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乡新市三天元旦之行,王天意再也没见过吕赞丽。
三天里,他跟着卞大刚和袁大强在城里转了几处名胜古迹——一座据说有几百年历史的文庙,一条青石板铺的老街,还有一个叫不上名字的湖,湖面结了薄冰,阳光照上去碎银子似的闪。卞大刚一路上话最多,指着这个说"这地方我来过",指着那个说"这个我知道",袁大强闷头走路,偶尔附和两句。王天意走在中间,倒像是被他们夹带着走完了一趟行程。
至于当地小吃,他们倒是尝了不少——热腾腾的羊肉汤、刚出锅的油馍、一碗加了辣子的烩面。卞大刚吃得满头大汗,袁大强安安静静扒完了自己的那份,王天意端着碗,热气腾腾,把他都吃出汗了,当他拿纸巾擦汗的时候,忽然想起那天在大巴车上,吕赞丽递给他那瓶水的样子。她的手指细长,指甲修剪得很干净,瓶身上还带着一点凉意。
可这些念头像水面上的气泡,冒一下,破了,就没了。
回到学校之后,王天意跟吕赞丽几乎再没有交集。偶尔在校园里碰见,远远地,她低着头走过来,他也正往教学楼去,四目相对的一瞬间,两个人都会微微点头,嘴角牵出一个礼貌的弧度,然后各自走开。那个在大巴上两颗心脏贴得那样近的下午,仿佛被什么无形的东西封存了起来,锁进了一个谁都不去触碰的抽屉里,只安静地存在于各自的记忆深处。
后来警校毕业二十周年聚会,王天意去了。吕赞丽没来。
牛静静坐在饭桌上,喝了点酒,话多了起来,提起吕赞丽时说:"她这些年过得不太好,前几年还得了一场大病,折腾了好一阵子。"牛静静说完叹了口气,没再多讲。王天意握着酒杯,没接话,只是把杯里的酒一口闷了。
——这些都是后话了。
元旦过后,春节的脚步就急了。学校放了将近一个月的假,大学的寒假就是好,不用像高中时候那样腊月二十八还在补课,正月初六就又要返校。王天意心里美滋滋地想着这件事,一边把宿舍里的东西往行李包里塞。
临走前一天,程哥把他叫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数了数,正好两千块,递给他:"天意,帮我个忙,回老家帮我买点黄金。你们那边金价便宜些,我媳妇说想要打几件首饰。"
王天意愣了一下,接过钱攥在手里,厚厚一沓,沉甸甸的。两千块,对他来说不是小数目,他怕弄丢了,连夜缝了一个贴身的暗袋,把钱塞进去,贴在胸口的位置,心跳隔着布料都能感觉到那叠钞票的存在。
出发那天,王天意穿上了学校统一发的冬装警服。绿色的制服非常板正,肩上有肩章,帽子端正地扣在头上,他虽然没有扎皮带,但整个人还是挺拔了许多。他对着宿舍那面不大平整的镜子照了又照——镜子里的人,眉眼还是那副模样,可穿上这身衣服之后,神情里多了一份说不出来的硬气。他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不是得意,更像是一种确认:是的,我穿这身衣服是合适的。 他第一次有了衣锦还乡的感觉。
回家的车票,程哥说不用他操心。
那天在方洲火车站,程哥带着他没去售票大厅,而是径直走向了工作人员通道。王天意跟着程哥穿过一道铁门,门卫看了程哥一眼,点点头,放行了。站台上风很大,吹得警帽差点飞掉,王天意用手按住帽檐,跟着程哥上了他要坐的那趟回老家的火车。
程哥专门带他去餐车找到了当班的乘警。那是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脸膛黑红,眼神利索,程哥拍着王天意的肩膀介绍说:"林警官,这是我好兄弟,叫王天意,警校的,今儿回老家,路上您多关照关照。"
林警官上下打量了王天意一眼,目光在他肩章上停了一瞬,笑了笑,说:"小伙子挺精神,程哥你就放心吧?"
林警官领着王天意来到餐车靠窗的一个位置坐下,说:"你就在这儿坐着,要是有人来查票,你就说是我林警官的朋友,让他们直接来找我就行。别紧张,踏踏实实坐你的车。"
王天意连忙站起来,恭恭敬敬地道了谢。林警官摆摆手走了,程哥又叮嘱了几句才下车。
火车开动后,王天意一个人坐在餐车里,窗外是冬日北方辽阔而荒凉的原野,光秃秃的树杈划过天空,远处的村庄像一块块灰色的补丁缀在黄土地上。他把手伸进怀里摸了摸胸口那个暗袋——钱还在,妥妥帖帖的。他靠着椅背,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心里有一种奇异的踏实感。这趟旅程因为心情太好,竟觉得过得飞快。傍晚时分,广播里报出了他家乡所在站的站名,王天意拎起行李包,整理了一下帽子,理了理衣领,大大方方地走出了出站口。
没有人查他的票。
没有人问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穿着这身警服,戴着警帽,提着行李包,从检票口走出来的时候,连门口值班的工作人员都只是扫了他一眼,便移开了目光。那种被默许、被放行、被"自己人"对待的感觉,像一股暖流,从头到脚淌了一遍。
出了火车站,他赶上了当天最后一班回王家庄的班车。车上人不多,稀稀拉拉坐了一半。王天意坐在靠窗的位置,警服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深蓝色的光泽。一路上,他注意到不少人的目光落在他身上——有好奇的,有打量的,更多的是一种他此前很少在自己身上看到的表情:尊敬,甚至崇敬。 一个抱孩子的妇女特意往旁边挪了挪,给他让出更多空间;前排一个老头回头看了他好几眼,最后冲他点了点头,像是致意,又像是确认什么。
王天意知道,这不是因为他王天意是谁,而是因为这身警服。
车子颠簸着驶出县城,往乡下的方向开。天色彻底暗下来了,车灯切开夜色,路边偶尔闪过几户人家窗户里透出的昏黄油光。大约四十分钟后,班车在一个路口停了下来,司机喊了一声:"王家庄到了!"
