次被迫害妄想，我早已脱敏，远离了自我认错、自我监视、自我批判、自动站队这条中共国知识分子必走之路。

2012年以前，我在QQ空间贴我的诗，一直用网名。有段时间，我叫“晓不得”，后来，又叫“不在”。某天，我脱下伪装，直接用马青登录，哈，我突然一下不恐惧了！戴着面具说话时，害怕面具被识破，所以，处处小心。撕下面具后，以本来面目示人，反倒站稳脚跟。

站稳脚跟，不再恐惧后，我在一些QQ群贴我的诗。虽然，当时写的诗离点穴尚远，但一旦触到党粉和毛粉痛处，他们就会群起而攻之，说我“偏激”、“心态不好”、然后，把我一脚踢出群。踢就踢呗，踢了再进。这段时间，我跟看陈行之、杨恒均、胡星斗、二可器、李悔之、熊飞骏、张鸣、章立凡、张千帆、李银河、陈丹青、徐贲、贺卫方、艾未未的帖。后来，看到某天，我发现，他们都主张渐进改良时，我就不再看他们的文字了。

2007年左右，我接到法轮功学员电话，里面提到《九评共产党》。我当时那个怕啊，赶忙把电话扔得远远的。后来，我妈也当着我的面接过这种电话，她当时也和我一样，把电话扔得远远的。在扔电话的同时，还对听筒里面的声音骂骂咧咧的。2009年左右，我再次得到“自由门”翻墙软件。说“再次得到”，是因为几年前，某个网友就给过我。第一次得到“自由门”后，我顺利登陆外网。但一看文章标题，我就反感。经过多年的愚民教育的洗脑，看见和自己的“三观”完全抵触的文字，心里很不是滋味。2009年，第二次得到“自由门”后，我足足等了一年左右，才用这款软件登陆外网。这时，我已经知道我在写中国人精神史诗，不得不上外网，查有关资料。这时，我已经从做“发财梦”、“移民梦”变到做一人一张选票梦、人权梦、多党轮流执政梦了。

体制和我们每个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虽然，这个政权从未登记注册过、从未被授权，但是，我们容忍它存在下去。并非加入作恶集团，才是作恶。承认作恶集团，并甘愿受它统治，也是作恶。我的一位网友小天，经常哀叹他的光棍生活，说他行尸走肉、绝望之至。给他看我的文章，他从来都不看，更不会转发。给他翻墙软件，他也不要。后来，我写了一篇《给光棍的公开信》，传到光棍群里，问他看没有，他依然没看。我说，如果少数人是剩男，那是个人问题，如果有三千万剩男，那就不是个人问题了。为啥成为剩男？剩男怎么办？我在那篇公开信里都有分析，可光棍小天不看。为啥不看？因为，他晓得我反动，他觉得，看了这么反动的人写的文章，自己也就反动了，他不能看着自己反动下去。和一个反动之人聊天，是他能够容忍的最大程度的反动。我对他说，我们承认这个政权，就要承担这个政权带来的种种恶果，每个人都跑不脱。中国，这个人间猪圈，由“伟大领袖”和其他“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打下地基，我们共建共享，总有一次心痛，属于自己。

我们总是说，我们是平凡人，我们无能为力。其实，我们在说这句话的同时，我们已经成为暴政的帮凶。平庸之恶协助暴政，让暴政僵而不倒。其实，我们可以有所作为，比如，翻墙、搬砖，扩散揭露和传播真相的文字、图片、视频。这样，我们才能在将来欣慰地说，我曾经努力，做了我应该做、能够做的。

在我妈劝我的过程中，在基督徒等待上帝审判的过程中，雅安芦山地震了，官方公布：200多万人受灾，196人遇难，21人失踪，13484人受伤。天津港爆炸了，官方公布：事故总遇难人数为173人。昆明发生“暴恐案”了，官方公布：31人死亡，141人受伤，其中，40人重伤。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新磨村新村组富贵山山体突发高位垮塌，官方公布：62户、100余人被掩埋。访民徐纯合被佩枪警察一枪毙命了，大学生魏则西被医死了，牙医陈仲伟被砍死了，抓嫖警察卢红奎被电死了，环保专家雷洋被足疗死了，反抗血拆的贾敬龙被执行死刑，泸州太伏镇中学初二学生赵某被跳楼了。第二次造神运动开始了。武汉、上海、成都等地，相继封城了。青少年失踪，越来越多。当然，我妈不认为上述这些和一党专政有关。

