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天云月
江流天外，月涌云头。 扁舟一叶，酹祭悠悠。
这个文化陷阱就是习得性无助。
什么是习得性无助？
马戏团的小象从小被一根粗铁链拴在柱子上，它拼命挣扎拉不动，试了几百次后，心理上认定了“我根本无法反抗”。等它长成几吨重的巨象、能轻易拉倒大树时，驯象人只需要用一根细细的麻绳系着它，它也不敢逃跑了。大象为何不敢跑、不会跑？就是因为心理上陷入了“习得性无助”的陷阱。
习得性无助离我们并不遥远。在许多家庭和学校里，我们常常能看到那只“小象”的影子。
我小学时，一见到需要自己列式子的数学应用题就晕菜。那时候我总是绝望而无奈地想：就算我会做这道题又有什么用？应用题就像大海一样无边无岸，这道题做对了，还有无数更难的在后边等着我！因此，我那时的数学成绩那真叫一个菜鸟。
直到初一那天，一位物理老师（我父亲的同事）来我家串门，无意中说了一句话，在一个刹那间打开了我的心锁。他说：“应用题有什么可怕的？数学里没有比应用题更容易的了，就那么几个类型，稍微总结一下，就什么都会了！”
这句话像闪电一样划过我的心海，在脑海中卷起风暴。我开始想：与其畏数学如虎，何不试试总结一下？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从此之后，数学成了我的最爱。
我相信，像我当年那样的孩子一定乌殃乌殃地排着大队。凡是遇到稍难的数学题连笔都不敢动、嘟囔着“我反正学不会”的孩子，都属于这一类；还有些孩子，则表现为在社交中永远缩在后排，即便被欺负了也选择默默忍受。
在我们的日常教育与传统文化习惯中，有几种极为常见的现象，就像是一根根看不见的“细麻绳”，一步步套在孩子的脖子上：
一、否定式打压与“永远不够好”的评价习惯
在很多家庭里，要孩子“谦虚”的初衷被误用成了“打压”。有些父母生怕孩子“飘了”，于是把否定和挑剔当成了日日常规。
孩子考了90分，兴冲冲跑回家，换来的却不是亲亲和赞许，而是冷冷一句：“那10分扣在哪了？你看人家小明怎么能考100？”孩子精心画了一幅画，父母的反应是：“太阳画得不够圆！“，”画画能当饭吃吗？”
这种“否定式教育”的实质，是无论孩子怎么努力，永远得不到肯定。久而久之，孩子的脑子里就会形成一条有点残酷的逻辑链条：努力＝失败＝被责骂。既然无论怎么尝试都无法获得认可，那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干脆放弃尝试”。这正是心理学上经典的习得性无助实验里，狗在遭受无法逃脱的电击后，最终选择趴在地上呻吟、连门开了都不跑的心理状态。
二、包办代替与“你不行，让我来”的控制习惯
如果说打压是“心灵电击”，那么过度包办就是“折断翅膀”。
许多家长打着“爱”的旗号，把孩子的生活包揽得无微不至：孩子系鞋带慢了，抢过来帮他系；孩子洗碗打碎了个盘子，立马大喊“你别动，赶紧一边去”；孩子做作业遇到困难，还没等他思考，家长就直接把答案说出来。
为何说这种习惯不好， 因为这种习惯会给孩子传递一条相当要命的潜台词：“没有家长，我什么都做不好。” 当孩子失去了在小事上“通过探索获得成功”的机会，他可能就永远无法建立属于自我人格的“自信”。长大后面对生活中的稍微一点风浪，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我该怎么解决”，而是“我做不到”，彻底退回到婴儿般的无助状态。
三、跪拜文化：剥夺独立人格的灵魂枷锁
上述习得性无助伤害的仅仅是孩子的能力自信，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深沉、最彻底、最该警惕的习得性无助，摧残的则是孩子的人格与灵魂——这就是源远流长的跪拜文化。
它驯化的是一个人的奴性人格。
跪拜文化在中国的普及程度早已化成了无需剧本的肌肉记忆， 从逢年过节对祖宗长辈的屈膝叩头，到接接喜钱时的习惯性下跪；从被冤屈时向官老爷“青天大老爷”扑通一跪，到面对强权时膝盖软下的“习惯性谢恩”，比比皆是， 我们今天仍然时不时会看到乌殃乌殃的一大群人集体跪在政府大楼前或鸣冤或求情的照片。 至于大年初一磕头拜年， 甚至已经被视为一种美好的伦理亲情了。
但究其本质， 这种从小就被要求在权威面前双膝着地、低下头颅的文化习惯，培养的是大脑神经元的固定条件反射：面对尊长、权威，我必须是无能的、低贱的、没有话语权的。 所以说下跪的动作是在硬生生揉碎一个个体的独立人格，从骨子里剥夺一个人对自己人生的控制感，绝不为过。
跪拜文化是极有系统的， 随着孩子的长大，读书进学要“师徒如父子”，考中秀才举人进士要给皇帝“叩见皇恩”，如此繁衍成文化大观， 社会的威权与奴性人格，以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就会成为社会常态并代代相传。
