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青博客
凝聚水珠，点燃火苗，反洗脑。
《聊聊我自己》
文/马青
我出生于1965年，那年，中国大陆正在进行为文革铺路的“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化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翻过这一年，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吞吐红色火焰，全国变成红旗、红袖章、红宝书组成的红海洋。
1965年春天，舞剧《白毛女》在第六届“上海之春”上首演，火爆全国。我在我妈羊水里倾听人世时，一准听到过御用文人杜撰的那个名叫喜儿的白毛女唱“北风那个吹”。
1972年，美国抛弃台湾，中美发表中美联合公报，美国总统尼克松陷入“水门事件”丑闻，同年，我走进3508厂子弟校小学一年级一班，正式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有位小学同学回忆，翻开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第一课就是热爱祖国、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这一年的前一年，1971年，“伟大领袖”钦定的接班人林彪被赐死于蒙古温都尔汗。我的整个小学期间，文革进入尾声，但第一次造神运动还在继续中，在“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和“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嚎叫声中，孔家店被砸得稀巴烂，专研业务被贴上“白专道路”标签，全国人民盯着八个样板戏看，动不动就被政审、外调、查户口。虽然，说的是“抓革命，促生产”，但革命和生产并非并列。大人们三天两头地开会学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买啥都凭票、排队，吃饱肚子是头等大事。男男女女都穿灰黑蓝，拥有“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是生活富足的表现。出身工厂、军队令人自豪，出身于工厂的干部家庭，或者，出身军人家庭，更令人自豪。有台湾、香港，或者，国外亲属，是倒了八辈子霉。“黑五类”是贱民，出身于“黑五类”家庭，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贱民。胆子大的家伙传看手抄本《少女之心》、《一双绣花鞋》、《第二次握手》和《金瓶梅》，胆子再大点的抱着电子管收音机收听“敌台”——美国之音。那段时间，大陆和台湾互相空飘、海飘，互相对对方施以宣传攻势，同时，邓丽君红遍香港和东南亚。不过，时间要继续前行十来年，她的歌，《甜蜜蜜》、《海韵》、《千言万语》、《空港》等等才会横扫大陆。当然，作为三好学生、课代表和学习委员，我绝不会看黄色小说，不会听邓丽君那样的“靡靡之音”，更不会收听敌台。当时的我，对毛诗词和毛书法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会儿，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正在柬埔寨血腥屠杀柬埔寨顺民。在他执政的三年多时间里，柬埔寨人口骤减三分之一。当然，当时，我不知道。我妈天天拿回家的《参考消息》上面，每每写到西哈努克亲王、波尔布特、红色高棉，还有，美国入侵越南。《参考消息》上，西哈努克亲王和波尔布特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既然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和波尔布特自然也就是正义的化身、革命的化身。至于说美国，既然是美帝国主义和“纸老虎”，既然入侵越南，当然罪恶滔天，又不堪一击。
小时候，大人们说蒋介石是“蒋该死”，说抗战胜利后，他从峨眉山上下山来摘桃子。说刘文彩是成都大邑县安仁镇的大恶霸、大地主，每天喝人奶，一个人用五六个奶妈。他把冷月英丢进水牢，直到下半身腐烂。2017年，我去刘文彩庄园，找半天水牢没找到，只看见鸦片储存室。问庄园保安，水牢在哪儿，保安说，水牢，是以前的说法。冷月英坐水牢的故事是御用文人编的，水牢自然找不到了。
