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亲密
人未识，情己在。这是一种追求，追求一个人的亲密与宁静。
正文
最近在读保尔森的回忆录，危机边缘 on the brink
读得津津有味，似乎在阅读中可以找到过去一两年的许多事的解读，特别是奥巴马当选与此次金融危机，也似乎可以找到一些未来全球经济与政治的走向。
先从网上摘点东西，都是有关此书的一些内容的介绍，我就不多说了。
关于雷曼兄弟和倒闭，这本书的说法。
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出版了回忆录《危机边缘：致力遏阻环球金融制度崩溃内幕》，这是由经历此次金融危机的重量级人物所撰写的第一本书。在回忆录中，保尔森揭秘了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包括标志着次贷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的"雷曼兄弟"倒闭的前前后后。
书中，保尔森将雷曼兄弟的倒闭归责于英国政府。保尔森披露，英国拒绝批准巴克莱收购即将倒闭的雷曼兄弟公司。保尔森描写了自己对英国的失望之情，并称英国的做法"绝情"。保尔森写道，自己在得知交易告吹时脱口而出："我们被英国人耍了"。
同时，保尔森保尔森在书中披露，为拯救"雷曼兄弟"免于破产，自己曾与雷曼总裁通了50多次电话，最终仍以失败告终。
以下为内容摘要：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前48小时。
2008年9月13日， 星期六
"我们被英国人耍了" www.lootou.cn
雷曼兄弟的倒闭，很大程度上与英国政府的绝情脱不了关系。
为促成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美联储曾向摩根大通提供了290亿美元的贷款作为担保。但类似的救助计划却无法帮助雷曼兄弟，因为雷曼将自己的资产至少高估了370亿美元，其有毒资产总量势必让美联储承受巨大的损失。
9月13日，雷曼兄弟高层与英国的巴克莱银行达成协议，让后者收购雷曼兄弟。然而，英国政府却拒绝批准巴克莱收购雷曼。
星期六清晨，我很早就离开纽约华尔道夫饭店，路过公园大道时速度慢了点，但还是在7点刚过就赶到了纽约联储。乘电梯到了13层，那里，盖特纳早已安排了临时工作间。一落座我就给当时的美国银行CEO刘易斯打了电话，他对我讲，他手下的人已经查得很清楚，雷曼的资产比他们前晚预测得还要糟糕很多，言下之意就是他很不愿意收购雷曼。
8点钟，关于巴克莱收购雷曼的会议在盖特纳的办公室举行，我也参加了。巴克莱CEO约翰•华莱对大家说，他们在努力达成收购计划，但对雷曼的一些资产很担忧，完成这一收购至少要520亿美元。我对华莱说，一定要把最大的问题放在首位，但他认为那些让人担忧的资产是将来最大的麻烦。如果当天巴克莱能透露他们的底线，我们也保证会给他们介绍私人财团来解决融资问题。其实只要我们提出，整个银行业的领导们会即刻在联储楼下集合，这不存在丝毫夸张。
9点钟，日程安排上说要与华尔街的CEO们会面，但雷曼兄弟公司前董事长迪克•福德给我打了电话，我简单地把与刘易斯的谈话内容告诉了他，并劝他说，最好考虑与巴克莱合作。他显得特别失望，有点不相信情况真如美国银行一样糟。
与CEO们的谈话我尽可能放开自己。我说："现在大家都在为收购计划努力着，我们需要知道大家能否与我们同舟共济，如果出现资金漏洞，政府那边不靠谱，那大家想到解决的方法了吗？"当时我已经猜到大家脑子里在想什么，他们都是精明的生意人，又怎么会甘心情愿勒紧裤腰带去救助一个自己的敌人呢？摩根士丹利前CEO麦晋桁就问我们：为什么政府不能再安排另一次收购交易呢，就像救助贝尔斯登那样的大举动？盖特纳(时任纽约联储主席)立刻就以"这绝对是个行不通的方法"打消了大家的念头，他很清楚，美联储不可能对雷曼兄弟的资产作担保。到了晚上。CEO们原则上支持巴克莱提出的收购协议。
离开纽约联储时已是晚上9点了，我欣慰的是这个收购计划总算有点眉目了。由于之前总是失眠，到宾馆后我已虚脱了。走进卫生间，找到了在华盛顿时医生给开的安眠药，然而，作为一名信仰基督教精神疗法的人，我不该服用这种药，但那晚我实在太累、太需要休息了，我真的很想服药。站在刺眼的卫生间灯下，我盯着手心的那些小药片看了很久，最后还是把它们扔进了马桶，就这样那一整瓶药就消失在了宾馆卫生间。而我还是要做一名虔诚的祈祷者，坚信会有神力为我解开一切烦恼。
2008年9月14日，星期天
50多通电话没救下雷曼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几个月，我就曾与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芬多次电话联系，讨论高盛面临的困境。2008年3月15日，布兰克芬已经直接打电话到我的家中。这是我担任财政部长以后，劳埃德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电话到我家。当然，这让人感到有点意外。在电话中，劳埃德跟我讨论了市场状况，表达了他对市场现状的观点，十分具有解析性，又很全面。但我从他的声音中听出了一丝畏惧的情绪。他的结论很有预见性。
我去上床睡觉时对拯救雷曼的机会还抱着乐观的心情。与巴克莱的交易还在有序进行，他们的总裁鲍勃•戴尔蒙德早上在伦敦也计划开一个董事会。纽约时间清晨7点15分，盖特纳在巴克莱董事会结束后和戴尔蒙德进行了交谈，被告知英国监管部门要出面干扰。45分钟后，我和盖特纳一起在他的办公室里与戴尔蒙德以及华莱进行了交谈，他们明确告诉我们说英国金融监管局(FSA)否决了收购计划，从戴尔蒙德的语气中我听到的尽是挫败感和一腔愤怒。
只能自救了。早上10点，我们和银行界头头们又见面了，我把实情转告了大家。如果巴克莱同意这个计划，我们的金融业绝对会回归正常。
11点我又回到楼上。很快就和英国财政大臣达林通上了电话，他想要一份关于雷曼的最新报告，我告诉他很震惊FSA拒绝巴克莱收购一事。在没有一丝歉意的声音中，他清楚地表明收购雷曼绝对是一点可能都没有。没说具体细节的东西，只是说英国政府担心雷曼兄弟的不良资产危害巴克莱，进而影响整个英国托的银行体系。他说这是在要求英国政府去承担一个巨大风险，自己不会让英国的纳税者为我们买单。
下午一点之前，当盖特纳和我又找到CEO们时，我已平静很多。我们告诉他们，巴克莱银行已经退出，我们找不到任何雷曼兄弟的买家。我脱口而出："我们被英国人耍了"。比起愤怒，更多的是挫败。我确定FSA已经为他们的立场找到了很好的辩证理由，虽然我对英国监管机构的决定感到惊讶，但我还是陷入了自我冲动情绪的漩涡。
