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ETS两个月

来到美国的第三年，我终于迈过了博士资格考试这道坎。紧绷了三年的神经骤然松弛，但站在象牙塔的十字路口，前路却是一片浓雾。那时的我，心中似乎还残存着对做学问的清高与向往，而对于外面的世界——如何挣钱、如何投资、真实的社会规则是什么——我的大脑里完全是一片空白，干净得像一张白纸。

然而，现实的生存与对未来的试探，催促着我向校外投出了第一批实习简历。

因为专业相关，我懵懵懂懂地瞄准了药厂的统计师岗位。接连响起的电话面试，却像是一场场意料之外的“鸡同鸭讲”。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工业界和药厂对候选人的实际需求是什么。面对电话那头面试官务实而犀利的提问，我只能凭着在学校里积累的直觉和感觉，毫无章法地说了一大堆学术理论。从面试官的角度来看，那样的表现自然是辞不达意、偏离重心的。不出意料，药厂的大门并没有对我打开。

就在满心挫败、对自己的社会生存能力产生怀疑的时候，美国教育考试中心（ETS）向我伸出了橄榄枝。他们没有给我直接录用的许诺，而是给了我一个为期两个月的试用机会。

为了把握住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我需要从北卡罗来纳州迁往新泽西的普林斯顿。那时的我，全部身家和代步工具仅仅是一辆已经开了一段时间、略显沧桑的二手韩国车。当我向身边的朋友宣布，我准备直接开着这辆旧车，一路北上跨越几个州开到新泽西时，我的台湾同学听了被吓得够呛。他不仅担心我那辆破旧的二手车随时可能在半路抛锚，更重要、也更让他揪心的是，他深知我当时的驾驶技术实在差强人意。在这样糟糕的车况与生疏的车技下，还要载着太太挑战如此遥远的长途跋涉，在他看来简直是拿生命在冒险。出于对我们夫妻人身安全的极度担忧，他甚至主动提议，由他来帮我把车一路开到新泽西。

然而，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时的我身上有着一种读书人特有的倔强与无畏，压根没把潜在的危险放在心上。我婉拒了同学的拳拳好意，在一个清晨，塞满行李，直接带着太太，开着那辆二手韩国车，在一阵阵发动机的轰鸣声中上路了。

方向盘在手中，太太在身旁。本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远行，可当那辆二手车驶入95号高速公路（I-95）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台湾同学当时那种“吓得够呛”的恐惧从何而来——我的平庸车技在现实的复杂路况面前被瞬间放大。

那条繁忙的交通大动脉上，竟然有那么多的隧道。一个接一个的水泥巨兽将我们吞没，车流呼啸，灯光昏暗，我这个从没见过这种阵势、车技又不行的校园书呆子，双手紧紧攥着方向盘，手心里全都是汗。在密闭的隧道里，我毫无经验，退可见步，只能硬着头皮、老着脑子，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的路死撑着往前开。好不容易钻出了隧道，迎头撞上的又是费城那仿佛没有尽头的高架桥。车窗外是密密麻麻、错综复杂的钢铁与水泥森林，车轮下是高高悬挂在城市上空的悬崖道路。大卡车从身边呼啸而过，我一边机械地控制着方向，一边在心里无数次地犯嘀咕：这没完没了的高架桥，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开完啊？

那条漫长的公路，用隧道的黑暗和高架桥的无尽，提前向我展示了象牙塔外那个复杂、多变、甚至有些令人窒息的真实世界。但命运终究是温柔的，当我带着一身的疲惫与惊魂未定，开着那辆立了战功的二手车安全抵达新泽西普林斯顿，踏进ETS的大门时，我遇到了我在社会上的第一位引路人——我的老板。

他毕业于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是一位学识渊博、为人极尽宽厚的博士。或许是同有北卡求学渊源，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对我十分照顾和关切，让初来乍到的我瞬间感到了一丝心安。当时，他正主持一个极其重要的国家级项目：评估美国八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国家教育水准，涵盖英文、数学和科学等多个核心学科。他所采用的核心武器是贝叶斯统计方法。在这个模型里，他巧妙地在多元正态分布的参数上再赋予一个先验分布。然而，多元分布中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必须是一个严格的正定矩阵，这意味着其上的先验分布绝不能随便乱来。而我的核心任务，就是攻克这个难关，做好方差协方差矩阵上的先验分布。

老板给了我几篇前沿的学术论文，又塞给我一叠厚厚的旧式 FORTRAN 源代码程序，希望能把先验分布做好。重新回到熟悉的公式与代码世界中，我突然发现，自己在药厂电话面试里“辞不达意”的窘迫和迷茫瞬间烟消云散了。在数学和统计的专业领域里，我有我无可替代的底气。在此之前，我在国内就已经用牛顿-拉夫逊方法（Newton-Raphson method）编写过非常复杂的程序，高强度的数理训练和编程实战，让面对眼前这个评估项目时，做起来感到相当轻松容易。那些在别人眼里枯燥晦涩的代码和矩阵约束，在我手里很快被梳理得顺理成章。我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还把整个模型推向了更扎实的层面。