上小学时，我无数次地坐我妈厂里的军用大卡车去安仁镇参观刘文彩庄园。中国人民解放军3508厂，这几个红彤彤的字照亮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每天早上，我都被厂里播放的军号叫醒，然后，听我妈沿路打着喷嚏去厂食堂买早餐。我妈是这家军需被服厂的妇产科医生，负责全厂两千多女工的计划生育工作，获得过无数次成都市、四川省的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称号。我妈用两只手、一个木制听筒，给女工确诊是否怀孕；给怀孕七个月的女工开可以下流水线的证明；给计划外怀孕的女工做人工流产的思想工作。尽管，我妈工作兢兢业业，怎奈，家庭成分不好，所以，一辈子没被她紧跟的党吸收入党。但是，拿我妈自己的话说，她比布尔什维克还布尔什维克。
我晕车，一路呕吐，但是，为了让我接受忆苦思甜教育和仇恨教育，我妈一次又一次地把戴着红领巾、胸怀全世界、梦想解放台湾的我拎上车。参观刘文彩庄园的结果是，我心里种下了对地主阶级的恨和对共产党的爱。
两岁半，我被我妈送进厂幼儿园。至今，我家还有一张我在幼儿园表演节目时拍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我，缺牙巴，穿着我爸给我做的长至脚踝的圆点粉红连衣裙，我和另外两个双胞胎女同学拿着纸花边唱边跳。唱的啥？《我爱北京天安门》。那次儿童节，除了唱这首歌，我还和另外一个扮演郭建光的小朋友一起唱京剧《沙家浜》选段，我的角色是沙奶奶。
七十年代，看露天坝坝电影是精神大餐，虽然，很多人没座位，只能站着看，甚至，只能站在电影屏幕后面看，而且，翻来覆去都是《红灯记》、《地道战》、《地雷战》、《铁道卫士》、《南征北战》、《闪闪的红星》、《平原游击队》、《英雄儿女》、《金光大道》之类。正式放电影前，必放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的《新闻简报》，这玩意儿是央视新闻联播的前世。放电影时，放一阵就会断片，为啥？一部电影胶片在几个放映点同时放，放完一盒时，下一盒胶片正在路上。只要有谁一喊“片子来了”！立马，全场欢呼雀跃。因为反复放、反复看，儿时的我，记得每部电影结束前的那段音乐和画面，我会准确地在电影结束前两三分钟佯装睡着，然后，由我爸我妈我姐用藤椅将我抬回家。小时候，我是标准的小公主。
“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朝鲜电影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越南电影真枪真炮，中国电影新闻简报。”七十年代的电影，基本就是这段顺口溜概括的样子。一系列以爱国主义为题材的电影反反复复地看下来，再加上，听洗脑歌，看党报党刊、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看CCTV春节文艺晚会、学文件、上政治课，对“伟大光荣正确”就深信不疑了。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我上小学时，除了唱这首歌，还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马列主义大普及，上层建筑红旗飘！”以及，“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学习雷锋好榜样，艰苦朴素永不忘，愿做革命的螺丝钉……”七十年代初，这三首歌红遍中国。
我妈也喜欢唱歌，即使现在，八十七岁了，还时不时地哼歌。我妈哼的歌当然是红歌，比如，《十送红军》、《洪湖水浪打浪》、《在太行山上》、《保卫黄河》、《义勇军进行曲》、《我的祖国》之类。
我妈1953年参军，当了三年兵，在部队医院做助产士。后来，穿着军装、唱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到了成都军需被服厂502厂（后改称为3508厂）。在厂合唱队，我妈认识我爸，并爱上我爸。
我妈既然比党员还党员，到了晚年，自然就成了马列主义老太太。我们家相册里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我站着，我妈下蹲，我妈捧着红宝书指给我看。我斜着眼睛，皱着眉头，看样子，也就四岁不到。我妈从我懂事起，就给我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解放前”白色恐怖，“解放后”，劳动人民翻身作主人。现在，我妈说：“共产主义确实是乌托邦，不可能实现，但改革开放好，穿的、用的、耍的比三十年前不知好了多少倍，好日子还在后头。‘一带一路’更是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你好我好大家好，连美英法学者都给中国点赞。还有，北斗导航好厉害啊！马上，就要推向全世界！”