回到13楼的临时办公室，摆在面前的事实让我感到突如其来的恐惧。雷曼已经死了，AIG的问题也失去控制，接下来就是美国会陷入更深的衰退，一个巨型金融机构的失败会影响整个国家的走势，也许后果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想，要从中拯救这一切至少要花上数年的时间吧。
我曾准备好了支持政府的决定，帮助雷曼兄弟公司免遭破产的结局。然而，意识到雷曼兄弟的资产问题可能让纳税人承担巨大的损失后，我选择了放弃。尽管我十分喜欢雷曼总裁理查德•富尔德，在贝尔斯登获得政府救助到雷曼兄弟破产前，我们通了50多次电话，商讨如何拯救雷曼兄弟。
整个周末都让我有种穿了盔甲的感觉，但现在我觉得我的安全感在渐渐失去，什么都不堪一击。我想给老婆打电话，但是我不会用办公室的电话打，因为我知道其他人都在周围，所以我走到靠近窗口的地方给她打。我请她帮我祈祷，为我们的国家祈祷，并帮助我应付这突如其来的恐惧。她立刻引用提摩西第二本书里诗歌1：7的一段，"上帝并没有给我们恐惧的心灵，但给了我们力量和爱，还有明智决定的权力。"
关于两房与中国的交易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前财长保尔森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人物。赞誉者认为他力挽狂澜，从金融海啸中拯救了美国经济；批评者则认为，正是保尔森的失误酿就了金融海啸。过去一年中，保尔森闭门写书。在他最新出版的回忆录《崩溃边缘》(ON THE BRINK)中，他详细回顾了金融海啸爆发时的场景，并为自己在金融危机中的一系列举措进行了辩护。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前财长保尔森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人物。赞誉者认为他力挽狂澜，从金融海啸中拯救了美国经济；批评者则认为，正是保尔森的失误酿就了金融海啸。过去一年中，保尔森闭门写书。在他最新出版的回忆录《崩溃边缘》(ON THE BRINK)中，他详细回顾了金融海啸爆发时的场景，并为自己在金融危机中的一系列举措进行了辩护。更有意思的是，他在书中还以颇多笔墨描述了他与中国官员的交往细节，特别是金融危机时中美围绕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博弈的内幕。
俄曾提议与中国联合抛售"两房"债券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此前一天，保尔森作为布什总统的随员，去北京出席奥运会开幕式并观看随后的奥运比赛。但此时的美国已是次贷危机肆虐，金融海啸山雨欲来。
他回忆说，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避免金融形势失控，尤其是避免美国两大房贷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情况失控。保尔森在书中说，当时财政部已不断接到外国官员打来的"紧张不安的电话"，询问相关情况。
而中国持有"两房"的大量机构债权。保尔森回忆说，当时"在中国通信并不安全，我可不想任何有关政府授权企业很糟糕的消息泄露出去"；因此，在当时北京的各种秘密会谈和晚宴上，"我竭尽全力向中方确保所有事情都会正常运转。"
保尔森披露说，正是在北京期间，他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俄罗斯官员已和中方高层接触，并提议两国采取联合行动，大量抛售持有的"两房"机构债券，以此迫使美国实行紧急授权，接管这两大企业。"中国方面拒绝采取这一破坏性的计划，但这样的报道却非常让人烦恼--大量抛售将严重打击外界对这两大机构的信心，并使资本市场陷入动荡。"保尔森在书中说。因此，8月15日，保尔森一回到美国，马上集中精力应对"两房"危机。9月7日，美国政府迅速果断行动，将"两房"收归国有，以此确保外界投资者对美国的信心。
保尔森说，在这个过程中，他和中方进行了密切沟通。他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会谈时，一再重申美国会确保中国投资的安全性。"我总是说，我们会履行我们的义务，我们认真对待这些义务。"王岐山则表示，中方将积极配合，不会抛售持有的机构债券。"他补充说，中国将继续持有他们在美国的仓位，他对我们采取的行动予以祝贺，但同时也加上一条警告：'我知道，你可能会认为这样就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但问题可能并不会结束。'"
果然，正如王岐山所预言，在保尔森似乎成功应对完"两房"危机后，雷曼兄弟却宣布破产了，这随即引发席卷整个世界的金融海啸。
布什曾试图上阵拉中国投资
2008年9月，金融海啸席卷华尔街。当破产阴霾笼罩雷曼兄弟时，华尔街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也陷入了困境。投资者纷纷撤资，摩根迫切需要外部投资，才能避免重蹈雷曼破产的覆辙。在当时外部投资者望华尔街生畏之时，美国人想到了中国中投公司。中投坐拥2000亿美元的庞大资金，而且它已经持有摩根士丹利9.9％的股份，可谓休戚与共。
保尔森在回忆录中说，摩根士丹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克(John Mack)对他说，中投似乎也对注资摩根士丹利有意，"我们得到的所有信号显示，他们希望从你这里得到一些保证和鼓励。"麦克建议，保尔森直接和中国主管外贸和金融的最高官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通电话商讨。保尔森同意了。
摩根士丹利当时期待的战略投资者有两家，一是中国中投公司，一是日本最大的三菱日联银行。保尔森则回忆说，考虑到摩根士丹利当时的困境，他对日本银行能否尽快做出投资决策感到怀疑。为确保中方能够投资，2008年9月20日，保尔森向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介绍了相关情况。他告诉布什，可能需要他就这个问题直接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沟通。
当然，接触问题必须巧妙安排，"因为美国总统不应直接对中国国家主席提出投资要求。但假如中方有达成协议的意思，我们应该安排这样一次对话--(美国)总统将向胡表示感谢。"当天傍晚，保尔森和王岐山通了电话，保尔森预估说，这将是一次"艰难的对话"。
