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不谈道德与法律。因为现在的道德与法律,就是一夫一妻制。道德与法律,都是那些不在进行性生活的人创制的,而正在带娃的父母,忙得四脚朝天,也没有时间来制定道德与法律。制定道德法律,进而固化一夫一妻制的,绝大部分人的阴茎都处于疲软状态,手上也没有孩子拉的屎。所以,这样的制度,是有害于人类繁衍的。一夫一妻制就是一种计划生育,一夫一妻制计划生育只有人类在实施,是人口危机的根源。那些随便滥交的动物,比如老鼠,比如猫狗,绝对不可能出现人口危机。
伊斯兰的婚姻制度,虽然在一夫一妻主义者眼中看来不“道德”,但是有两个生殖优势。其一,童婚虽然是不道德的,但是刚好能充分利用女性的每个月经周期。从初潮开始,女性的生育能力出道即巅峰。童婚让女性最能生育的年龄,一直都有精子供应。其二:多妻制度。据我观察,并不是每个男人都从内心需要女人。尤其中国男人,宁可和兄弟们一起打牌抽烟喝酒,也不愿意和老婆做爱,做饭,带娃。这样的中国男人远远超过一半。给这些不爱女人的男人强塞一个老婆,就是一种折磨。不可否认的是,有少部分男人就是特别希望被女人环绕,天天做爱。多妻制度让女人有机会远离那些不愿意结婚的男人,而合理合法地嫁给那些喜欢搞女人的男人。
当然,最利于生育的,还是部落群交,滥交制度。非洲的生育率为什么比穆斯林还高,就是因为非洲仍然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部落群交。其实在X平台上,我看见的免费露出阴部来的女人,相当大一部分也是黑人女性。我没有看见一个穆斯林女性。穆斯林女性连脸都要蒙住,怎么可能把阴部拿出来公开展示呢?不公开展示阴部,生殖能力就脱离了自由竞争的轨道。长此以往,穆斯林女性的生育力也会慢慢下降,降低到和东亚女性一样的低水平。
“1952年2月4日,李银河出生于北京,籍贯衡阳市衡山县。1974年至1977年就读于山西大学。毕业后担任《光明日报》编辑,分配于史学组。同年与王小波相识。1978年,经友人介绍,前往国务院研究室。1979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科学研究。[2]
1982年赴美国,1988年获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发表《中国当代城市的婚姻和家庭》。同年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流动站)并担任教学任务。1989年,由同性恋研究开始进入性学研究领域,师从费孝通。199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2]1999年她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