我妈是资深爱国者，看见卫星发射、奥运会夺冠、“自主创新”、国家超级工程就亢奋。她老人家是我们家的新闻主播，说起国家政策，如数家珍。啥子土地流转、社保异地结算、博士生涨工资、两个一百年战略决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调结构转方式、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精准脱贫、乡村振兴、个税起征点上调，等等。我妈唯一痛恨的是毛魔，说他是大流氓、十恶不赦，奸淫女人，整死无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她对毛屠夫的愤恨，主要来源于她看的《炎黄春秋》。《炎黄春秋》易主之前，我每期必买，周末回家，就带回去给我爸我妈看。我妈时常叹息，再年轻十岁就好了，就可以看到更美好的未来了。我妈常劝我：政府一直在改，你慢慢看，会好起来的！少在网上东说西说，看问题要全面，要辩证地看。秦火火出事，我妈紧张。薛蛮子、翟岩民等上央视认罪，我妈紧张。我妈说，现在言论自由，不像以前，稍不注意，就是现行反革命罪，但还是要注意分寸，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乱说，不要乱转帖，别造谣、信谣、传谣，弄不好，整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笼起。
在我妈劝我的过程中，雅安芦山地震了，官方公布：200多万人受灾，196人遇难，21人失踪，13484人受伤；天津港爆炸了，官方公布：事故总遇难人数为173人；昆明发生“暴恐案”了，官方公布：31人死亡，141人受伤，其中，40人重伤；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新磨村新村组富贵山山体突发高位垮塌，官方公布：62户、100余人被掩埋；访民徐纯合被佩枪警察一枪毙命了；大学生魏则西被医死了；环保专家雷洋被足疗死了；反抗强拆的贾敬龙被执行死刑；泸州太伏镇中学初二学生赵某被跳楼了；习一尊修宪，开启终身制执政模式；香港国安法实施，香港自由港作废；三年新冠疫情，各地疯狂查核酸、查健康码、打疫苗、封城、封小区、封居民门，大数据电子监狱建成；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和群体灭绝；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北京守望教会、贵阳活石教会等家庭教会被逼迫。当然，我妈不认为上述这些和一党专政有关。
我姐和我妈不一样，不老是劝我，对我说了几次“过自己的日子”后，见我我行我素，不可救药，就闭嘴不说了。我儿子从小受爱国主义、反智主义教育，直到二十岁左右，看见阅兵、五星红旗升起、卫星上天，还忍不住地冒泪。在看我发帖的过程中，他总是不由自主地，说我负面情绪多、只看阴暗面。
我在我们家，是“一小撮”。好在，我还有个大表哥，可以推心置腹。
我父亲进入502厂之前，是成都某绸缎铺的学徒工。中共建政，给了他“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我姑爹、姑妈的影响下，他练字、看书，参加工作，当上缝纫工后，也抄抄写写的。慢慢地，他当上工人通讯员，再从工人提干，逐渐成为厂长笔杆子，然后，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做编辑工作，再后来，成为四川文艺出版社副编审。这中间，我父亲写了很多他自鸣得意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唱词、杂文。从“建立新中国”、“抗美援朝”、“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文革”、“打倒四人帮”，到“改革开放”， 我父亲都以笔名“马铁水”一路歌功颂德。因为种种原因，他在厂里未能入党，直到去了出版社后几年，才如愿以偿。并且，成为四川文艺出版社文艺编室党支部书记。我父亲晚年喜欢看《炎黄春秋》，他多次明确表示，赞成多党制。但在赞成多党制的同时，他又写打油诗，喊共产党万岁。
我喜欢文字，和我父亲喜欢舞文弄墨不无关系，我家的书香、墨香、画作慢慢把我送进中文字的王国。小时候，我经常翻看我爸舍不得烧的那些文艺期刊，比如，《人民文学》、《星星》诗刊。上面，有很多我爸标注的“毒草”或黑叉。