他回忆说，尽管他和王岐山非常熟悉，经常互相开玩笑，但在那个非常之夜，"我们将幽默降到了最小程度。"保尔森向王岐山介绍了美国政府应对危机的一系列措施，并表达了战胜危机的乐观态度，然后，他提出了摩根士丹利的问题。王岐山对摩根士丹利和约翰•麦克评价颇高，并且说，中投正考虑提高其在摩根士丹利的股份。保尔森当即回答，他们对此表示欢迎。但保尔森也随即注意到，"王(对这个交易)好像比较冷淡，并对中国投资安全性表示出了关注。"
从王岐山"不热情"的语气看，保尔森认为，不能要求中方太多，"中国已经通过购买财政部国债和政府支持机构债券向美国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如果和摩根士丹利达成合同可能的话，王会发出信号的。"保尔森随后给时任白宫国家安全助理的哈德利打电话，告诉后者："我认为中国不会向摩根士丹利投资，因此，总统给胡打电话也就没必要了。"
尽管保尔森这样回忆，但记者也从另外渠道了解到，中投当时未能再次入股摩根士丹利，是后者在耍两面手法：一方面以虚假承诺稳住中投，另一方面则向日本三菱日联银行暗送秋波，达成协议。这导致中投拂袖而去。最终，摩根士丹利和三菱日联银行达成协议，日方向摩根士丹利注资90亿美元，取得后者21％的股份。
"我们会毫不犹豫，并且继续改革开放"
在2006年出任美国财政部长前，保尔森曾长期担任高盛集团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他曾数十次前往中国，和中国政商两界都非常熟悉，被誉为"中国通"。在这本主要讲述应对金融危机的回忆录中，保尔森很少谈及外交问题，但对于中国事务却不吝笔墨。他说，在他接任财长时，就告诉布什，他希望促进中美经济关系，"要取得成功，我必须使两国的关键决策者建立密切联系。"
这也就有了于2006年启动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保尔森说："SED的成功，是我最感到自豪的成就之一。"最初的SED双方都将焦点聚集在战略关系上，并有效应对了当时的食品和产品安全问题。保尔森说，随着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这一机制和随之加深的两国关系，有效地稳定了中方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信心，"考虑到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债务，这一点非常关键。"
2008年12月，保尔森赴北京出席任内最后一次SED。他评价说，两天的会议"富有成果"。中美双方同意将在能源和环境问题上进行合作。他说，双方选择这些领域合作，是因为彼此都知道"这些成果能为美国两党所欢迎，而且能确保下届政府延续SED机制"。
保尔森描述说，对话结束后，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保尔森一行，"他强调，SED对加强美中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并且鼓励我，从财政部离职后尽快回到中国(访问)。"
随后是双方的私人会谈。"我让他确信，我们两国间的关系将只会更加改善，我并且建议他避免在货币和贸易问题上采取保护主义举动。"保尔森在书中说。
"开放贸易，会让中国的所得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后退，中国失去的也会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保尔森对胡锦涛说。保尔森在书中回忆，胡锦涛坦率表示："在一些领域，我们的行动没有你们希望我们的那么迅速，但我们会毫不犹豫，并且继续改革开放。"
在SED后期，保尔森的对话伙伴是王岐山。他描述说，他和王岐山相交15年，王是"一位值得信赖的老朋友"，作为北京前市长，王"敢于采取大胆行动，并有狡猾的幽默感，他帮助他的国家走出了非典(SARS)危机，并担负2008年奥运会准备工作的领导事宜"。
2008年3月，保尔森到访北京，与刚刚就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进行对话。他说，当时尽管他们花了相当长时间讨论能源价格上扬和环境问题，因为这是随后SED会议的焦点议题，但"王最感兴趣的是美国资本市场的问题"。保尔森说，他坦诚告诉王岐山美国的困难，并不忘提及中国是美国最大债权国之一。"我强调，我们理解我们的责任"。
这场危机早该发生了。ZT
2月22日下午6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肯尼迪论坛”座无虚席。美国第74任财长亨利•保尔森，这位决定过包括“两房”、雷曼兄弟、AIG以及花旗等美国金融巨头命运的人物，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走上了讲坛。肯尼迪政府学院领导力研究中心格根(David Gergen)教授主持了本次活动，这位教授曾在白宫效力于四位总统，是克林顿总统的高级政治顾问。
保尔森主要结合他自己的切身经历，谈了在最近的经济危机中这样艰难的时刻如何做决策。保尔森于1970年毕业于与肯尼迪政府学院隔河相望的哈佛商学院。他提到当他接受财长的军令箭的时候，他就意识到金融体系累积起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其实，这场金融危机早就该发生了。”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引起了这场危机，但是当事实浮出水面的时候，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保尔森曾经如是告诉美国前总统布什。应对这场危机是一场“竭尽全力以阻止灾难发生的一个过程。”“我其实从来不允许自己认为金融体系已经到了悬崖边缘，尽管我也很清楚事实情况是，金融体系已经到了要坍塌的边缘。”他补充道。偶尔的幽默让这位不苟言笑的财长倒是和听众拉近了距离。
保尔森同时也提到，他当时其实完全可以提前四到六周处理掉那些可能会影响到选民的潜在问题，但是国会常常很拖沓，不能提供及时的反馈。“如果不是火烧眉毛的话，即使是面对复杂、巨大、有争议的问题，也很难让国会迅速行动。”补充这一点的时候，保尔森本来就少有表情的脸更加严肃了。