我的努力和能力得到了老板由衷的赞赏。后来，这个项目的所有研究成果被整理成了一篇含金量极高的学术论文，顺利发表在了业内的专业刊物上，老板非常慷慨且公正地把我列为了文章的第二作者。

不仅在工作中悉心指导，在生活上，这位宽厚的老板更展现出了毫无保留的真诚与善意。实习期间，他热情地邀请我和太太去他家里吃了一顿饭。那是一顿充满家庭温馨的家宴。老板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当时的大女儿大概五、六岁的样子。那个小姑娘似乎特别喜欢我，像个小跟屁虫一样，迈着小碎步在家里紧紧地跟着我。中途我不小心，一脚踩到了她娇小的脚丫上，当时心里吓了一跳，心想这下可把孩子踩疼了。可没想到这个小姑娘性格极乖也极倔，她愣是一声不吭，硬是没说疼，揉一揉脚，依然笑嘻嘻地、紧紧地跟在我身后。

老板的太太也特别健谈，她好像同样是学数学出身的。当时她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从事的是前沿的市场调研模型（Market research modeling）开发。那晚，在饭桌的香气里，听着她聊起如何把数学逻辑应用在社会的商业市场中，而旁边的孩子在嬉戏打闹，这极具烟火气的一幕，让当时对“如何赚钱、如何投资”完全没有概念的我和太太大开眼界。我们第一次直观地看到，原来高深的数学不一定要被锁在冷清的学术天平上，它完全可以变成一个人养家糊口、在家兼顾生活的强大武器。

在这段学术顺利推进的日子里，老板还带我去拜访了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泰斗级教授。这位教授名气极大，正是统计学界大名鼎鼎的EM算法（Expectation-Maximization algorithm）的发明人。对于当时的常人而言，面对这样的学术巨擘自然是高山仰止，然而那场会面却让我大跌眼镜、目瞪口呆。堂堂顶尖学府的大教授，在交谈中竟然满口脏话，“F”开头的字眼毫无顾忌地漫天飞。作为一个对粗口有着天然反感的人，我坐在那里感到极度的不适与震惊。后来我想，这大概也是美国某种特定文化的一种侧面吧，习惯了好莱坞电影里那些泛滥的市井脏话，只是没想到会以这种粗鄙的方式，具象化在一个学术神坛人物的身上。

不过，人有瑕疵，逻辑和真理却是纯粹的。我这辈子在自己的科研和职业生涯中，其实从没有真正亲自使用过这个EM算法，但命运的奇妙和善意往往超乎想象。两个月的实习结束，当我回到北卡校园后，我的一位北卡同学在撰写博士毕业论文时陷入了严重的瓶颈，整个人焦虑万分。那天，我们坐在一起，面对着他那停滞不前的论文卡点展开了苦思冥想的讨论。看着他一筹莫展的样子，我的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猛地想起了在新泽西见到的那个古怪教授以及他的算法。我脱口而出对同学建议：“你试试用EM算法来解这个瓶颈呢？”果然，这个精妙的算法成了救命的稻草，天衣无缝地彻底解决了困扰他许久的难题，帮他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那位教授行为虽然惊世骇俗，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数学工具，却在无形中拉了我远方朋友一把。

而硬币的另一面，是我们在新泽西真实铺开的、柴米油盐的生活。离开校园的象牙塔，现实的经济压力像潮水般涌来。那时的美国物价极其稳定，几乎没有通胀，可对于我们这样没有积蓄的学生来说，新泽西的生活成本依然沉重。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在超市里看到刚上市的西瓜，一个要价5.99美元。就为了那只西瓜，我站在柜台前算计了很久，买得心惊肉跳，那份因囊中羞涩而带来的焦虑感，成了我对新泽西最初的物质记忆。

当时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是一个年轻的白人研究生。他的工作极其有趣，每天的任务就是阅读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文章，然后基于这些文章的内容去编写SAT考试的题目。看着他整天埋头在那些荒诞离奇的故事里“咬文嚼字”，我则坐在ETS的电脑前与高深的多元正态分布和矩阵打交道，两相对照，让人不禁感叹这个庞大教育评估机构背后各司其职的奇妙。

更让我们受到观念冲击的，是在新泽西见到的另一位同样来实习的台湾女学生。闲聊时她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们，她一来到美国就直接在这边买了一套房子，计划等博士毕业的时候再把房子卖掉。这样算下来，相当于这几年的房租全都白住了。听到她这番精明的“以房养学”策略，我和太太当时面面相觑，内心却完全无感。在我们的世界里，连买个5.99美元的西瓜都要掂量半天，哪里敢去奢望、去理解“买房投资”这种事？那种超前的财富思维，对当时的我们而言，就像另一个星球的故事一样遥远。