读小学时，某天，我的语文老师马老师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在纸上画了两条路，一条直路，一条斜路。马老师咬紧嘴唇，神情严肃地说：“马青，同学们都说你骄傲！这是两条路，你走哪一条！”没想到，后来，我确实走上了一条斜路，不仅斜，还斜得无可救药，直到，和众人反向而行，成为“正常人”眼里的精神病。
我周围很多人都主张渐进改良，但我觉得，渐进改良早就没戏了，1989年，北京大屠杀，追碾平民、学生的党卫军坦克明白无误地宣告渐进改良寿终正寝。我是沉船派，主张推翻中共。终于，在马老师给我预言我将来所走道路几十年后，我彻彻底底地走向邪路（斜路），从共产主义接班人变成共产主义掘墓人。
2014年5月4日，习一尊对他身边激动得跺脚的大学生说：“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我的第一颗扣子扣得端端正正的，热爱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最后，我还是从乖乖女、文艺女青年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者，举起飞刀，甩向我曾经戴着红领巾宣誓热爱的“伟光正”。
我从小就腼腆，见了生人就脸红。我妈我爸可能万万想不到，我会变成钢铁侠，把人生扣子反着扣。更不会想到，我会成为思想犯，双手反剪戴手铐，被派出所片警押回家，叫我儿子在逮捕我的刑事拘留通知书上签字，然后，站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家属院门口，等警方拍照后，押往成都市第一看守所。
我妈对我的担心不无道理，虽然，我从未想过我会因为转发某个帖子犯法。要出事，也出在我自己的文字上，咋可能因为转发呢？问题是，表面上，我还真就因为转发被专政了。
2016年5月27日，我在QQ群里转发了一张酒广告，上面写了“八酒六四”几个字。当天晚上，我下晚班回家，十一点左右，我在家门口掏钥匙进家门时，突然，从楼下窜上来三名成都玉林派出所片警，他们不由分说，将我抓进派出所，对我进行了一整夜的审讯。二十五天后，我从成都市看守所取保候审。罪名是口袋罪：寻衅滋事。和我几乎被同时抓进看守所的“成都酒案”四君子——符海陆、张隽勇、陈兵、罗富誉，被超期羁押两年多，不审不判，目前，还在成都市看守所里受罪。
2006年，我爸被确诊为前列腺癌。然后，做前列腺去势术。接着，服用抗雄性激素药物康士得， PSA（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恢复正常。2012年，我爸的PSA逐渐升高。在PSA升高的过程中，医生叫我爸停用已经产生抗药性的康士得，换成进口药阿比特龙。但服用一个月阿比特龙，需要一万多人民币，我爸和我妈的工资全部加在一起也不到一万块，这个治疗方案无法实行。我爸听从华西医科大学肿瘤科医生的建议，于2015年4月开始，进行放疗。放疗之前，我爸吃、喝、行正常。放疗后，厌食，一吃饭就恶心，走路偏偏倒倒，体重骤然下降。八个月后，在极端痛苦中，离开人世。
2014年1月，央视搞对联征集，我爸在给我的短信上说起这事。反复修改五次后，我爸拟就如下对联：上联——万马齐追中国梦，下联——亿众共享华夏情，上联——梦圆好梦。
中国梦是啥？是在经济高速发展、高医疗费、高房价、高教育费、高压维稳、高失业率、高资源枯竭、高环境污染、低工资、低福利、低社保、低人权、低言论自由度的同时，“四项基本原则”、“五不搞”、“七不讲”、打勾选举，并且，大搞第二次造神运动和家天下。做着中国梦，我爸走向死亡。如果我爸在民主国家，就吃得起药。如果我爸是权贵，也吃得起药。但是，他只是一路为党唱赞歌的党的文艺战线上的一枚螺丝钉。
2014年4月，一天深夜，我妈突发心脏房颤，120接到我爸电话后，前往我家。我爸当时已经病重，无法和120的一位护工一起抬我妈。我爸只有下楼，花钱请门卫，给那位护工搭手，抬我妈下楼。到了医院，120方收了200元出车费，一把扯下盖在我妈身上的铺盖，呼啸而去。成都四月深夜，只有摄氏十七、八度，不盖铺盖很容易感冒。2014年，我妈已八十五岁高龄，120救护车不管不顾。医院也不提供免费铺盖，要用的话，必须出钱租。我爸妈都很节约，不愿出那钱。于是，我妈就搭着医院给的一张薄薄的浅蓝色无纺布（一次性口罩布料）熬了一晚上。120护工把我妈抬出门去医院时，我妈脚上是光的。那天，整整一晚，我妈都光着脚。一位白发苍苍的八十五岁老人，盖一张无纺布，在号称“救死护伤”的人民的医院过夜，除了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世界上，哪个地方可以见到？