“那么，怎样才能让华盛顿在问题积累起来之前尽早行动呢？”格根教授追问道。“其实，我不知道……”对于保尔森诚实的回答，观众报以善意的笑声。
在与格根的对话中，保尔森提到在2007年危机发生前的几个月里，他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是和总统以及国会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他同时强调，一旦金融危机袭来，在有限信息的情况下，迅速决策的重要性。这位曾经的华尔街国王说话的声调并不高，但每一句话却都是掷地有声。“我们有很多的例子，被迫很快作出决定。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是，随着对问题了解的深入，我们还可以继续完善决策。”他补充道。
随后，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提问，“银行家和普通老百姓的贪婪会不会就此收住，还是会引发另外一场危机？”保尔森回答说：“其实在我写《悬崖边缘：阻止全球金融体系崩溃之内幕》这本书的时候，我把‘贪婪’这两个字改成了‘经济利益的驱动’。”保尔森回答道，在他看来，对于经济利益的追逐是不可能消失的，这也是需要规章制度存在的理由。
在来肯尼迪政府学院演讲之前，保尔森在哈佛商学院与学生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关于“领导力和价值观”的交流。在讨论了类似的话题后，主持人请这位校友给在座的同学们一些建议。这位64岁的老人严肃的表情略有放松，他说：首先，不要被短期的诱惑所吸引，目光要放长远。世上没有捷径，你需要从头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真正的快乐来源于完成困难的事情。
第二，选择适合你的工作。不要被表面的光鲜亮丽所吸引。问问你自己，你擅长什么？你喜欢什么？什么样的环境才是最适合你的？
第三，保持道德感和同情心。好的人也会做坏的事情。即使是你的老板让你做你认为不合适的事情，你也要问清楚原因和目的。不要畏惧，因为那个人可能不小心不仅仅毁了你的工作，还可能毁了你的人生。
第四，平衡好工作和生活。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炫耀他／她以牺牲家庭为代价换取事业的成功。学会点头，也学会摇头。我做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每天早上想想我的时间应该花在哪里，应该怎么花。
主持人问到他在哈佛商学院学到最有价值的课程是什么的时候，这位年薪曾经最高有3200万美元的前高盛集团CEO、冷面华尔街国王幽默地回答说：“首先，我没有学习金融课程。其次，我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韦尔斯利女子学院(保尔森的太太毕业于此)。”
演讲结束后，笔者在从哈佛商学院去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路上，看到这位和妻子助手步行回Charles Hotel的老人走在前面。因为知道他曾经去过中国70多次，不仅遍访高官，而且还作为环保人士徒步云南深山，忍不住追上去问了个和中国相关的问题。
“保尔森先生，您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您会给中国的领导人什么样的建议？”这位老人很友善地放慢脚步回答了我的问题，“我对中国充满信心。但毫无疑问，目前的中国也充满了各种挑战。中国需要继续开放经济，让更多的人们享有市场经济带来的成果。但中国要慎重考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环保问题、城市和农村的差距问题。”
“那您最近还会去中国吗？”“当然，今年4月份！”
“那您觉得这场金融危机什么时候才能结束？”“看，查尔斯河已经破冰了！”老人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上周还冰封的查尔斯河水已经在蓝天的映衬下，载着一河浮冰安安静静地流向远方。他似乎在说，春天应该不远了吧。
(作者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
读得津津有味，似乎在阅读中可以找到过去一两年的许多事的解读，特别是奥巴马当选与此次金融危机，也似乎可以找到一些未来全球经济与政治的走向。
先从网上摘点东西，都是有关此书的一些内容的介绍，我就不多说了。
关于雷曼兄弟和倒闭，这本书的说法。
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出版了回忆录《危机边缘：致力遏阻环球金融制度崩溃内幕》，这是由经历此次金融危机的重量级人物所撰写的第一本书。在回忆录中，保尔森揭秘了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包括标志着次贷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的"雷曼兄弟"倒闭的前前后后。
书中，保尔森将雷曼兄弟的倒闭归责于英国政府。保尔森披露，英国拒绝批准巴克莱收购即将倒闭的雷曼兄弟公司。保尔森描写了自己对英国的失望之情，并称英国的做法"绝情"。保尔森写道，自己在得知交易告吹时脱口而出："我们被英国人耍了"。
同时，保尔森保尔森在书中披露，为拯救"雷曼兄弟"免于破产，自己曾与雷曼总裁通了50多次电话，最终仍以失败告终。
以下为内容摘要：
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前48小时。
2008年9月13日， 星期六
"我们被英国人耍了" www.lootou.cn
雷曼兄弟的倒闭，很大程度上与英国政府的绝情脱不了关系。
为促成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美联储曾向摩根大通提供了290亿美元的贷款作为担保。但类似的救助计划却无法帮助雷曼兄弟，因为雷曼将自己的资产至少高估了370亿美元，其有毒资产总量势必让美联储承受巨大的损失。
9月13日，雷曼兄弟高层与英国的巴克莱银行达成协议，让后者收购雷曼兄弟。然而，英国政府却拒绝批准巴克莱收购雷曼。
星期六清晨，我很早就离开纽约华尔道夫饭店，路过公园大道时速度慢了点，但还是在7点刚过就赶到了纽约联储。乘电梯到了13层，那里，盖特纳早已安排了临时工作间。一落座我就给当时的美国银行CEO刘易斯打了电话，他对我讲，他手下的人已经查得很清楚，雷曼的资产比他们前晚预测得还要糟糕很多，言下之意就是他很不愿意收购雷曼。