这种文化传播的当然是黑恶的东西。中国有“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俗语，儿媳妇当年被婆婆折磨得痛不欲生。等她自己终于熬成了婆婆，她不会去打破这个制度，反而会用更残酷的手法折磨新来的儿媳。因为她的心理惯性是，“我当年跪着受的苦，必须在别人身上加倍找补回来”，这就是心理学上的“受害者转化为加害者”。
皇帝和官府更是将这种心理推向极致。做奴才时习惯了毫无尊严，等熬到有了点权力，就迫不及待地让比自己更弱小的人给自己下跪。 这种社会所有人都在“跪他人”与“被他人跪”轮回怪圈，每个人都在用欺压弱者的快感，来弥补自己在强权面前丢掉的尊严。
相比于这种奴性文化的庞大惯性，中国传统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那点微音显得毫无意义，前者是最普遍的社会实践， 而后者只停留在道德层面，基本体现不出实际的社会价值， 因此毫无约束力 。
事实上，跪拜文化让社会盛行恰恰是己所不欲偏施于人。 皇帝自己绝对“不欲”打光棍、被阉割，却让成千上万的太监失去生育能力，把天下美女收入后宫。农民工不嫖娼是罪恶， 当官的包二奶三奶却是小节问题，只要政治站队没毛病， 就可以忽略不计。 文革中有人拿李作鹏乱搞男女说事儿， 林彪一句话就给李瞎子解了围：那都是小节， 忠于主席路线才是大节 。
这种文化的泛滥， 造成的是整个社会的病态心理， 因为就算是普通国民，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活在一个极度不公、自己被当成狗一样的社会！那会给他的心理带来极大痛苦。为了摆脱这种痛苦，他的大脑就会主动帮威权洗脑：“圣上、领袖、长官都是神一样的存在，我们奉献给他们是理所应当的。” 于是这些心造的虚幻的神圣们，就这样成了弱者自我麻痹的镇痛剂
四，如何帮孩子解开这些缚在他们脚踝上的“麻绳”？
1. 孩子教育不是大而化之的务虚作业， 要把庞大的目标拆解成小步骤，并在这些小步骤中让孩子不断看到自己的成功和胜利。比如， 不要要求孩子一下子“把房间整理干净”，而是让他先“把书桌上的书放整齐”。每一次微小的完成，都是在给他心理的“掌控和自信感储蓄罐”里投进一枚硬币。
2，鼓励“过程”而非“天赋”：当孩子取得成绩时，不要夸“你真聪明”，而要夸“我看到你这周每天都在认真复习，你的坚持有了回报”。让孩子明白：结果是由可以控制的“行为”决定的，而不是由不可改变的“命运”或“权威”决定的。
3. 允许孩子犯错，并把错误当成学习的道具：当孩子打翻了牛奶、做错了题，不要情绪爆发地惩罚他，而是冷静地引导：“牛奶洒了，我们看看用什么抹布能擦干净？”让孩子在体验中明白：错不可怕，我是有能力解决问题的。
4， 废除尊卑跪拜，建立人格平等的家庭关系：彻底摒弃传统文化中“父权至上”、“长幼尊卑”的专制残余。鼓励孩子站直了说话，允许孩子提出质疑和不同意见。尊严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一方对另一方的臣服上。 只有拥有独立人格的孩子，才不会在面对权威时习惯性跪下。
破除“习得性无助”，本质上是把生活的控制权重新交还给孩子。那只大象之所以被细绳系住，是因为它以为自己还是当年那个弱小无助的小象；而我们的孩子，本就拥有无限成长、挣脱束缚的潜能。别用打压、包办、以及充满专制毒素的尊卑叩拜为他筑起心理的牢笼。请给孩子站立的尊严、探索的空间和尝试的勇气，让他亲手撕掉“我不行”的标签，长成真正能够站立如松、独当一面的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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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假設了老子對兒子的影響，是可以定義兒子的，至少有很大的影響。但事實不是這樣。有些年輕人也不這樣想——總有些有【反骨】的年輕人，不管你怎麼去影響他，他依舊故我，他總能從你的影響中脫出來。這些人中，有些會實現自我。這些人對社會的影響，有如維生素。
其餘的人，他會被定義，那麼最好是有個好的定義。夾在中間，不能自我而產生自我錯覺，產生了另一個問題，就像大象指着那根草繩罵；年轻人指着老人罵：【都是你的錯】；老人指着傳統罵：【都是你的錯】；大家一起指着社會罵：【都是你的錯】。他卻不知道——忘記了自己已經獨立了，可以去作自己的事，創造自己的【傳統】印記。
先秦傳統對現代社會就如極細的草繩。我生活中遇到的人，從未見有哪一個真正地，哪怕完整地讀過《論語》，或任意哪一本傳統經典。反過來，美國英國1900年左右的教育，日本50年代的教育，可以問問AI是不是死記硬背，規矩大如天的？這並沒有造成維生素缺乏。
教育不該是從前引導，從後推動，而是或左或右地影響孩子的軌道，靠自己的引力。軌道是不可設計的——這個可能是認知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