网载，中国大陆有13.97亿人，其中，850万公仆共用897.6亿公费医疗，人均10560元；13.312亿普通百姓共用224.4亿元，人均16.86元。在享用公费医疗费用方面，公仆是普通百姓的626.33倍。
我为啥被抓？言论控制、思想钳制。我父亲为啥吃不起进口药？低福利、高医疗费。我妈为啥看急诊时没铺盖盖？医疗产业化，医院成为当地政府的收税机器人。我进看守所那段时间，我妈恨得咬牙。我父亲去世后，我妈无限怀念和我爸在一起的时光。我被抓、我爸去世和她自己看急诊时被无纺布羞辱的根本原因，我妈不去想，反而衷心祝愿暴政永在。愚民教育的目的就是这样，让你在被残酷镇压的同时，喊暴政万岁。
我在省卫干院工作了四年之后，调到成都市丝绸进出口公司工作，几年后，再调到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国际业务部。在银行工作十年之后，我买断工龄，然后，混迹于分类广告公司和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我足足干了八年。2007年——2015年，八年间，我转战于中国人保四川分公司银保部和华夏人寿四川分公司银保部。每天，都要在无数个银行网点之间奔波，目的只有一个，让银行网点多多推销我所在那家保险公司的保险理财产品。我的很多短诗，就写于从这个网点到那个网点的路上。背着沉重的保单和营销资料，拿着诺基亚键盘手机，走在成都大街小巷，看着口号衔接的各种街景，我在手机备忘录上随手写短诗。从朦胧到写实，从短诗到长诗，我走了七八年。
在工作变化的过程中，我从成都市人才交流中心交钱赎回我的个人档案。里面，没有瑕疵，并且，专门有一页，说我在64期间没有不当言论，和法轮功也没关系。可以断定，有档案的大陆居民，都有这两项政治结论。
2002年，我从银行出来，成为无业游民。闲着没事，除了在川大留学人员服务部学英语口语，就是成天在网上闲逛。网络，给我打开新的视野，也带我走进我的人生沼泽。在泡网俱乐部、天涯社区的“天涯杂谈”、天涯社区的“天涯诗会”、天涯社区的“关天茶社”、强国论坛、新浪“黄金四十”聊天室、碧聊、北大“一塌糊涂”网站、北大“往复”论坛、凯迪社区的“原创基地”和“猫眼看人”、慵散论坛之间溜达，给我极大的精神满足。其间，我遇到一位异见人士，后来，他成为我的精神导师，从他嘴里，我首次听到闻所未闻的打“AB团”、坑口兵变、顾顺章事件、万人坑事件、红色革命根据地真相、长征真相、方志敏被杀真相、皖南事变真相、西安事变真相、孟良崮战役真相、平型关大捷真相、台儿庄战役真相、百团大战真相、“大生产”真相、“抗美援朝”真相、三区革命、卡廷森林惨案、“喀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长春围城。这些党国亲手制造的血案，彻底动摇了我对党国残存的一点信赖。“既得利益集团”、“血拆”、“枪口向内”、“支部建在连上”、“第三国际”、“绞肉机”，这些我今后的路标，也经由他告诉我。除了《兰亭序》、《古战场》，他还给我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八十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在这大陆上建立了一个国家，它孕育于自由，并且献身给一种理念，即所有人都是生来平等的。”以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他的建议下，我的写作视野从个人情绪发泄转到公共题材。但是，当我写到一定深度时，他开始劝我，叫我别写那么阴暗的东西，多写点花花草草。我被他唤醒后觉醒，最终，又和他分道扬镳。
我住的房子太过老旧。楼上，时常一整夜一整夜的吵闹，薄如纸片的楼顶传来各种各样的声音，推箱子的声音，串珠滚落在地的声音，拖鞋来回走动的声音，厮打谩骂的声音……
总之，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想，不会是因为我在写的诗歌招来国安的眼睛吧？我住的玉林北街街口一家院子，就是国安办公所在地。
开着电视，躺沙发上睡觉，依然失眠复失眠。没法，我只有回我父亲和我母亲家里去暂住。
那时，是2011年左右，3508厂正在拆迁，我父母还住在3508厂家属宿舍新区。出厂区后门，跨过人行横道，就是锦江河。每晚，我和我父母都去锦江河边散步。每次散步，我都把我的笔记本塞进裤腰。
那段时间，我在PICC四川分公司银保部上班，每天穿行在成都的南门、东门和市中区之间。从一个银行网点到另一个银行网点的路上，一首短诗，或者，几首短诗就在我的手机备忘录上写好了。写好后，我会让这些诗在备忘录上待一会儿，我希望我的隐身战友在网络的另一端看见，帮我保存下来。然后，我会誊上笔记本，再把备忘录上的诗果断地删掉。