8点钟，关于巴克莱收购雷曼的会议在盖特纳的办公室举行，我也参加了。巴克莱CEO约翰•华莱对大家说，他们在努力达成收购计划，但对雷曼的一些资产很担忧，完成这一收购至少要520亿美元。我对华莱说，一定要把最大的问题放在首位，但他认为那些让人担忧的资产是将来最大的麻烦。如果当天巴克莱能透露他们的底线，我们也保证会给他们介绍私人财团来解决融资问题。其实只要我们提出，整个银行业的领导们会即刻在联储楼下集合，这不存在丝毫夸张。
9点钟，日程安排上说要与华尔街的CEO们会面，但雷曼兄弟公司前董事长迪克•福德给我打了电话，我简单地把与刘易斯的谈话内容告诉了他，并劝他说，最好考虑与巴克莱合作。他显得特别失望，有点不相信情况真如美国银行一样糟。
与CEO们的谈话我尽可能放开自己。我说："现在大家都在为收购计划努力着，我们需要知道大家能否与我们同舟共济，如果出现资金漏洞，政府那边不靠谱，那大家想到解决的方法了吗？"当时我已经猜到大家脑子里在想什么，他们都是精明的生意人，又怎么会甘心情愿勒紧裤腰带去救助一个自己的敌人呢？摩根士丹利前CEO麦晋桁就问我们：为什么政府不能再安排另一次收购交易呢，就像救助贝尔斯登那样的大举动？盖特纳(时任纽约联储主席)立刻就以"这绝对是个行不通的方法"打消了大家的念头，他很清楚，美联储不可能对雷曼兄弟的资产作担保。到了晚上。CEO们原则上支持巴克莱提出的收购协议。
离开纽约联储时已是晚上9点了，我欣慰的是这个收购计划总算有点眉目了。由于之前总是失眠，到宾馆后我已虚脱了。走进卫生间，找到了在华盛顿时医生给开的安眠药，然而，作为一名信仰基督教精神疗法的人，我不该服用这种药，但那晚我实在太累、太需要休息了，我真的很想服药。站在刺眼的卫生间灯下，我盯着手心的那些小药片看了很久，最后还是把它们扔进了马桶，就这样那一整瓶药就消失在了宾馆卫生间。而我还是要做一名虔诚的祈祷者，坚信会有神力为我解开一切烦恼。
2008年9月14日，星期天
50多通电话没救下雷曼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几个月，我就曾与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芬多次电话联系，讨论高盛面临的困境。2008年3月15日，布兰克芬已经直接打电话到我的家中。这是我担任财政部长以后，劳埃德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电话到我家。当然，这让人感到有点意外。在电话中，劳埃德跟我讨论了市场状况，表达了他对市场现状的观点，十分具有解析性，又很全面。但我从他的声音中听出了一丝畏惧的情绪。他的结论很有预见性。
我去上床睡觉时对拯救雷曼的机会还抱着乐观的心情。与巴克莱的交易还在有序进行，他们的总裁鲍勃•戴尔蒙德早上在伦敦也计划开一个董事会。纽约时间清晨7点15分，盖特纳在巴克莱董事会结束后和戴尔蒙德进行了交谈，被告知英国监管部门要出面干扰。45分钟后，我和盖特纳一起在他的办公室里与戴尔蒙德以及华莱进行了交谈，他们明确告诉我们说英国金融监管局(FSA)否决了收购计划，从戴尔蒙德的语气中我听到的尽是挫败感和一腔愤怒。
只能自救了。早上10点，我们和银行界头头们又见面了，我把实情转告了大家。如果巴克莱同意这个计划，我们的金融业绝对会回归正常。
11点我又回到楼上。很快就和英国财政大臣达林通上了电话，他想要一份关于雷曼的最新报告，我告诉他很震惊FSA拒绝巴克莱收购一事。在没有一丝歉意的声音中，他清楚地表明收购雷曼绝对是一点可能都没有。没说具体细节的东西，只是说英国政府担心雷曼兄弟的不良资产危害巴克莱，进而影响整个英国托的银行体系。他说这是在要求英国政府去承担一个巨大风险，自己不会让英国的纳税者为我们买单。
下午一点之前，当盖特纳和我又找到CEO们时，我已平静很多。我们告诉他们，巴克莱银行已经退出，我们找不到任何雷曼兄弟的买家。我脱口而出："我们被英国人耍了"。比起愤怒，更多的是挫败。我确定FSA已经为他们的立场找到了很好的辩证理由，虽然我对英国监管机构的决定感到惊讶，但我还是陷入了自我冲动情绪的漩涡。
回到13楼的临时办公室，摆在面前的事实让我感到突如其来的恐惧。雷曼已经死了，AIG的问题也失去控制，接下来就是美国会陷入更深的衰退，一个巨型金融机构的失败会影响整个国家的走势，也许后果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想，要从中拯救这一切至少要花上数年的时间吧。
我曾准备好了支持政府的决定，帮助雷曼兄弟公司免遭破产的结局。然而，意识到雷曼兄弟的资产问题可能让纳税人承担巨大的损失后，我选择了放弃。尽管我十分喜欢雷曼总裁理查德•富尔德，在贝尔斯登获得政府救助到雷曼兄弟破产前，我们通了50多次电话，商讨如何拯救雷曼兄弟。
整个周末都让我有种穿了盔甲的感觉，但现在我觉得我的安全感在渐渐失去，什么都不堪一击。我想给老婆打电话，但是我不会用办公室的电话打，因为我知道其他人都在周围，所以我走到靠近窗口的地方给她打。我请她帮我祈祷，为我们的国家祈祷，并帮助我应付这突如其来的恐惧。她立刻引用提摩西第二本书里诗歌1：7的一段，"上帝并没有给我们恐惧的心灵，但给了我们力量和爱，还有明智决定的权力。"
关于两房与中国的交易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前财长保尔森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人物。赞誉者认为他力挽狂澜，从金融海啸中拯救了美国经济；批评者则认为，正是保尔森的失误酿就了金融海啸。过去一年中，保尔森闭门写书。在他最新出版的回忆录《崩溃边缘》(ON THE BRINK)中，他详细回顾了金融海啸爆发时的场景，并为自己在金融危机中的一系列举措进行了辩护。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前财长保尔森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人物。赞誉者认为他力挽狂澜，从金融海啸中拯救了美国经济；批评者则认为，正是保尔森的失误酿就了金融海啸。过去一年中，保尔森闭门写书。在他最新出版的回忆录《崩溃边缘》(ON THE BRINK)中，他详细回顾了金融海啸爆发时的场景，并为自己在金融危机中的一系列举措进行了辩护。更有意思的是，他在书中还以颇多笔墨描述了他与中国官员的交往细节，特别是金融危机时中美围绕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博弈的内幕。