既得利益者会说，批判社会和体制的人不阳光。既得利益者，只要自己过得好，不管别人。但即使是既得利益者，即便他们和那些唱红歌、四处穷游的下岗工人、啃老族、负翁、贷款度日族、失业族相比，旅游档次更高，可以把儿女等其他家人移民到西方，但也在吞体制的苦果。比如，癌症井喷、毒空气、毒食品、毒水、货币超发、物价飞涨、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空巢家庭、注射新冠疫苗后遗症……

我们同住一个星球，中共国在“超限战”口号下“崛起”的过程，也是共产主义幽灵借孔子学院等招数重新荼毒西方的过程。拥抱熊猫派带给西方的苦果，西方会慢慢吞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是啥？无产阶级专政这台绞肉机如何运转的？这是我的诗歌面对和揭露的关键之处。反智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大汉族主义、党国主义、国家主义、国家恐怖主义、存在主义、拜金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无神论、进化论、皇权专制思想、大一统中央集权思想、忠孝思想到底是怎样屠戮心灵的？我们在被灌输、受教育的同时，在感恩党、怀念毛时代的同时，在跟随意识形态指挥棒生活、工作、学习、信仰时，丢失了哪些视角和视野？请跟我来，让我们在诗歌的海洋里，找回我们失去的历史回忆和脊梁，找回我们失去的人性、人格、做人的尊严和独立思考能力。     

曾经，我把我的诗给时代文艺出版社的总编看，他说，你这个诗，没法出。确实，从“经济效益”和“政治正确”两个角度看，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个标杆看，我的诗都是出版社难以接受的。特别是，在“国家安全”放在重中之重的今天。我妈说，你的诗，永远不可能出。真的永远不可能出？我不相信。

本书写作之时，QQ号、微信号、QQ群、微信群大面积被封，北京驱赶“低端人口”事件发生。经济萧条下，失业率大幅上升，中共恐惧失去工作的人群上街和它对抗，只有使出这些维稳下下招。

QQ号、微信号被封，QQ群、微信群被封，我们就重新注册、重新建群；雾霾连连，我们就戴口罩。癌症爆发，我们就养生。住院要收门槛费，医疗费太高，生病了，我们就拖、就扛。毒食品遍地，我们就自制面包、自制午餐肉。国家把养老责任推给家庭和子女，我们就搭伴渡过余生。异议人士被“喝茶”、被捕、被因言获罪，我们就闭嘴。我们，税奴、顺民、良民、跪民、忍民，我们把我们和我们子子孙孙都献给绞肉机。其实，有另外一种活法。其实，个人和国家，个人和执政党，民间团体和执政党，教会和执政党，可以是另外一种关系。

曾经彪悍、横扫全球的共产主义红色幽灵正在死去，曾经给小兄弟们提供庇护、号称“不走西方歪路邪路”的大树浓荫正以朽木之身倒下。曾经冰封万里的冰面，正在破冰。钟声在敲响，暗河在奔腾，地火在喷涌，黑夜在苏醒，永动机在停摆，水珠和水珠正拥抱成钱塘江大潮。    

算来，我写诗十一年。十年磨一剑，今天，出剑。

你可能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可能是下岗工人，可能是农民工，可能是退伍军人，可能是机关干部，可能是面临失业或正在失业的大学生，只要识文断字，就能从这些诗里听到自己和山川大地的心跳。当然，如果你的视野足够开阔，你就会从每首诗里，看见更多更远的风景。

谨以此诗集，向争取民主自由的异议人士、民运人士、自由作家和良心犯致敬！

献给深爱我的已经故去的我的父亲马幼明，献给为我操碎心的我的母亲，献给一路鼓励我、陪伴我、支持我的正在走向选票的成都维权圈、民运圈、基督徒圈的朋友们。献给被禁止入境的民运人士、异见作家。献给默默支持我的媒体朋友和画家朋友们。献给中国牡丹花革命。献给一路欣赏我、点赞我的我的粉丝。

拥抱孤独，点燃火苗，汇聚力量，反洗脑。
本书寻求出版和中英文翻译。

2018年6月20日 于四川成都
2025年4月24日 于美国马里兰

我妈教我学语录

我小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