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强的父亲节

安娜·贾维斯，她的母亲在内战时期组织“母亲工作俱乐部”，致力于改善卫生与照护伤员。母亲去世后，安娜希望实现她的心愿，为天下母亲设立纪念日。1908 年 5 月 10 日，她在西弗吉尼亚州教堂举行首次追思礼拜，并以白色康乃馨象征母爱。经过多年倡议，1914 年威尔逊总统将五月第二个星期日定为全国母亲节。

父亲节则由多德夫人开启。她的母亲早逝，父亲威廉·斯马特在偏远农场独自抚养六个孩子。1909 年，多德夫人在参加母亲节礼拜后意识到父亲同样值得纪念，于是开始向教会与政府游说。1910 年 6 月 19 日，华盛顿州举行了第一次父亲节庆祝活动。多德夫人的倡议只获得了区域性认同，它的全国化遭遇了巨大的阻力。

传统男性观念认为佩戴鲜花、接受贺卡是一种“矫情的女性化行为”，觉得这是对男子气概的冒犯。这在老派欧洲传统文化里特别有感。与此同时，母亲节被商业化得过于迅速，母亲节的倡议人安娜·贾维斯晚年一直在反对商业化侵蚀她最初设立这个节日的纯粹性，甚至因此要求取消母亲节。

这种情况下，再增加一个父亲节，无非是为节日消费增加一个噱头，在国会讨论中，父亲节的立法一次次被否决。

二战爆发后，无数父亲与儿子奔赴前线，社会需要一个象征来寄托对男性家庭支柱的敬意与思念。正是在这种情感需求的推动下，父亲节逐渐获得全国性的认同。1966 年，约翰逊总统首次以行政命令承认父亲节；1972 年，尼克松总统将其正式确立为永久性法定节日。

因此，父亲节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温情包围的节日，它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博弈：男性对表达情感的防御、公众对商业化的反感、零售业的自救，以及战争带来的集体情绪共同塑造了它。

如今的社会氛围下，母亲节和父亲节好像都退化成了商业化符号了。这可能是一种进步，亲情不需要靠一个节日来提醒，也可能是退步，亲情像上了发条的定时器，到点了提醒你要做点什么。

回到最根本的第一性上，这是不是人们由衷需要表达情感的外力助推？尤其是华人文化圈里，如果纯粹的华人传统社会，有没有产生这两个节日的土壤和源动力，我觉得，好像没有，母亲节不会自产，但外来文化进入的时候，会很容易接受，父亲节会很不同，甚至外来文化进入的时候，它要立足好像都不容易。

我很早知道母亲节，父亲节则一直没概念，移民后也是同样印象，如果不是商业活动的助推，父亲节的声浪要小得多，在男性意识特别强的文化里，对情感柔性表达的抗拒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父权传统浓重的传统文化里，这种排斥感则是来自双方。

一个社会的道德高度主要是男性塑造的，传统宗法社会里的一套理学纲常，大多违背人性，妻妾制在扭曲女性的同时，对男性的作用也是一样的，《红楼梦》小说中的男性让人产生美感、认同感或者具备道德高度的有几个？或者说有吗？按照现代标准，好像一个也没有。

我们那一代的父亲们总体看打不了好分数，人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结构里，意识里前现代的糟粕还很多，个人道德修为在及格线上震荡，严父观念还强，棍棒教育是家常便饭，养儿防老意识特别强。红卫兵那一代为人父母后应该也好不到哪里去，网上看到很多吐槽父母问题的，年龄上推测，感觉主要就是集中在这一代人，不仅缺乏处理细腻情感的心理资源和基本建设，还常把能把生存的焦虑，简单粗暴地转化为对子女的控制欲和打压，导致了无数家庭内部的创伤。

不过总体情况越往后越好，70/80后与子女的融洽感，就要好很多，整体生存状况不断改善，也开始有情绪价值意识，自己可能就是过去那种糟糕环境的受害者，在为人父母后，会有一种近乎补偿式的自觉，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来尊重，而不是自己的私产或养老保险。

以后应该越来越好，这是个体意识的觉醒与农耕社会关系的解体带来的结果。父母不再高高在上，自己就不再有这个意识；子女也没有什么道德枷锁，养儿防老的功利算计退场，纯粹的血缘之爱与精神共鸣有了滋生的土壤，家庭从一个讲阶级和服从关系的纪律单位，变成了平等、爱与相互支持的心系之所。这个基础上的父亲节，才是自然而顺畅的。

社会变化的节奏越来越快，不过再怎样，家庭这个单元不至于遭遇重大挑战，亲情仍然是最重要的情感需求，父亲节的牵强来自传统，最终还是会融化在亲情的平等表达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