俄曾提议与中国联合抛售"两房"债券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此前一天，保尔森作为布什总统的随员，去北京出席奥运会开幕式并观看随后的奥运比赛。但此时的美国已是次贷危机肆虐，金融海啸山雨欲来。
他回忆说，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避免金融形势失控，尤其是避免美国两大房贷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情况失控。保尔森在书中说，当时财政部已不断接到外国官员打来的"紧张不安的电话"，询问相关情况。
而中国持有"两房"的大量机构债权。保尔森回忆说，当时"在中国通信并不安全，我可不想任何有关政府授权企业很糟糕的消息泄露出去"；因此，在当时北京的各种秘密会谈和晚宴上，"我竭尽全力向中方确保所有事情都会正常运转。"
保尔森披露说，正是在北京期间，他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俄罗斯官员已和中方高层接触，并提议两国采取联合行动，大量抛售持有的"两房"机构债券，以此迫使美国实行紧急授权，接管这两大企业。"中国方面拒绝采取这一破坏性的计划，但这样的报道却非常让人烦恼--大量抛售将严重打击外界对这两大机构的信心，并使资本市场陷入动荡。"保尔森在书中说。因此，8月15日，保尔森一回到美国，马上集中精力应对"两房"危机。9月7日，美国政府迅速果断行动，将"两房"收归国有，以此确保外界投资者对美国的信心。
保尔森说，在这个过程中，他和中方进行了密切沟通。他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会谈时，一再重申美国会确保中国投资的安全性。"我总是说，我们会履行我们的义务，我们认真对待这些义务。"王岐山则表示，中方将积极配合，不会抛售持有的机构债券。"他补充说，中国将继续持有他们在美国的仓位，他对我们采取的行动予以祝贺，但同时也加上一条警告：'我知道，你可能会认为这样就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但问题可能并不会结束。'"
果然，正如王岐山所预言，在保尔森似乎成功应对完"两房"危机后，雷曼兄弟却宣布破产了，这随即引发席卷整个世界的金融海啸。
布什曾试图上阵拉中国投资
2008年9月，金融海啸席卷华尔街。当破产阴霾笼罩雷曼兄弟时，华尔街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也陷入了困境。投资者纷纷撤资，摩根迫切需要外部投资，才能避免重蹈雷曼破产的覆辙。在当时外部投资者望华尔街生畏之时，美国人想到了中国中投公司。中投坐拥2000亿美元的庞大资金，而且它已经持有摩根士丹利9.9％的股份，可谓休戚与共。
保尔森在回忆录中说，摩根士丹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克(John Mack)对他说，中投似乎也对注资摩根士丹利有意，"我们得到的所有信号显示，他们希望从你这里得到一些保证和鼓励。"麦克建议，保尔森直接和中国主管外贸和金融的最高官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通电话商讨。保尔森同意了。
摩根士丹利当时期待的战略投资者有两家，一是中国中投公司，一是日本最大的三菱日联银行。保尔森则回忆说，考虑到摩根士丹利当时的困境，他对日本银行能否尽快做出投资决策感到怀疑。为确保中方能够投资，2008年9月20日，保尔森向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介绍了相关情况。他告诉布什，可能需要他就这个问题直接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沟通。
当然，接触问题必须巧妙安排，"因为美国总统不应直接对中国国家主席提出投资要求。但假如中方有达成协议的意思，我们应该安排这样一次对话--(美国)总统将向胡表示感谢。"当天傍晚，保尔森和王岐山通了电话，保尔森预估说，这将是一次"艰难的对话"。
他回忆说，尽管他和王岐山非常熟悉，经常互相开玩笑，但在那个非常之夜，"我们将幽默降到了最小程度。"保尔森向王岐山介绍了美国政府应对危机的一系列措施，并表达了战胜危机的乐观态度，然后，他提出了摩根士丹利的问题。王岐山对摩根士丹利和约翰•麦克评价颇高，并且说，中投正考虑提高其在摩根士丹利的股份。保尔森当即回答，他们对此表示欢迎。但保尔森也随即注意到，"王(对这个交易)好像比较冷淡，并对中国投资安全性表示出了关注。"
从王岐山"不热情"的语气看，保尔森认为，不能要求中方太多，"中国已经通过购买财政部国债和政府支持机构债券向美国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如果和摩根士丹利达成合同可能的话，王会发出信号的。"保尔森随后给时任白宫国家安全助理的哈德利打电话，告诉后者："我认为中国不会向摩根士丹利投资，因此，总统给胡打电话也就没必要了。"
尽管保尔森这样回忆，但记者也从另外渠道了解到，中投当时未能再次入股摩根士丹利，是后者在耍两面手法：一方面以虚假承诺稳住中投，另一方面则向日本三菱日联银行暗送秋波，达成协议。这导致中投拂袖而去。最终，摩根士丹利和三菱日联银行达成协议，日方向摩根士丹利注资90亿美元，取得后者21％的股份。
"我们会毫不犹豫，并且继续改革开放"
在2006年出任美国财政部长前，保尔森曾长期担任高盛集团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他曾数十次前往中国，和中国政商两界都非常熟悉，被誉为"中国通"。在这本主要讲述应对金融危机的回忆录中，保尔森很少谈及外交问题，但对于中国事务却不吝笔墨。他说，在他接任财长时，就告诉布什，他希望促进中美经济关系，"要取得成功，我必须使两国的关键决策者建立密切联系。"
这也就有了于2006年启动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保尔森说："SED的成功，是我最感到自豪的成就之一。"最初的SED双方都将焦点聚集在战略关系上，并有效应对了当时的食品和产品安全问题。保尔森说，随着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这一机制和随之加深的两国关系，有效地稳定了中方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信心，"考虑到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债务，这一点非常关键。"