是的，此时，我还没有汇入大海，我只是一颗单打独斗的水珠，我怕风、怕笑声、怕窃窃私语，怕有人看到我在写大逆不道的文字。就这样，我在备忘录上写了删，删了写，誊写到笔记本上的诗也越来越多。我买了个超级大的手提包，从一个笔记本开始，再到两个笔记本、三个笔记本、四个笔记本。我把这四个笔记本通通放在这个大包里，成天到晚提在手上。晚上，和我父母一起散步前，我会拿出这四个笔记本，从这个大包里。冬天，衣服宽大，四本笔记本插在我的裤腰上，和我一起，和我父母一起，走过无数个黄昏。我怕把本子放在家里，怕盯梢跟踪我的人拿到我大放厥词的证据。其实，那会儿，离我要解剖的极权专制共产基因很远，离我直面的靶心——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很远。那会儿，我只是远距离画像。
从一个银行网点到另外一个银行网点，除了坐公交车，就是走路。路上，除了拿起手机写诗，我还会拍一些视频。特别是，经过自由市场的时候，经过一些有标语口号的地方。
我按开视频，举着诺基亚手机，走过小商小贩、走过吆喝声、走过各种蔬菜标价，但并不录制。我只是打开视频，举着手机经过我认为应该摄录的人物和场景，我不点击那个红色按钮，我怕点开那个按钮的后果是被专政机器“专政”。我觉得，一定有人在我看不见的地方看见并保存我正在“拍摄”的场景。
我是六零后，我长大的那段时间，“文革”从轰轰烈烈到偃旗息鼓。我没有亲身经历红色风暴，但政治运动的惨烈依然将不可磨灭的痕迹刻进我的脑海，我深知反党的后果，诸如戴高帽子游街、被批斗、进“牛棚”、进“五七干校”，结局无非是被革命群众的脚踩成永世不能翻身的肉泥、身败名裂，甚至，被株连九族。
我妈说她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是没有入党，而我反档。因为政治观点相左，我暂住我父母家时，处处提防着我妈。她递给我的维生素，我扔进下水道；她为我炖的鸡汤，我狠心倒掉。为啥这样？我怕她下毒。你说，好笑不好笑？睡觉前，我妈给我端来红色洗脚盆叫我洗脚，我突然看见我父亲在报纸上面标注的几个红字，当时，我好一阵心惊。看见妈妈放在红色塑料袋旁边的菜刀，我也惊恐不已。我父亲说阳台封死了不好，万一发生火灾，没有逃生的地方。他把封死阳台的不锈钢栏杆锯开，再在阳台外修了四级进出阳台的水泥台阶。这下可好，在我眼里，四级水泥台阶成了四次梦魇——四次网络围剿——的暗喻。走过前三次黑风黑雨后，我感觉我又站在第四次黑风黑雨面前。回头来看，这四次梦靥其实是四次被迫害妄想。
走出第一层自我监控的恐惧——跳出被迫害妄想症的泥潭——后，我又走进第二层恐惧。因为在微信群和微信朋友圈发表“抹黑”党国的文字，我一再被思想警察叫去“喝茶”。与此同时，我不断“翻墙”，将我的诗文发给《北京之春》。每次上晚班回家，进院门前，我都要给我的iphone设置开机密码，怕突然被抓，手机落入警察手中，备忘录里的反诗被有司截获。死盯我的余警官一来电话，我就浑身发抖。经常，我会在入睡那刻突感窒息和丧失意识，濒死感包裹全身，痛苦难以言说。飞越大监狱，来到美国后，这样的窒息感和濒死感再没出现过。
总有朋友问我，你怎么这么敢写？其实，我写反诗之路，也是恐惧之路。只不过，一边恐惧，一边写。
我在卫干院的同事及闺蜜王姐回忆，有次，我和她一同去某处开会。开会时，我拿着溜溜球，不停地朝地面拍打，自由散漫到极点。我的自由散漫，一遇上自由主义，立马变成一股强大的推力，将我推向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我觉醒过程，相当痛苦。很长一段时间，爱国主义、党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自由主义、人本主义在两个不同的方向拉我，我差点没被拉分裂。因为接近异见人士，我的内心无比恐惧，甚至，幻想自己因为接近他而被党国整肃。这种恐惧跟随我整整十年，可见，言论控制、新闻封锁下，自我审查、自我监视多么可怕。
这四次被迫害妄想，我会逐一写，看哪天动笔。
2023年12月15日，纽约布鲁克林大桥旁
非常喜欢，当你的粉丝了！
谢谢你人生的分享！
所以，由人类组成的人类社会，也不是完美的。
共产党做的不好，但应该比49年前强。这也是共产党当年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认可的原因。老百姓不是同美国在比，老百姓是同49年以前比。
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