不仅是对商业房产无感，当时在ETS的一个聚会上，我还见到了一位同样从大陆来的博士。他当时充满自信地谈起，自己的专长是“缺失数据填补（Statistical Imputation）”，可以说是靠着这“一招鲜”吃遍天。对于一个还在象牙塔里追求虚无缥缈的学术宏大叙事、对如何挣钱和在工业界立足毫无概念的穷学生来说，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这段职场经历和实用主义的技术逻辑，对我将来如何在美利坚这片土地上立足有何借鉴意义。那时的我，脑子里只有公式和代码，根本不懂得这“一招鲜”背后的生存智慧。

就在那段日子里，整个美国都被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轰动了——O.J.辛普森涉嫌杀妻案 [1.1]。在那个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全美几乎所有的电视和目光都聚焦在了那场举世瞩目的高速公路追逐战上 [1.1]。警察的警车在公路上围追堵截，追赶着将车开到一百多英里的辛普森，而各大媒体的直升机就盘旋在辛普森车子的头顶进行全美直播 [1.1]。在ETS的聚会上，这个极具戏剧性的案件成了我们这群华人学生和学者们茶余饭后最热烈共有的共同话题 [1.1]。我们坐在安静的普林斯顿，谈论着遥远西海岸的喧嚣，那场震动全美的风暴，成了我们那段新泽西记忆里最鲜明的时代背景板 [1.1]。

可贵的是，物质与观念上的巨大鸿沟、甚至时代风暴的嘈杂，都没有阻隔我们之间最纯粹的友谊。后来，这位台湾女同学还高高兴兴地和我们夫妻俩一起同游费城。在此之前，朋友们听说我要开这辆车跨州都吓得够呛，可推她这位早早买房的“富家女”，对坐我们这辆略显破旧的二手韩国车却似乎完全不介意。

不过，那趟旅程对我的车技依然是一场大考。到了费城的停车场，我们需要从一层开到六层。那是一个没完没了、极窄的螺旋门通道，需要握紧方向盘不断地盘旋绕行。我当时手心冒汗、心里捏着一把巨大的汗，生怕在一个错神间擦撞上水泥墙。除了费城，我们后来还一起去了大西洋城的赌场。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真实的赌场，充满了新鲜与喧嚣。台湾女同学和我太太都兴致勃勃地去试了试老虎机，可惜她们当时的手气都不太好，塞进去的硬币很快就没了声响。轮到我这个对“挣钱和投资”完全没有概念的穷学生上去随手一试，奇迹却发生了——伴随着一阵清脆悦耳的金属碰撞声，老虎机里哗啦啦地掉出了一大堆硬币。那堆意外坠落的硬币在灯光下闪闪发光，成了我们那趟旅程里最欢快的谈资。

遗憾的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实习结束后，我们各自走向了不同的人生轨迹，那位曾经坐在我们破旧二手车里、和我们一起为一堆硬币欢呼的台湾女同学，后来也在岁月的流转中渐渐失去了联系。

时隔多年，如今坐在高楼里回望过去，现实的世界早已换了人间。经历了疫情的洗礼，曾经那个物价几乎零通胀、买个5.99美元西瓜就能心惊肉跳的稳定美国已经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物价飞涨、阶层撕裂的“K型经济”——有本事挣钱、能站在K字上方的人日子越过越红火，资源不断聚拢；而赚不到钱、落在K字下方的人，连基本的生存都愈发艰难。

就像当年那位在新泽西敏锐买房的台湾女同学，或者那位坚信“一招鲜吃遍天”的大陆博士，亦或是那位满口粗鲁却惊才绝艳的EM算法发明者。他们或许早就用各自的方式窥见并顺应了资本、技术与个性的生存逻辑。而那时的我们，还只是守着学术理想、在5.99美元的西瓜前局促不安，看着电视里轰动一时的O.J.辛普森案大开眼界，在老板家里感受着家庭的温暖，却又拥有彼此真诚相待的、单纯的赶路人 [1.1]。

这也让我更加感激那段在ETS的岁月。开着那辆破旧的二手韩国车，由着一份“初生牛犊”的孤勇，硬着头皮闯过95号公路的隧道与高架桥，转过费城窄窄的螺旋车道。在社会的洪流里，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解开现实的方程，同样是一条充满力量、且能获得尊重的路。那是我的第一份校外工作，它不仅让年轻的我和太太赚到了走出校园的第一桶金，更用一种极其温柔且骄傲的方式，将我稳稳地推向了K型曲线中往上走的那条轨道，为我敲开了通往未来职场的大门。