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林一号
寡淡的水，加上些许诱因，有了足够的时间，就变成了酒。
如果说上面的故事是我听说的，那下面要说的可是我亲身经历的事，百分之百地真实。
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个学校的高年级有个语文老师，叫顾佩林。记得那个老师高高的个头，很瘦，给人印象很深的是他的眼睛和鼻子。眼睛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很“深邃”，当他盯着你看时，你会不自觉地害怕。鼻子很高，很尖。从面相上说，有点儿像后来那部电影《保密局的枪声》里面那个先出场后来又被打死的保密局长。他的太太也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姓穆，体型和他相反，矮胖矮胖的，面相也看上去很凶，鹰钩鼻子，看上去有点儿像外国人。顾老师的教学水平很高，他带的班成绩始终位居前列，被视为学校的骄傲，所以在学校里他也非常受尊重。
文革开始后，各个地方首先开始大抓“牛鬼蛇神”，在这个学校里首先被揪出来的就是顾老师，罪名是“美蒋特务”。那时候给人戴帽子是常见的事，名头五花八门，大多情况下都是子虚乌有，但是后来我们听说，给顾老师带的帽子可是恰如其分：他真的是特务，而且是正儿八经的“武装派遣特务”。
六十年代初期开始，在台湾的蒋委员长有些坐不住了，想搞出点动静以便加大和美国人打交道的砝码，公开宣布要“反攻大陆”。台湾方面先后在东南沿海一带多次进行过大小不同规模的登陆行动，顾佩林就是其中的一员。但是和许多其他承担了相同使命的同伴不同，他一上岸，就主动找到当地驻军投降，交出了随身带的武器，装备，文件，交代了此行的任务，一句话，把自己抖落的干干净净。这是不折不扣地“奔向光明”的主动投诚行为，当然受到了宽大处理。在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之后，就被安排了工作。于是，顾佩林就成了“顾老师”。
对顾老师的过往学校和周围的同事都知道，并不是秘密。按说，就不应该抓住不放。但是在那个年代，无中生有的都能给一个人扣上帽子，更何况他的这个帽子是真材实料的。造反派正愁找不到目标，这里摆着一个现成的，当然就要大做文章了。顾老师被关到楼上的一个厕所里。那里原来就是个普通的公共厕所，现在把那些便池都封上了，在上面放了一张床，让他就睡在那里。外面派了学校里的“红小兵”昼夜看守，还有带班的老师经常前来查岗，真把他当成了一个“犯人”。那些老师也就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革命热情高的没地方发泄，就都用在了这里。那个顾老师原来是他们的长辈，备受尊敬，他们也一直尊称他“顾老师”，现在他们也用同样的热情把他关在了厕所里，以表示他们的革命立场，对他的称呼也简化为“特务”。我还清楚记得学校原来的教导主任和几个年轻老师，拉着我们几个执行“看守”任务的学生，坐在那个厕所门口的台阶上，大声朗读当时报纸上谴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文章，好一番指点江山的气势。
平时，像顾老师这样的“黑帮”分子要进行劳动改造，于是学校里的很多活计就都落在了他的头上。当时正值学校的暑假，顾老师在操场上干活，用手推车推煤。天气热，他脱去了上衣，光着膀子，大大的太阳晒在后背上，几乎成了紫红色的后背上泛着一层汗水，看上去油亮油亮的。因为干活用力，后背上的肌肉一条条的隆起来，线条很明显。我旁边的一个同伴看着有些羡慕地说：“老顾还挺有块儿的！”。
除了要劳动改造，学校里还要经常性地开各种批斗会。无论什么内容，老顾必定是首要批斗对象。每次出场，都要被几个十几岁的学生用“喷气式”押出来，在台上一撅就是半天。与此同时他的太太穆老师还必须带着她的学生在下面参加大会，跟着一起喊口号“打倒”，我曾经偷偷地看过那个穆老师的神态，那种铁青的脸上透露出的木然，让人不忍多看。那种批斗会经常会成为一些人的表演场所。一次开会时，一个和我同龄的女同学，穿着军装，袖子挽的高高的，高声大嗓地发言，严厉批判“美蒋特务”的滔天罪行，说到兴起时竟抬起手扇了老顾几个耳光。尽管当时宣传的腔调是“对阶级敌人冷酷无情”，但在这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小女孩动手打人，还是让许多人震惊，连下面站着的很多男同学都看不下去。会后一个男同学鄙夷地说：“那个货也太过分了！”
在那段看守“特务”的时间里，我也领教了人性的丑恶。和我一起值班的那个同学，长的白白净净的，平时学唱样板戏时唱的有模有样，可在对待“特务”这件事表现出来的“恶”却让人恶心。平时每到吃饭的时候，我们都要押着“特务”走到食堂，然后让他等在外面，由我们拿着他的饭盆到厨房去给他打饭，然后再端出来给他让他回去吃。有好几次，那个同学端着盛好的饭，然后朝里面吐上一口口水，再交给老顾，这种行为让我在旁边看着直翻胃，人怎么能干出这么龌龊的事！在监督老顾干活的时候，那个同学在一旁打篮球，时不时就抄起篮球出其不意地砸向老顾的后背，老顾既不能躲，也不能抱怨，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也只能说一句：“你这样会影响我干活！”这种行为当时虽然不被鼓励，但也不会受到批评，因为“革命不是温良恭俭让”。也许在这个时候，“特务”对他而言已经不再是个人，而是一个能让他随心所欲玩弄的玩具。
当时批斗顾老师的主力还是学校里的那些年轻教师，我们充当的不过就是一群不知深浅被人教唆的帮凶。但即使这样，我们有些人也经常会私下里议论：“人家老顾是正经投诚过来的啊，用得着这样吗？”
直到我们后来离开那所小学，上了中学，老顾仍然是处于被监管的状态。
八十年代以后，教师在社会上的地位大幅得到提高，报纸上“尊师重教”的说法比比皆是。某次在看报纸时，看到一篇类似的报道，说是一位老教师多年辛勤培养学生，如今桃李满天下，学生们回到母校向老师表达敬意。报道中附了一张照片，并标注说，老师的名字叫“顾佩林”。我虽然自从离开那个学校以后，就再也没见过那个顾老师，但从照片上还是可以认出他来。照片中的顾老师坐在中间，样子没怎么变，只是头发已经全白了。他被一群从前的学生围绕着，看上去其乐融融。
我不知道那几个用篮球砸过他，在台上打过他耳光的人后来是否见过顾老师，如果真见过不知道会是一种什么心情？会表达些什么？至少会不会有些许歉意？或者仍然会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是理所应该？
当今社会，要是还动不动就拿“特务”说事，除了表明当权者的虚弱，没有其他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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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某些恶人为了迎合圣上表明自己在工作。另一个就是转移斗争大方向，让群众斗群众，然后统治者可以高枕无忧。所谓间谍法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例。剩下的就是底层互害。你的博文是底层互害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