王天意拎着包下了车。从公路到家里还有一段土路要走。冬天的土路冻得硬邦邦的,坑坑洼洼,踩上去咯吱作响。月亮还没升起来,只有远处村庄里零星几点灯火指引方向。
走到那段路的时候,他脚步顿了一下。
这条路他太熟悉了。小时候放学天天走,夏天尘土飞扬,冬天泥泞不堪。几年前,就在这条路上,为了引水浇地的事,他和邻村的一个人起了冲突。那时候他个子小,身单力薄,对方比他高出一头,膀大腰圆,两个人推搡起来,最后他被一把掀进了水渠里,浑身湿透,膝盖磕在水渠的石头上,血顺着小腿往下淌。他咬着牙爬上来,对方站在渠边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嘴里不干不净地骂了几句,转身走了。
后来听说那人叫什么名字他已经记不清了,但那张脸他一直记得。
偏偏就在今晚,在这条路上,他迎面碰上了一个人影。
那个人影从对面走过来,两个人越来越近,擦身而过的一瞬间,借着月光,王天意看清了对方的脸——就是他。
几乎是同时,对方也认出了他。那一瞬间,王天意清楚地看到了对方脸上的表情变化:先是疑惑,然后是辨认,紧接着是惊愕,最后变成了一种近乎畏缩的慌乱。那人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目光落在他笔挺的警服和头顶的警帽上,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低着头快步绕开走了。
王天意站在原地,没有回头,也没有追上去说什么。寒风吹过耳畔,他把行李包的带子攥得更紧了一些。那一刻,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感从心底升腾而起,不是报复的快感,而是一种清醒的认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你弱的时候,道理是别人的;你强的时候,别人会主动给你让路。
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两年后毕业,一定要进公安局。不是为了炫耀,不是为了欺负别人,而是为了让那些曾经欺负过他、欺负过他们家的人,知道什么叫敬畏。让他们夜里睡不着觉,让他们想起王家的大儿子就心里发毛。
走到家门口的时候,院子里的灯亮着,门虚掩着。王天意推开门,屋里暖烘烘的煤炉味扑面而来。
母亲刺玫和弟弟王天河都在家。
母亲坐在炕沿上,背对着门,听到动静转过头来。她的眼睛红肿着,眼窝深陷,头发有些凌乱,脸上没有一丝血色。王天意喊了一声"妈",刺玫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扯出一个很勉强的笑,点了点头,又转过身去了。
王天意心里一沉。
他知道母亲为什么这样。父亲王雨淋和小三方红线的事,像一块巨石压在这个家的胸口上,一年多过去了,刺玫没有一天真正缓过来。她天天生气,天天哭,饭吃得越来越少,觉也睡不踏实。有时候一整天不说一句话,就那么呆呆地坐着,盯着墙壁看,一看就是半天。有时候又突然发作,对着父亲的旧衣服又哭又骂,骂完了又抱着衣服哭。邻居们私下里议论,说刺玫的精神已经不太正常了,王天意听了,只能装作没听见。
弟弟王天河比他小两岁,没上高中,因为家里的事初中毕业就辍学了,但个子窜得很快,已经高出了王天意很多,足足有一米八几了。看到王天意回来,王天河眼睛亮了一下,凑过来帮他接行李包,压低声音说:"哥,你回来了。"
王天意拍了拍弟弟的肩膀,发现弟弟的肩胛骨硌手——瘦了。
"妈怎么样?"王天意问。
王天河叹了口气,声音更低了:"还是那样。哥,你回来了就好,咱们得买些东西准备过年。妈……妈哭得眼泪都快哭干了,精神已经不正常了。有时候就只管睡觉,也不说话,也不吃饭。"
王天河说到后面,声音有点颤。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本该在学校里操心考试和篮球,现在却要操心家里的柴米油盐和母亲的病情,他的肩膀上还扛着太多不该属于这个年纪的重量。
王天意听着弟弟的诉说,鼻子一酸。
他心疼母亲。那个曾经利利索索、能把家里里外外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女人,如今被生活碾成了一具疲惫的躯壳。他也心疼弟弟——这个比他小两岁的男孩,过早地被迫长大,替他分担了他这个长子本该承担的一切。而他呢?穿着一身警服在外面被人高看一眼,可家里这一摊子烂事,他回来之前,全是弟弟一个人在撑。
愧疚像潮水一样漫上来,淹没了胸口那股刚刚在路上积攒起来的得意和力量感。他突然意识到:穿这身警服走出去让人敬畏是一回事,能不能把这个家从泥潭里拽出来,是另一回事。
王天意放下行李包,转身,狠狠地拥抱了弟弟。
王天河僵了一下,随即也伸出手抱住了他。两个男孩子抱在一起,谁都没哭出声,但王天意感觉到弟弟的后背在微微发抖,而他自己的眼泪已经无声地滚了下来,滴在了弟弟的肩膀上。
他没有擦,任由眼泪流着。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反复地、坚定地盘旋着:一定要竭尽所能,让妈妈和弟弟过个好年。不管用什么办法,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窗外,冬夜的风还在刮着,远处的狗吠声断断续续地传来。屋里的煤炉烧得正旺,橘红色的火苗舔着炉壁,发出轻微的噼啪声。王天意松开弟弟,抹了一把脸,深吸一口气,开始脱下警帽和外套——
明天一早,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年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