2008年12月，保尔森赴北京出席任内最后一次SED。他评价说，两天的会议"富有成果"。中美双方同意将在能源和环境问题上进行合作。他说，双方选择这些领域合作，是因为彼此都知道"这些成果能为美国两党所欢迎，而且能确保下届政府延续SED机制"。
保尔森描述说，对话结束后，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保尔森一行，"他强调，SED对加强美中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并且鼓励我，从财政部离职后尽快回到中国(访问)。"
随后是双方的私人会谈。"我让他确信，我们两国间的关系将只会更加改善，我并且建议他避免在货币和贸易问题上采取保护主义举动。"保尔森在书中说。
"开放贸易，会让中国的所得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后退，中国失去的也会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保尔森对胡锦涛说。保尔森在书中回忆，胡锦涛坦率表示："在一些领域，我们的行动没有你们希望我们的那么迅速，但我们会毫不犹豫，并且继续改革开放。"
在SED后期，保尔森的对话伙伴是王岐山。他描述说，他和王岐山相交15年，王是"一位值得信赖的老朋友"，作为北京前市长，王"敢于采取大胆行动，并有狡猾的幽默感，他帮助他的国家走出了非典(SARS)危机，并担负2008年奥运会准备工作的领导事宜"。
2008年3月，保尔森到访北京，与刚刚就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岐山进行对话。他说，当时尽管他们花了相当长时间讨论能源价格上扬和环境问题，因为这是随后SED会议的焦点议题，但"王最感兴趣的是美国资本市场的问题"。保尔森说，他坦诚告诉王岐山美国的困难，并不忘提及中国是美国最大债权国之一。"我强调，我们理解我们的责任"。
这场危机早该发生了。ZT
2月22日下午6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肯尼迪论坛”座无虚席。美国第74任财长亨利•保尔森，这位决定过包括“两房”、雷曼兄弟、AIG以及花旗等美国金融巨头命运的人物，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走上了讲坛。肯尼迪政府学院领导力研究中心格根(David Gergen)教授主持了本次活动，这位教授曾在白宫效力于四位总统，是克林顿总统的高级政治顾问。
保尔森主要结合他自己的切身经历，谈了在最近的经济危机中这样艰难的时刻如何做决策。保尔森于1970年毕业于与肯尼迪政府学院隔河相望的哈佛商学院。他提到当他接受财长的军令箭的时候，他就意识到金融体系累积起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其实，这场金融危机早就该发生了。”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引起了这场危机，但是当事实浮出水面的时候，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保尔森曾经如是告诉美国前总统布什。应对这场危机是一场“竭尽全力以阻止灾难发生的一个过程。”“我其实从来不允许自己认为金融体系已经到了悬崖边缘，尽管我也很清楚事实情况是，金融体系已经到了要坍塌的边缘。”他补充道。偶尔的幽默让这位不苟言笑的财长倒是和听众拉近了距离。
保尔森同时也提到，他当时其实完全可以提前四到六周处理掉那些可能会影响到选民的潜在问题，但是国会常常很拖沓，不能提供及时的反馈。“如果不是火烧眉毛的话，即使是面对复杂、巨大、有争议的问题，也很难让国会迅速行动。”补充这一点的时候，保尔森本来就少有表情的脸更加严肃了。
“那么，怎样才能让华盛顿在问题积累起来之前尽早行动呢？”格根教授追问道。“其实，我不知道……”对于保尔森诚实的回答，观众报以善意的笑声。
在与格根的对话中，保尔森提到在2007年危机发生前的几个月里，他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是和总统以及国会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他同时强调，一旦金融危机袭来，在有限信息的情况下，迅速决策的重要性。这位曾经的华尔街国王说话的声调并不高，但每一句话却都是掷地有声。“我们有很多的例子，被迫很快作出决定。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是，随着对问题了解的深入，我们还可以继续完善决策。”他补充道。
随后，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提问，“银行家和普通老百姓的贪婪会不会就此收住，还是会引发另外一场危机？”保尔森回答说：“其实在我写《悬崖边缘：阻止全球金融体系崩溃之内幕》这本书的时候，我把‘贪婪’这两个字改成了‘经济利益的驱动’。”保尔森回答道，在他看来，对于经济利益的追逐是不可能消失的，这也是需要规章制度存在的理由。
在来肯尼迪政府学院演讲之前，保尔森在哈佛商学院与学生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关于“领导力和价值观”的交流。在讨论了类似的话题后，主持人请这位校友给在座的同学们一些建议。这位64岁的老人严肃的表情略有放松，他说：首先，不要被短期的诱惑所吸引，目光要放长远。世上没有捷径，你需要从头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真正的快乐来源于完成困难的事情。
第二，选择适合你的工作。不要被表面的光鲜亮丽所吸引。问问你自己，你擅长什么？你喜欢什么？什么样的环境才是最适合你的？
第三，保持道德感和同情心。好的人也会做坏的事情。即使是你的老板让你做你认为不合适的事情，你也要问清楚原因和目的。不要畏惧，因为那个人可能不小心不仅仅毁了你的工作，还可能毁了你的人生。
第四，平衡好工作和生活。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炫耀他／她以牺牲家庭为代价换取事业的成功。学会点头，也学会摇头。我做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每天早上想想我的时间应该花在哪里，应该怎么花。
主持人问到他在哈佛商学院学到最有价值的课程是什么的时候，这位年薪曾经最高有3200万美元的前高盛集团CEO、冷面华尔街国王幽默地回答说：“首先，我没有学习金融课程。其次，我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韦尔斯利女子学院(保尔森的太太毕业于此)。”
演讲结束后，笔者在从哈佛商学院去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路上，看到这位和妻子助手步行回Charles Hotel的老人走在前面。因为知道他曾经去过中国70多次，不仅遍访高官，而且还作为环保人士徒步云南深山，忍不住追上去问了个和中国相关的问题。
“保尔森先生，您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您会给中国的领导人什么样的建议？”这位老人很友善地放慢脚步回答了我的问题，“我对中国充满信心。但毫无疑问，目前的中国也充满了各种挑战。中国需要继续开放经济，让更多的人们享有市场经济带来的成果。但中国要慎重考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环保问题、城市和农村的差距问题。”
“那您最近还会去中国吗？”“当然，今年4月份！”
“那您觉得这场金融危机什么时候才能结束？”“看，查尔斯河已经破冰了！”老人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上周还冰封的查尔斯河水已经在蓝天的映衬下，载着一河浮冰安安静静地流向远方。他似乎在说，春天应该不远了吧。
(作者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
这本书里，有趣是读出了高盛能成为今天的巨人的途径。先看看高盛的历史：
1869年， Marcus Goldman创办高盛。
40年后，高盛只有三个资深合伙人。
60年后，高盛由于贸然设立贸易公司差点在1929年的股灾中毁于一旦。
97年后，高盛完成了第一个重要的IPO。
100年后，高盛还会接受两万五千美元帮助客户设计分红方案这种“小活”。
101年后，高盛才在伦敦设立了第一个海外分支机构。 保尔森大约这个时候，离开白官，到了高盛工作。
103年后，高盛才有了自己的固定利息和私人客户服务部门。
今天，140年后，高盛是一家市值达到70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
保尔森能当上GS的CEO，包括GS能有今天的成就
走的是政商勾结之路，保尔森从哈佛商学院出来后，到了五角大楼工作。后来进入尼克森的班子，当年在白官认识了许多年青人，而这些人，根据他的回忆录看，都是如今美国政坛的风云人物。还有他老婆Wendy，是希拉里的大学同学，克林顿当朝的时候，高盛有许多政治上的资源发大财。
保尔森的传记透露，他母亲很反对他出任财长，但是中国的周小川私下跟他说，我们认为你应该去当财长。保尔森认为中国高层表明合作，他认为他会有所作为，会为他的国家做成一些事情。这里意味深长。
尽管保尔森表面上表示公平，实际上奥巴马当选上总统，肯定有高盛的插手。
传记中说，还在保尔森当高盛CEO，没有出任财长以前，那就是说至少在2006年5月前，保尔森就曾邀请奥巴马在高盛合伙人大会上发表演讲，那次发表演讲的还有一个人，就是股神巴菲特。这个故事，可见高盛为什么能发大财了，早在2006年，高盛不邀其他美国的政客去合伙人大会讲演，却选中了奥巴马，而力邀的另一个是巴菲特，不会是无独有偶吧。
还有一处要指明的，保尔森几代都是芝加哥附近居住，保尔森在美国权力与经济圈里，算是芝加哥派的。而奥巴马当选总统，其实是美国芝加哥派经营的成果。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暂不表。
另外保尔森的传记中还有一个有关奥巴马的故事，保尔森在2008年9月5号那个星期五，打了房利美与房地美两个公司一个埋伏战，下午四点钟，当华尔街股市结束后，分别跟两个公司的代表开会，通令两个公司的conservatorship。艰难一战后，晚上回家早早睡觉。十点半，被电话吵醒，原来是奥巴马的电话，短短的几个小时，他已经对许多内幕了如指掌，并主动来电话询问一些细节。保尔森自己说，至从奥巴马在高盛合伙人大会上演讲以后，隔那么一段时间，就会打来电话跟保尔森聊聊。而奥巴马当上总统后，就再也没有来过电话了。保尔森在这里伏笔的意思是什么？要跟谁别清与奥巴马的关系？我在想王歧山与周小川读到这段话，会有何感想？
第二天，保尔森为了平衡，主动跟麦肯打电话谈两房措施，相比之下，麦肯对两房的conservatorship对美国政治与经济的潜在影响，和可做的权力游戏的反应迟钝。那时昨夜刚获共和党付总统提名的佩林正好在麦肯旁边，麦肯让佩林与保尔森在电话中通了话，保尔森说佩林很有政治头脑，随口提的问题就是两房的改变带来的权力操纵空间。与奥巴马昨夜的精明与政治灵通加嗅觉如出一辙。
读这本书触目惊心的地方是，保尔森是个表面和蔼可亲，特善于挖坑埋陷阱的下棋高手，其布局之远，让人很难看到其投资与埋伏之意图，看看高盛引爆希腊债务危机就可知一斑。这些年，他通过与中国主管金融的周小川与王歧山的交情，让中国在两房与美国债上下了巨大的本钱，让中国的财政牢牢套住（据说美国政府接管两房后，中国在两房中投入的3000亿美元资产就被无限期地冻结在那里，保尔森只是口头上承诺保证中国的利益，希望高手能证实这一点），成为了支撑美国的坚石。红脸的唱完，让翻脸不认人的奥巴马白着脸出手了，对中国产品征收高税，逼中国人民币增值，引爆中国通涨与金融泡沫。对台售武，面见达赖，谷歌以自由民主高调逼宫。一时间，中国政府钱权尽失，脸面无光（看看谷歌事件，多少中国知识分子站在老美一边），内外不是人。
这本书中，还隐藏着一些难以解释的东西，主要是保尔森并没有真正讲为什么一定要拿下房地美与房利美，只说为给美国国家带来损失，什么样的损失，损失有多大，只是一笔带过。其实许多批评者已经指出，解决这些危机有效方法就是宣布杠杆放大的CDS金融合同的无效，美国政府反而不用拿出纳税人的巨资去挽救两房与后来的银行。而从这些CDS中获得巨利的正是高盛等美国金融集团，如果只是这样，还好理解，只是一些美国金融集团的贪得无厌。但是如果这些CDS是地缘政治中的金融战手段的话，那这个故事是埋于现在与未来的炸弹，是更多掠夺各国老百姓的财富，让一些国家破产，千百万家庭与企业破产的原凶，大国争战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